第三节 宁波水文化的特征

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生存其间的人们不同的秉性和精神面貌，它在保留传统文化精神和思想观念的同时，亦具有独立性、地域性和特殊性，更多地体现着一个区域的风俗传统、心理状态、生存方式和行为观念。宁波7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流淌着宁波人改造自然、创建家园的艰辛与豪迈；巍巍四明古地上，散布着宁波先民意匠巧工、睿智灵气的创造成果。宁波区域文化富有“水”性，依赖于“水”的浸润与滋养，宁波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水文化。宁波的水文化无可置疑地打上了宁波文化的烙印，而宁波的文化从来就没摆脱过与水的牵连，甚至可以说，水是宁波文化的前提。这种风格无所不在，影响着宁波一地的造物、思想、社会、文化、美学等方方面面。

一、天一生水：宁波水文化中的哲学之道

“水”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有着最瑰丽的神话想象，也同时蕴含着中国思想最深刻的哲学本喻（root metaphor）。中国传统治道的神话叙事从“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第十八《海内经》）开始，帝禹如驯服野兽一般，凭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将洪水引入河道，这是古中国从蛮荒走向文明秩序的象征，中国人所谓“治”，即是水循道而行，天下秩序以定。同时，治水不仅是农耕中国驯服自然的技术行动，也为中国人的政治和伦理实践提供了最根本的形而上学依据。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第八章）由此可见水文化的多种特性：一是“知者乐水”，就是说聪明的人乐于水，水文化是与儒家“仁者文化”对立互补的道家“智者文化”，具有聪颖灵慧的特性；二是《老子》以水为例，说明以柔克刚的道理，水有柔性，但并非柔弱，水滴石穿，水文化的柔性之中蕴藏着坚韧不拔的性格；三是“上善若水”，老子认为上善的人好像水一样，心胸善于保持沉静，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以上三个方面正反映了传统的水文化体现在宁波人心态层面的特征。勇于变革、开拓创新、富有韧性、务实大气、兼容并包，是宁波文化的主要特征。

宁波水文化的书写传统一脉相承、历史悠久，历代甬上文人留下了大量咏叹故土山水的诗词华章。甬上先贤黄宗羲就著有《四明山志》，全祖望曾七校《水经注》、五笺《困学纪闻》、续补《宋元学案》、编《天一阁碑目》、辑《续甬上耆旧诗》，为当代和后世留下前朝遗闻，以表彰节义道德，教化世人。宁波文化荟萃，历史上曾有较高层次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派，如四明学派、姚江学派、浙东学派。浙东学术之所以能独成一派，是因为其思想上的源头活水。通过学术源流的追溯，我们可以看到浙东学术一贯的关切和性格。经世、务实、救偏、兼容、求真，是浙东学术中的主要精神。宁波人热衷藏书绝非抱经不读，尤其在宋代之后，学术与藏书文化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彼此滋养，使得宁波人越加生发出强烈的学派自觉，这种学派自觉意识最终造就了古今宁波读书人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一变生水而六化成之”，此一经世致用的品格历经时代衍变而化为甬上读书人的普遍秉性。

自南宋时期开始，宁波人沿月湖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形成月湖上十洲胜景。历朝历代，十洲之上世家宅第林立，书楼讲舍遍布，庙堂寺院众多，园林泉石独幽、小桥流水、竹影荷香，极富江南水乡和地域文化特色。月湖还因发轫于宁波白云庄的浙东学派而受人关注。至明代中期，同样是在月湖岸上，退隐的范钦营建了让其名垂青史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范钦好读书也好藏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天一阁的定名，取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范钦也因此在建筑格局中采纳了“天一地六”的格局，楼外筑水池以防火，以水制火，同时采用各种防蛀、驱虫措施保护书籍。范家后人世代沿袭“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1676年，范钦后人范光燮传抄天一阁百余种书籍供天下读书人共享。尤为世人称道的是，范光燮还打破祖训，帮携本乡学人黄宗羲登楼阅读天一阁藏书，使得黄宗羲成为首位进入天一阁的外族人。黄宗羲为天一阁编制书目，并撰写“天一阁藏书记”，颂扬范氏后人“范氏能世其家，礼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云烟过眼，世世子孙如护目睛”。（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在后来的岁月中，月湖以西的这座藏书阁成为编纂《四库全书》时重要的文献来源地，后更成为清代皇家藏书楼的模板，乾隆年间敕造的南北七阁均模仿天一阁的形制而修建，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澜等，无不继承“天一生水”的美好期许，在书阁的名字中弥漫开氤氲的水汽。

明清以来，自范氏天一阁始，相继又有徐氏烟屿楼、张氏方岳第、童氏白华堂，宁波私家藏书蔚然成风，延至今日，造就了“书藏古今”的宁波文化特色。而黄宗羲与天一阁及月湖讲学的渊源，也直接通过其主张“学贵履践，经世致用”的学训，进一步培育了后世浙东学术品格，这种品格由他的学生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发扬光大并世代相承，形成了地域化的知识共同体，以一种共同的经世谋生品格在儒学当中别开生面，在近代与湖湘学派和岭南学派鼎足而立。浙东学派兼收并蓄、通经致用、开拓创新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宁波厚重内敛、敢于开拓的城市文化的根基。

天一生水明州府，浙东文脉白云庄。这个城市和这种文化，能够容纳其智慧者，而这个城市的智慧者又能够反身而诚，藏书于家，撰文立说，教化民众以良好的习惯和知识，这是一个城市最为动人之处。

二、山堰利水：宁波水文化中的造物之术

宁波是一座濒水而居、因水而兴的城市，域内江海互通、舟楫往来，河网密布、水系发达，三江交汇、气势磅礴。那一脉奔腾不息、注入东海的江河之水，赋予了四明大地以灵气，促进了宁波的兴盛和文化传承，也涵养了宁波的城市文明。水虽至柔，善利万物而不争，然有时却又桀骜不驯。故此，勤劳的宁波人民，对水的认识、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从未停止。穿越历史长河，一曲曲治水的壮歌，感人肺腑；一幕幕治水的往事，千载流传；一代代治水的能臣，名垂青史。器具的制作是属人的技艺，人类正是通过制器修艺积累文明。宁波本土水文化的开端起自河姆渡，正是在这姚江边上，今人挖掘还原出了当时土著居民的生活世界，深挖到地下，人们发现这里生活着最早的稻农，他们制作使用石头、黑陶骨木等器具，背山面水建造抬高居住面的干栏式木构房屋，过着群落的定居生活，从事稻作和水利，饲养家畜，饭稻羹鱼，正是“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人生活的原型。器物的制作最原始、最真实地打开了人的生活世界。最早的宁波土著河姆渡居民逐水而居，他们依据基本的自然生存条件，创制器具和稻作水利的农耕生活方式，从此，越人就如此生活了，这是江南水乡农业传统的开端。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改写了江南的历史。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历史上称“江南”，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江南地区被认为是相对落后的南蛮地区。而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证明江南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走出史前史之后，先人在治水过程中，也是左绳右矩，因势利导，堵疏结合，如在宁波这片土地上作诗一般，浚湖筑塘，造桥作堰，而且在水利工程实践中区分了堰、碶、闸、埠、渡、塘等细目，尤其是带着鲜明本土特色的堰、碶、闸的分类。对这些水利设施和装置的定名是宁波先人对水的理解和形式规定，其范畴的分类和命名，有着属于自己的严格规定和区分逻辑，从这种细致的区分、制作和命名当中，可以看到本土水文化中务求实用、质朴精微的造物精神。古宁波人在海侵之后的盐碱陆地上寻觅宜居家园，改良土壤，历经漫长的造城历史，从鄞、鄮、句章三座雏形城市，到作为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罗城和子城的建造，以及到最终宁波滨水城市格局的形成，这种造物精神处处体现，最典型的莫过于它山堰工程。

它山堰是让宁波名世的古代伟大水利工程，其本身就是宁波水利的重器，在宁波水文化史中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筑堰之前，海潮可沿甬江上溯到樟溪，海水倒灌使耕田卤化，无法保障收成，且城区淡水资源不足。它山堰正是因需而生、阻咸引淡的渠首工程，其设计周详、结构简洁、建造精密。涝时水流七分入江、三分入溪；旱时七分入溪、三分入江。堰身设计深具现代科学原理，迄今千余年，历经洪水冲击，仍基本完好，至今尚能发挥阻咸、蓄淡、引水、泄洪作用。据专家分析，许多设计原理是20世纪才被发现的，因此它山堰堪称水利建筑史上的奇迹，海内外研究此堰者颇多。尽管如此，它山堰无关才子佳人，无关烽烟风云，既无艳丽风光，也无大人物增色。它只是一方方普通的石头，静躺此处，经风雨流水冲刷近千年，兀自静卧于山川林木之间，周时奋说它“不勾不连，无牵无挂”，可不起眼的它山堰却和宁波城深深地勾连在一起。它是一处古老的工程，彼时的宁波只是北方皇朝的一处鄙薄之地，而一个小小的鄮县县令王元暐，却能够竣成此功，阻水截流，引樟溪水入南塘河，灌溉沿河八百顷的卤潮之地，并潴为日湖、月湖，哺育出一个人文渊薮的宁波城，其功绩值得所有宁波人纪念。它山堰建成后，上游的水被堰阻拦，改变流向，流入南塘河。南塘河水向东北流，自南门流入宁波城中，成为日湖与月湖，成为城内各支网河流，这些水成为城内居民饮涤和消防的淡水资源。一千年来，宁波城市所用淡水，主要靠它山堰供应水源。今天的南郊水厂，仍利用南塘河水源。

除了它山堰，同样不求闻达的甬上水事造物还有一处——镇明路上平桥水则碑。水则碑立于适中之地，用以测量水势，镌“平”字于石上，以之为警戒线。城内外各个碶闸视“平”出没为启闭，水没“平”字则开闸泄洪，出“平”字则关闸蓄水，启闭适宜，保民无旱涝之忧。水则碑创立者吴潜亲作《平桥水则记》碑文，申述伐石、榜书“平”字之由，强调碶闸是四明水利之命脉。他还在碑文中感慨道：“余三年积劳于诸碶，至洪水湾一役，大略尽矣。⋯ ⋯平桥距郡治，巷语可达也。然于此郡之丰歉不能忘，故置水则于平桥下，而以‘平’字准之，后之来者，勿替兹哉！”吴潜设立的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统一调度的目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城市水利工程的宝贵遗存，也为研究水利发展史和建设城市排涝防洪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除了大型的湖泊和引水排灌工程之外，宁波先民采用堰、埭、碶、闸控制涝旱，这是宁波水利工程的又一大特点。这类水利工程规模不大，费工较少，但作用巨大，可阻挡江潮、护卫河流，所谓“得淡水迎而用之，得咸水闸坝遏之，以留上源之淡水”, “职所见迎淡水而用之者。江南尽然。遏咸而留淡者。独宁绍有之也”（徐光启《农政全书》卷16《水利》）。而这些具有宁波地域特色的堰、碶、闸、埠、碑、亭等造物，是宁波百姓的日常造物，细致精微，日用不匮，以至于百姓们于生活中与物为一体，浑然不觉。它们根本就是不显眼、不存在的，而这种不突兀状态，恰恰凝聚着宁波人的务实品格和造物精神。同时，也正是这些微小的带着鲜明地方烙印的堰、碶、闸、埠、渡，连接着大河大水的大运河，并向大海大洋延伸。

三、河港联运：宁波水文化中的农商之脉

傍水而居是人类起源以来的共同规律，在城市雏形出现对环境的选择中，滨水场所便成为早期城市的首选。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以及农业社会的逐渐形成，世界上各种民族差不多都产生了不同的水崇拜文化，人类对水的依赖发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一种文明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根本上是由地缘（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文明所处的地缘环境与精神性格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影响一个文明的精神气质最根本的因素，是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换成老百姓的说法，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文化符号。宁波归属吴越文化圈，其在地域上是古代越国的一部分，因此在文化上和吴越其他地域有着相似性。而又因为宁波滨海，“海定则波宁”，于宁波而言，与水的关联至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海，这使得宁波文化又有其独特之处。

水路交通和商帮文化是阅读宁波风云际会悠长岁月的两个关键词。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潮汐出没的宁绍平原居中，多类型地貌孕育出姚江、奉化江、甬江流贯其中，江河湖海点缀其间，构成了宁波“经原纬隰，枕山臂江”的地理特征。“南通闽广，东接倭人，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宝庆《四明志》）“自宋以来，礼俗日盛，家诗户书，科第相继，间占首选，衣冠人物甲于东南。”（成化《宁波郡志》）宁波的先祖于越是一个僻居中国东南沿海一隅的古老部族，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它至少已经有了7000年繁衍生息的历史。越地濒江临海，境内多沼泽、丘陵，山洪、潮汐与猛兽虫蛇相继侵害，自然环境险恶，生存艰难。虽是水乡泽国，气候湿润，但迫于江海，屡遭水患。虽然自然环境对先民的生存影响极大，但是宁波先民敢于与灾害抗争，在困境中韧性战斗，练出一股勇猛强悍之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勇于开拓，从不懈怠，不仅使自己适应自然环境，还试着以自己的力量去征服自然。不事浮华，不好玄思遐想，重稳定实在，力求达成为现实逼到眼前的具体目标，逐渐成为古越重要的文化品格。我国很早就出现了原始的农耕活动，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为了生存，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既向海江索取渔盐之利，利用海江进行交通运输；又向山林提用生活资料；并在平原之地种植水稻，发展农耕经济。凡能利于生存的，他们都不轻易放弃，追求实用的生活态度使先人们创造出灿烂的河姆渡文化，生动展现了长江流域原始农耕图景。河姆渡原始居民已使用磨制石器，用耒耜耕地，种植水稻。在河姆渡遗址，今人发现了大量稻秆、稻谷，稻秆出土时竟然还是黄绿色的，稻谷外形完好。据统计，出土的稻谷，其数量之大，世界罕见。河姆渡遗址共分四个层面，前后延续了约2000年时间。其中第四层、第三层年代距今7000～6000年，是典型的河姆渡类型文化；第二层、第一层年代距今6000～5000年，又称河姆渡晚期文化，或称马家滨文化类型。河姆渡文明因水而生，也因水而改变。姚江灌溉的稻作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农耕文明之一。先民们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克服重重自然障碍，利用自然条件的有利之处发展生产，积极改造自然环境，发展经济文化，把东南地区的远古文明推向了一个高峰，他们勇于开拓、顽强进取的精神也代代相传。这是宁波历史文化发展的源头，也是宁波精神的历史文化渊源。

宁波自古就是一个重要港口，航运业和商业因而成为宁波人赖以谋生的传统产业。宁波农业水利与水运交通的建设是并行共举的，尤其是集航运、灌溉、防洪工程于一体的浙东运河的开凿，加快了地域的开发。宁波从陆路和海域连接起沿海、内陆与海外，分别辐射到北部、南部海港，还通过大运河与内陆相连，通过北部港湾辐射到日本、朝鲜，又经由南部海港与东南亚相连。自古以来，宁波借助海上丝绸之路独享对日本和朝鲜进出口门户的枢纽地位。三江口顾名思义是三条江（姚江、奉化江以及甬江）的交界处，也曾是中国南北船转运的聚集点。宁波就像一个中转站，将南北两地的食物与文化进行“中转”。据史料记载，由于宁波以北的沿海地区多以滩涂为主，受潮汐影响大，而宁波却拥有天然的深水港。浙东运河全线贯通后，到达宁波的内河船，一般从三江口换乘海船经甬江出海。同样，东来的海船，在宁波三江口驻泊后，改乘内河船，转运到杭州、长江沿岸港口以及中国北方沿海地区。唐宋时，宁波进入了以港口城市为核心的“帆船贸易”时期，海港、河口港、内河港三港合一。元代开始，宁波成为当时南方漕粮北运的重要转输港之一。秀水街的桂花厅曾是宁波倪氏家族的宅院。倪氏家族是元代宁波漕运的大家族，据记载，倪氏家族当时有船10余艘，每日可运粮数万担，手下的船夫达到了1000多人，家族中的倪天渊与倪可辅父子也都是宁波漕运的重要官员。光绪《鄞县志》卷2《风俗篇》记载：“水国之利舟楫为尚，东乡船匠善造浙西诸郡各帮粮船及大、小对渔船。南乡段塘船匠善造南北洋商用蛋船及江河行走百官船、乌山船。”可见当时宁波对航运业的覆盖能力十分强盛。即使是在厉行海禁的明代，宁波也依然是唯一开放的外贸港口。到清代乾嘉年间，宁波俨然已经具备“东南都会”的气派。三江口存留至今的钱业会馆是宁波开启中国近代民间商业传统的象征。钱业会馆就是钱庄，是这座古城当时自然衍生的为民间商业资本周转服务的。钱馆吸储、放息，盘活民间资金，为中国近代金融史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也培育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为共同体出现的宁波商帮。

从文化特质上讲，承载历史上巨大规模的物资交流的运河，给农业文明打入了商业文明的楔子。它冲破“文不经商，士不理财”观念的束缚，启发了商业文明的觉醒，推动区域经济的迅猛跃进。因河兴商，因河兴业。讲究实用的宁波人较早摆脱了自然经济的束缚和传统城市的封闭性；显示了自己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他们不囿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经济生活，发展起各项手工业，如烧制的越窑瓷器闻名遐迩，成为世界著名的商贸品牌，远销亚洲、非洲、欧洲等。重用精干的宁波人还创业习商，切于实用的商业使宁波的经济社会得以发展繁荣。以商为业、以商为荣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经商成为一种时尚和习俗。黄宗羲所提出的“工商皆本”的主张正是在宁波地域长期实践基础上得出的。讲究实用的宁波人把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有机结合，并融会贯通于海洋文化之中，造就了一个繁盛的对外贸易港城。农耕文明的宁波城市建设一直受到“地狭人稠”的人地矛盾困惑。力求生存，为求发展，务实的宁波人走南闯北，踏上了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经商之道。“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的根本原因，就是为生计，为发展而选择的一条务实之路。明末清初，基督教传入宁波，宁波开始接受外来文化的洗礼。鸦片战争后，宁波开埠，闸门打开，西方文化进一步输入宁波。上海崛起后，宁波人纷纷转移到上海这个新世界，宁波商人成为视野更宽的“大上海”商人，深入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工商文化这个量的积累下，宁波人群体工商意识更为浓厚，“基本盘面”更为庞大，最终诞生了著名的“宁波帮”。到了这个时候，宁波文化也完成了从传统儒家文化到近代工商文化的过渡，宁波成为近代中国东南沿海最早接受西方工商文化的“新月文化带”的一部分。

近代宁波商帮经济力量雄厚，人才众多，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在北京、天津、汉口等地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一个独特现象。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帮企业家作过高度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邓小平同志也作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这样的决断，主动拥抱宁波商帮的赤子之心。宁波商帮也依然保存着“耕读传家，重地敬乡”的儒商底色，为谋生计甘愿远走异乡，可“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的家国意识依然深深地镌刻在宁波商帮的灵魂之中，这也是经世致用、务实发展的宁波精神的生动写照。

四、陆海联动：宁波水文化中的兼容之器

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宁波这个城市同时具备陆地性和海洋性的特征，城市文化的个性也就在两种特征之间充满张力，这是吴越文化圈其他内陆城市所不具备的特点。大陆文化衍生农耕文化，而海洋文化则衍生工商文化。一半是大陆、一半是海洋的宁波，形成一种比较典型的边缘混合文化，既安土重迁，又有极强的进取之心与冒险精神，自由活泼而不甘固守一地。宁波水文化中这一保守与开放共存的张力，使宁波文化保有一种健全的文化性格，正是这两个相对又相生的特点，使得宁波既能够适应外力带来的时代变迁，也能够固守自身不失自尊。由于宁波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开放意识，兼容并包的人文精神早早地就扎根于甬城这块土地上，它是宁波文化的个性。宁波人既具备农耕文明勤勉安定的品质，又有在海洋的狂风恶浪中乘风破浪的勇气和本领。这里既有内陆农耕文化的特点，重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有海洋文化的特点，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有内陆农耕文化重舍生取义的无畏精神，又有海洋文化中重死里求生的拼搏精神。古城宁波是文化的熔炉，多元文化在此渗透与吸收，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在此并存。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宁波，虽然此前就一直频繁接触外域文化，但终究还是将文化视域固守在亚洲，文化上的交流基本也局限在几乎同质的东亚区域，尤其是日本。作为港口城市，宁波自宋代起就成为与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相沟通的主要贸易港口，宋、元、明、清时期与日本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宁波在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中曾起到关键作用，日本船只必定首选由此入港，最澄、荣西、道元、雪舟等著名的日本留学生都在此登陆。明末清初，宁波余姚本乡学者朱舜水远渡日本，在长崎、江户（今东京）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和汉民族的礼制，自觉传承浙东学术精髓，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备受日本朝野人士尊崇。

真正的开放是对另一种异质文化的开放，宁波城市的趋于开放是伴随着清末中国大一统政治体制的瓦解而发生的。鸦片战争之后，宁波向西洋人开埠，指定江北岸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除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西方传教士还带来全新的文教制度、器物技术，比如中国人完全陌生的现代学校和西方现代医学。也正是对宗教、教育、医疗、商贸等西洋外来文化的吸收，推动了宁波的近代化进程。宁波出现了西医院——华美医院，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甬江女子中学，出现了报纸、孤儿院、轮船公司⋯ ⋯这些都标志着宁波文化当中的新生因素，它们的出现和最早矗立在药行街以及江北岸的哥特式天主教堂一样，深刻改变了这座古老城市曾经亘古不变的格局和文化精神。宁波人终究敞开胸怀拥抱了外来文明，形成今日多元包容的文化景象，这充分体现了宁波人的文化自信。而这种自信，恰恰来自承载在文化造物中宁波人对事物秩序的理解，依然是乡土的、保守的，因而也是自尊的。文化力量形塑当地人的个性，这种个性也反过来强化本土文化的个性。这是特殊的宁波地域性文化面对中原文明体系及国际化的现代文明体系的积极态度。如今的宁波港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已与世界上216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开通了航线，也是上海中国国际航运中心枢纽港的组成部分和功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