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的社会互动是进化优势

人类社群规模存在明显的认知限制，这是否反映了我们的记忆负荷问题（我们只能记住150人，或者只能打理150人社群里的社会关系）？还是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是和关系质量有关的信息限制？我们来看看支持后一种可能的两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在灵长类动物中，雄性的地位优势和它能配对的雌性数量普遍存在相关性。我们可以基于社会脑模型做出这样一个预测——对那些拥有更大大脑新皮层的动物来说，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弱得多，因为它们可以用自己巨大的大脑计算出简单清晰的优势策略。因此，我们应该能发现雄性地位和求偶成功的关系和脑容量呈负相关。从猴子和猿类身上，我们确实发现了这一点。在大脑较大的物种中，地位较低的雄性可以破坏等级较高的雄性的优势，从而成功求偶。它们通过发现更精妙的社交策略，来达到这一目的，如和其他雄性结成联盟来破坏有权势雄性的优势，了解雌性的偏好等。

第二个证据来自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迪克·伯恩（Dick Byrne）的一个分析。他和同事安迪·怀滕（Andy Whiten）整理了有关灵长类动物文献中战术欺骗的案例。“战术欺骗”这个名词指的是动物中一方利用另一方去达到自己目的的行为。结果表明，那些拥有更大大脑的物种使用了更多的战术欺骗。

有关战术欺骗，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雌狒狒欺骗它们的男伴。狒狒的家庭形式类似于一夫多妻制（1只雄性狒狒和5只雌性狒狒共同生活），10～15个这样的家庭单位组成一个共同居住的群体。雄性狒狒对女伴的占有欲特别强烈，不能容忍女伴接触其他雄性。雄狒狒通过惩罚那些离开自己太远的雌狒狒来维持这样的格局，尤其是当雌狒狒让另一个雄性进入它们的家庭中时。瑞士动物学家汉斯·库默（Hans Kummer）曾经看到一只雌狒狒花了几十分钟慢慢离开自己的家庭单位，移动到一块大石头后面。而这块大石头后面有一只来自隔壁家庭单位的雄狒狒，它们在那里卿卿我我。对库默来说，这只雌狒狒看起来是在很小心地让它的头可以从石头上方被看到，而此时雄狒狒就在几米之外的地方喂孩子。

对于这只雌狒狒的行为，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解释。从严格的行为主义观点来看，你可能会认为它在担心自身行为的后果，它知道不与男伴同心同德会招致麻烦。而更一般的认知观点认为，它可能在思考以下问题：“只要对方可以看到我的头，它就会认为我只是在石头后面待着，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后面一种解释表明，那只雌狒狒正在影响和操控配偶的心理状态。

我怀疑雌狒狒的实际行为是否像第二种解释这么复杂，尽管这种观点近年来已经被研究动物行为和认知的科学家们普遍接受。但是，无论哪种解释是正确的，这么巧妙的行为在猴子和猿类中间实属罕见，更不用说那些非灵长类动物了。在动物认知的研究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理化”（menalising）——可以理解他人的思想，而不是仅仅描述他人的行为。其他所有动物的行为都符合行为主义者的假设，而猴类和猿类早已进阶到可以理解行为背后的部分心理过程了。

这一类的研究发现让我们逐渐认识到：问题不仅在于关系的数量，也关乎一些重要关系的“质量”。我们发现了群体规模的上限，因为复杂程度的限制，这就是某一类动物能维持的关系总数。这种关系不是仅仅知道谁是谁，或者张三和李四有什么关系，我和他们俩又有什么关系，而是我能如何运用自己对他们的了解来经营管理这些关系，达到互相照顾的效果。

灵长类动物之所以超越了一切社会性动物，是因为它们巨大的进化突破。这就是它们能达到如此地位，人类的地位会如此显赫的原因——人类继承了同样的社交能力。灵长类动物（甚至包括猴类和猿类）和其他动物物种的差别在于高密度的社交互动。而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差别在于，我们将这一优势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