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成为一名公务员
意外的角色转换
1982年夏天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季节。那时，我从三都一所中学高中毕业，差几分才上线，大学从此与我无缘。我知道，这个结果，将彻底改变我未来的人生走向。
在心情很不好的情况下，我决定到外面闯一闯。到哪里呢？世界那么大，哪里是我落脚的地方！想来想去，我选择青海西宁，因为有个亲戚在西宁工作，去那里，可以投靠他。我把写有地址的纸条揣在身上，拿着父亲卖猪得的几十元钱，踏上了远行的列车。
在西宁市，我在一家建筑工地工作。挖泥巴、挑沙子、拉砖头，吃的是馒头（我们老家吃大米饭），且又吃不饱，一天到晚下来，又饿又累。糟糕的是，建筑工地居然也是个讲关系的地方，有关系的就干轻活、打高分，没关系的就干重活、打低分，一个月累死累活，结算下来只能拿二十多元的工钱。我越想越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折回老家三都。
对着镜子里自己的“青年形象”，我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在家里待着，年纪轻轻的，应当有自己的梦想才成。我多方打听，最后了解到广东湛江正是收获甘蔗的季节，于是背起行囊，直奔广东。我知道我的宿命：农民出身的人，终究还是要靠苦力来解决温饱问题。
与西宁相反，湛江的天气十分炎热，大清早吃好稀饭后，我就和其他工友赶到甘蔗地干活。虽然我在农村也经常干农活，但砍甘蔗这个工作，我还是第一次干，一天下来，整个人筋疲力尽，软塌塌的。由于不熟悉砍甘蔗的方法，加上劳动强度特别大，开始的几天，手起了很多血泡。这点苦不怕，怕的是那个炎热的天气，白天一身汗，晚上睡觉还是一身汗，整个人像是闷在蒸笼里。不到一个月，由于受不了那里的炎热以及强体力劳动形成的高压，我只好放弃这份苦差事，又回到贵州老家。当时想，反正我年轻，哪里合适就去哪里干，直到找到满意的工作为止。那时我用“好男儿志在四方”来宽慰自己，让自己能在艰苦中感受到一点快乐。
回家后，正赶上县里征兵。按照我们水家的风俗习惯，家里只有一个男孩子的，可以不去当兵。我家就我一个男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我觉得当兵也是锤炼意志的一个机会，就特别想到军营里去锻炼，但父母坚决不同意我去。怎么办呢？临到报名了，我想如果我用原名，父母肯定会知道，肯定不送我去，我只好瞒着父母，把原名“张延成”改成“张加春”。这一改，“张加春”这个名字就成了我一生的社会符号。
父母非常担心我去当兵。我有个大伯在公社卫生院工作，他们就去找他，问我是不是也去报名了。大伯查了查体检的名单，说：“没见娃儿的名字。”父母终于松了口气。
但父母没想到，我是在区武装部这个环节“动了手脚”的，他们不知道我不仅体检过了，连政审也过了。两样都通过，武装部的同志就把服装送到了家里，我父母大吃一惊：“不是说没有娃儿的名字吗？”一问，武装部的同志说：“你的孩子叫‘张加春’，怎么没名字呢？”
此时父母才知道，为了当兵，我把按照字辈取的名字都改了，心里十分难受。两位老人眼巴巴望着我，希望我能“回头是岸”，但我的眼神告诉他们，我去意已决。父母见我既然非常想去当兵，他们也只好同意。临走的那天，父亲拉我到房背后，流着泪对我说：“既然你要去当兵，那么就好好当，争口气，活出个人样。”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离开他，离开这片土地。在我们水家，儿子是家里干活的顶梁柱，这根顶梁柱缺失了，等于这个家少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982年的10月，我终于穿上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我的人生轨迹就此出现第一次大的转折。我不停地抚摸着军装，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终于是一名军人了！小时候渴望当兵打仗，这下军装穿上了，剩下的就是打仗了。但和平时期，哪里有仗可打？不打没关系，只要到了军营，就会有新的天地。
人们常说，部队是个大熔炉。我想，作为一个农村兵，吃苦不成问题，关键是如何塑造自己。既然来当兵，那么就应当在文化上有所表现，而这个表现具体来说，就是文字的运用能力。
看得多了，心里就有写新闻的冲动。写什么呢？对，就写战士的生活。我一篇接一篇地写，一篇接一篇地投。转眼间，到了1984年。那一年的4月30日，正是春暖花开的日子。满山绿意朦胧，花香不时飘来，景致十分迷人。
然而，就是在这迷人的春天里，我却有幸在云南参加了著名的者阴山自卫还击作战，那时在云南还有另一场战役就是老山战役，老山先于我们两天作战，这两场战役被合称为“两山轮战”。战后，我开始写关于者阴山战斗的文章，就这样，一篇篇带着战地风采的稿件在军队和地方的报纸杂志上发表。
1985年秋天，我退伍回到了阔别3年的家乡。
我由一个农村青年，在部队锻炼成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部队这个大熔炉，磨炼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顽强的韧劲和执着的精神。这是我在部队最大的收获。
按照政策，退伍兵的归宿，是从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城市退伍兵可以安排工作，而农村退伍兵则回到广阔的农村天地。以往，农村兵退伍回来拿点退伍费，就结婚安家了。我并没想到要结婚，我想到的是不能丢了我的写作爱好，于是我拿退伍费买了一辆自行车，农活之余，四处采访写作，然后将写好的新闻稿投给《贵州日报》和复刊不久的《黔南报》。
辛勤的耕耘总会有收获的，1993年的秋天，我正式成为《黔南报》的一名记者，自己采写的报道，前面可以署上“本报记者张加春”的字样。我想，真正的记者生涯从此开始了，平台在这里摆着，就看自己如何施展了。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把工作做好，把新闻报道做出色，把业务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唯有这样，才能在人才济济的报社扎下根基。
那时的《黔南报》是每周出版三期，后来才改为日报。我要求自己在每期报纸上必须有一篇报道，而且是有质量的报道；每个月要有一两篇重头文章。那段时间，我的报道连续不断出现在报纸上，下到县里采访时，许多人都知道“张加春”这个名字。一种自豪感激荡心间，我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一个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荣誉而奋斗！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从部队大熔炉里煅烧出来的男人，荣誉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它已成为一种精神具象鼓舞着我，让我为青春而战，为理想而战。
专业的阵地给人的提升机会是不一样的，经过几年的锤炼，我的深度报道有了很大的起色。衡量一个记者的业务水平，深度报道是最好的标尺，因为深度报道能够体现记者的认识、眼界、思想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我的能力引起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南）的注意。1998年，黔南州委宣传部想把我调过去，我觉得当一个普通的记者比较适合我，就没有表态。几个月后，有关领导再次找到我，希望我到新的岗位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我提了个建议：能不能不把我的工作关系调到宣传部，我仍然在报社工作，我在宣传部和报社两边做事，两不误。
没想到，一个月后，我的工作关系转到了州委宣传部。我从一个新闻记者，转而成为宣传部的干部，职务是外宣办主任。说实话，对于这个转变，我当时有点不适应，因为它不是我所想要的，但又不能说出来。在报社，我可以有一点稿费，拉广告还有一点提成。
在外宣办主任这个岗位干了一段时间，我又起了走人的念头。因为深圳当时对口帮扶黔南，我下意识地就想到了深圳。深圳分关外、关内两个地区，关内地区是高学历人才集中的地方。虽然我参加工作后通过全省的自学考试拿到了本科文凭，但充其量只能算是半路出家，就只能在关外找机会了。我锁定位于关外的宝安区，悄悄跑到那里，找到宝安日报社。
报社领导看了我的一大摞新闻作品后，微笑着说：“欢迎你来宝安！”这意味着，我的作品打动了领导，新的舞台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想起那句话：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高高兴兴地返回都匀市。换工作的事，我不好跟主要领导说，就跟分管的副部长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里不太适合我，我想换个地方到沿海地区去工作，换个环境，也许更好些。”副部长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跟部长汇报下，怎么样？”
我就开始等消息。我不知道副部长跟部长讲了我的事情没有，他总是做我的工作：“年轻人，慢慢来，会适应的，好好干吧！”
听副部长这样的口气，我感觉走不成了，心里直叹气。虽然一心想走，但我在工作上没有半点懈怠，甚至，我的工作还干得有声有色。当兵的经历告诉我，干什么都得干出色才行，不管你在干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走人的念头。
一年后，我作为宣传部副部长人选，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2001年2月，我走上黔南州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说实话，我的梦想一直是做一名职业记者，现在人生的走向既然发生了改变，那么我就得适应这种改变，而且，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再像以往那样老是动走人的念头，因为我是一名副县级干部了，在职业操守上，应该有所担当、有所挺立才成。
我的记者梦21新世纪之初合上帷幕，打开的另一扇大门向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界。从政，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此时我才发现，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也许当初的梦想是促成你抵达目标的动力，但有时候在前进的路途中，方向会发生改变，而这个改变，也许就是考验自己另一种能力的手段。
我由一名新闻记者，转为一个管理新闻工作的公务员，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的日常工作其实还是与新闻工作相关的，平时仍然跟媒体打交道，跟记者打交道。记者的经历让我在管理上得心应手，因为我很熟悉新闻这个领域。分管新闻工作，并不意味着只负责州内新闻的行政管理，还得面对省内媒体、省外媒体甚至境外媒体，所以说，新闻管理工作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弄得不好，就会损害黔南的形象。
在黔南州府都匀市共有两家电视媒体，一家是黔南电视台，另一家是都匀有线电视台，前者是地级媒体，后者是县级媒体。每有重要会议或重大活动，两家媒体的摄像机齐刷刷摆在一起，竞争的气氛很浓烈。媒体竞争是件好事，但在一个小小的都匀市里都在为同质新闻而竞争，就显得很没有必要了。黔南电视台体量大些，但在运作方面不太灵活；都匀有线电视台体量小，在运作上是轻骑兵。州里看到两家电视台的优势和劣势，建议两个台合并为一个台，让媒体的实力增强，减少不必要的资源竞争。
其时，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同质媒体可以整合，但并不是强制性的。州委宣传部部长领受任务，部长让我协助他对两台开展调研，条件成熟便合并组建新的黔南电视台。整合看似简单，实际上错综复杂，各家媒体都有利益诉求，只要有一家不愿意，合并重组的大戏就唱不下去。当时我从两个台的发展现状、员工的思想状况，到新组建的黔南电视台的办公地点、设备的配置、人才队伍的培养、经费的预算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令人高兴的是，两家电视台都表示十分愿意重组新台。有了这个基础，重组的事情就顺手多了。2003年，新的黔南电视台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新闻资源的整合，让人们在获取新闻资讯时更为便利，州委、州政府在传播方针政策时对媒体的选择更为直接，新闻资源同质竞争的情况不再发生。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变化，但不管是什么变化，我必须去面对。2003年11月，我的人生再次出现拐点：受命到瓮安县挂职当县委副书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锻炼自己管理能力的好机会。虽说只是挂职，但实际工作还需去做，而且要做好。只可惜我在瓮安县工作的时间很短，刚刚起航，就被调回州里。
2004年10月，党的先进性教育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州委将我调回到州先进性教育办公室（以下简称先教办）工作。在瓮安县当县委副书记的经历，对我后来到三都当副县长、县长，在个人成长和能力提高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可以说，瓮安县委副书记的岗位锻炼，实际上是下一步担任地方行政负责人的预演。
考虑到我的记者从业经历，在先教办，领导分派我负责新闻宣传，说这是“发挥所长”。我知道，新闻宣传看似概念化，实际上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要把它做好，就得寻找亮点。所谓先进性教育，就是要有一个典型来引路，以此展开教育，提升广大干部的党性和思想素质。
亮点在哪里？我在脑子里扫描一遍全州的先进典型，发现我的老家三都就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双腿残疾一直跪着给孩子上课几十年的民办教师陆永康，我在《黔南报》报社当记者时曾采访过他。我马上行动，组织人手写好陆永康的材料，报到《贵州日报》《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几家媒体。前两家媒体没动静，后者在某一天来电话，说他们已看到陆永康的材料，决定以《焦点访谈》的形式来揭示陆永康的精神世界，展示他的感人事迹，而且后天就来，希望黔南方面做好接待栏目组的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振奋。我一方面叫办公室的同志把陆永康的材料做得更扎实些，一方面向州领导汇报，接着知会省先教办。之后又跟《贵州日报》联系，说三都的陆永康的先进事迹被中央电视台看中，《焦点访谈》栏目组要下来采访。《贵州日报》迅速行动，第二天就在头版头条刊发陆永康的事迹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有些好的新闻线索，有时需要“刺激”一下，省级媒体才会有所反应。也许平时太忙，省级媒体没注意到最基层的新闻，也许是觉得中央媒体都来关注了，才觉得这个新闻非常重要。以我的经验看，媒体对基层的聚焦，缺乏的不是新闻素材，而是发现，或者是说务实作风。
就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抵达贵州的同一天，《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经济日报》等多家中央媒体的十多位记者，也汇聚到三都。《光明日报》的动作很快，记得采访的当天晚上，贵州记者站的站长一气呵成写好稿子，当日晚间其文章就在网上与读者见面了。随后，多家媒体纷纷刊发报道。经过多家网站的转载，一时间，黔南的先进性教育新闻宣传达到一个高潮，先进党员陆永康的事迹传遍神州大地。可以说，那时全国媒体对陆永康的宣传是铺天盖地的，势头很猛。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阵势，是因为我曾经当过记者，知道运用媒体达成轰动效应的基本规律和操作方式。陆永康被更多的人熟知，我算是一个推手。
2006年，陆永康获得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师德标兵”称号。后来，贵州的电影人还把他的事迹搬上银幕，拍了部名为《水凤凰》的电影。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贵阳电视台曾拍了一部4集的以陆永康为原型的电视剧，多家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很好，但没形成较大的宣传阵势。当然，用艺术的手法来表现陆永康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现在，把陆永康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以新闻的手法来宣传，显然对这个典型的塑造是成功的。通过生动的现实人物，党的先进性得到了很好的阐述。先进性不是概念，更不是口号，而是有具体的内容作为承载的，而这个具体的内容，就是人物。人物选得好不好，反映出你的策划能力和发现新闻的能力，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新闻素养。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1956年成立的，到了2006年，自治州走过整整50年。州里决定策划一个50周年大庆活动，既是对自治州的生日纪念，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呈现黔南的建设成就和发展亮点，是一个很好的新闻事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几乎是顺理成章地被州里调来搞州庆的宣传工作。
当时的州委、州政府要求，州庆活动既要热烈，又要节俭。其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的州庆活动已拉开序幕，州领导受邀到黔东南州府凯里市参加活动。黔东南州庆活动的压轴戏是大型文艺演出，场面热烈，气势非凡，彰显出民族地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深有感触的州领导回来后，让州庆活动办公室重新修改方案，要求大型文艺表演必须突出黔南特色，大气、炽热、精彩，又不能铺张，在效果上不能低于黔东南。
此时，距离黔南州庆活动的正式开展不到两个月时间，时间短，任务重，压力大，谁也不敢接大型文艺表演的任务。宣传部部长对我说：“你来负责这个事！”我一听，头就大了。叫我写几天几夜的新闻稿可以，叫我调度新闻单位、协调新闻资源可以，叫我牵头搞大型文艺演出，我从来没搞过，行吗？我的心里是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
说实话，对于文艺，我是个门外汉，尽管文艺和新闻有某些相通的地方。但不需要我去演出，我这个门外汉管好门内汉就行了。换句话说，做好管理工作即可。但事情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领导分派的任务，你不能用这样那样的理由去推脱。
我赶紧采取行动，调动州内各文艺团体，以及州文体广电局、黔南师院等单位，连轴转，真正是“5+2”“白+黑”，没有一点空闲时间。我第一次接手这么一个文艺性质的大型活动，必须做好。做不好，我是没法向州委、州政府交代的。我没有回头路，也没有备选项目，我只能往前走，而且保证走好不摔跤。好在当时的许多专业人士，比如都匀歌舞团的团长等业界精英，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他们也知道我没做过这样的事，表示非常理解、配合。落实场地，协调部门，抓团队，定节目……那阵子，我没睡过好觉。说实话，紧张程度跟打仗差不多。
州庆活动如期开展，作为州庆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文艺演出非常成功。活动结束，我彻底松了一口气，整个人感觉像脱了一层皮。我的付出得到了领导和大家的肯定。通过这件事，我得出一个结论：凡事都有个开头，没做过的事，只要认真、踏实、真诚地去做，肯定会有好的结果。
让我没想到的是，活动一结束，组织上立即通知我到三都水族自治县担任常委副县长。因为筹备文艺演出期间太累，一放松，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按理说，我这样的身体是不容易出现故障的，但连续多天的超负荷工作，导致多个“零部件”出现问题，最终病倒。记得当时身上的皮肤只要一掐，就出现一个紫色小包。我和领导商量，能不能等几天，我病好了再去三都？但是没容我多休息一阵，第二天调令就下来了。我爬起来，硬撑着直奔那片我再也熟悉不过的土地。
2006年8月，炎热的夏天仿佛告诉我，一个巨大的人生考验和挑战，正在等着我。这是我从一个打工仔到一个军人再到一个记者之后的又一个人生驿站，这个驿站是我的故乡，我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激动，忐忑，紧张，兴奋……人生的脚步，从来不曾告诉你它的下一站该落在什么地方，只有不停地行走，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我的命运再次与家乡三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常委副县长的岗位上不到半年，又接任常务副县长。“常委”与“常务”，虽一字之差，但性质不一样，前者凸显党委的职责，后者凸显政府的职责。到2007年12月，我肩上的担子换为“代理县长”，2008年1月又被“县长”所代替。这个“县长”一当就是整整7年。
当记者的时候，我就长期接触基层，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有了一些思考。出生于这片土地，我知道这片土地需要什么，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和手段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生态美、百姓富、百业兴的画卷，应当如何展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后，这种意识愈来愈强烈，农业、旅游、交通、扶贫、移民等诸多领域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我开始撰写思考性的文章，如《发展壮大黔南旅游业的困难和出路》《加快黔南县域经济发展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几个问题》《加快发展是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黔南茶叶生产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对策》等。这些文章既有理论性的探讨和设想，也有实践的探索和尝试，从多个方面阐释了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认知、理解。
后来有朋友说，你写那么多观点独到的文章，可以汇总出版，让人们分享你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就把22篇文章编辑在一起，取名《困境与出路——从黔南看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交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任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的梁言顺博士看到我的书稿后，认为我的这些想法比较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欣然为我写了序言，作为对我的激励。梁言顺博士是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能够得到他的肯定，我十分高兴。因为我有认知的基础，所以后来到三都担任县长时感觉并不突然。
特大洪水的考验
初到三都，我很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协助县长开展工作。但那时我还并不太明晰自己将要做什么、怎么做。世上的任何事情，只有去深入探究它，才会了解其中的奥妙。我相信这个真理。
“常务常务，是一块抹桌布。”这句话点名一个道理：担任常务副县长，就什么都要做，所涉及的方面可谓千头万绪。工作多，是常务副县长的一大特点。县长一时管不过来的，就叫你去干，尤其是矛盾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唯一的选项了。
2007年7月26日，这个时间节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它对我来说，意味着一个“史无前例”的考验，也意味着一个新形象是如何锻造和组构的。
三都地域狭长，都柳江穿境而过。很多年以前，从三都到广西柳州是通机动船的，后来因水流量减少，机动船的身影就消失了。虽然流量变小，但每年5～7月的汛期，只要遭遇大雨，山洪暴发，都柳江就会变成一头狂怒的狮子，汹涌而下，席卷两岸临水的一切。
7月25日，整个黔南被大雨笼罩，三都、都匀、独山、平塘、荔波等县（市）暴雨如注。由于都柳江上游的合江、丰乐等乡镇一直暴雨倾泻，支流的洪水汇入都柳江，导致都柳江暴涨，水位不断被刷新。望着密密匝匝的雨幕，我想都柳江肯定不会安宁。我祈祷三都平安，但也做好救灾的准备。
当时，县长已到省委党校学习，按照惯例，我这个常务副县长就担起县长的担子。我拿起手机，拨通合江镇和丰乐乡政府领导的电话，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密切关注水位的上升情况，及时报告。天刚亮，上游的合江镇和丰乐乡打来电话，说群众的部分房屋和田地已被洪水淹没；从县城到大河镇的公路，也因为被水淹而无法通行。我喊上驾驶员，试图从丰乐方向经普安绕一个大圈到合江镇。当时公路有许多路段都浸在水里，公路旁边的许多田地也不见了踪影。见到这般景象，我的心里凉透了——群众的财产无时无刻都在受洪水的威胁啊！
半路上，我接到合江镇政府打来的电话，说有一名群众被困在一个沙洲上，形势危急。这名群众在四面环水的沙洲上种有苞谷，一大早他去沙洲看自己的苞谷地会不会被水淹，但未曾想洪水涨得很快，沙洲真正变成了危机四伏的孤岛。
我驱车直奔都柳江上游。到了合江，我见镇里的领导干部和消防人员都在现场。我让十多名群众赶紧用绳子捆石头扔到沙洲上，好让受困群众抓住绳子自救。绳子扔过去，掉在水里，再扔、再掉……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受困群众终于拉着绳子游到岸上。这名群众上岸没几分钟，整个沙洲就全部被淹没了。
了解合江的基本情况后，我返回县城，因为其他地方还有洪灾会发生。刚到县城，就接到政府办公室主任打来的电话：都柳江上游的一个邻县的马颈坳水库垮塌，位于下游的打鱼乡的群众面临巨大威胁！
我挂断电话，觉得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因为从没听说过水库垮塌的新闻，我甚至从未听说过都柳江支流有这么一个马颈坳水库。我吩咐办公室主任：“你赶紧核实情况，然后我们再确定下一步怎么做。”
办公室主任马上从那个邻县和打鱼乡了解到，水库被证实已经垮塌。虽然打鱼乡在县城的下游，水库垮塌对三都县城未能构成任何威胁，但这并不等于没有灾难隐患。
当记者的时候，听到此类消息就会立马赶往事发现场，以抢到鲜活的第一手新闻。但当了常务副县长后，这个角色的职能让我由原先的报道者变为事件的处理者。
各方面的信息很快汇集：马颈坳水库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位于都柳江的二级支流。名义上是水库，实际上是一座小型水电站。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小水电站的建设手续不齐，因此没有经过验收，当然也没有合法的证明。当年建设这样的小型水电站，没有现在这么严，只要想建，就可以搭架子建起来。全国像马颈坳这样的水库，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
我抬头望着乌云堆积的天空，有一种很悲怆的东西在心里涌动、翻卷。我马上吩咐办公室主任向县委书记报告；跟分管副县长联系做好安排，以有备应对无备；电话通知都柳江下游沿江的乡镇和村寨群众，马上疏散。我钻进车子，直奔打鱼乡。
沿江而下，过拉揽林场，40分钟后，我抵达了打鱼乡。看着迅速上涨的洪水，我的心里凉飕飕的。洪水挤在狭窄的河床上，发出令人绝望的响声。洪水上涨速度非常快，河面飘满了树木、木结构的房屋架子，可以看出洪水的突然和残酷。显然，上游的老百姓遭了殃。
从县城到打鱼乡政府，要过一座桥。这座桥横跨都柳江支流，由于干流的水位涨得快，导致同样也暴发洪水的支流水位猛涨，水位接近桥孔的顶部，桥的命运也危在旦夕。当地群众站满两岸，眼睁睁看着河水往上涨，束手无策。
我吩咐办公室主任，通知群众不得过桥，并在桥头设置警戒线。我打算走过小桥，到对岸疏导群众，心想不能让群众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刚走到桥头，不知何时赶到现场的县政法委书记一把拉住我：“张县长，你不能过去！”此时，两岸的山坡由于受到雨水和洪水的侵蚀、冲刷，塌方越来越多，许多树木、房屋的木架子被洪水裹挟，遇到桥孔后形成阻塞堆积，加大了桥垮塌的危机。我想趁洪水还没完全淹没桥的时候冲过去，但还没等我迈开步子，“轰隆”一声，桥像变魔法似的瞬间消失在洪水中。我惊出一身冷汗：好险！如果冲过去，还没到桥的一半，肯定就壮烈牺牲了！这样的牺牲，值得吗？当然不值得，因为我还没为受灾群众做一点事情呢。
县政法委书记乘坐的是警车，我拿起警车上的话筒冲着河对面喊：“乡政府的同志，我是常务副县长张加春，请无论如何疏散岸边的群众，劝阻群众不要围观，注意群众的安全……”
与咆哮嘶鸣的洪水相比，我的喊声显得十分弱小。我估计对岸乡政府的同志多半听不真切，但应当大致知道我喊话的意思。我喊话过后，对岸乡政府的同志开始行动。
从此地到都柳江交汇处大约有几百米，这几百米的两岸被淹没得十分严重，在岸边的一个寨子，已被洪水淹没一半。形势十分危急。
我询问当地群众这条支流的上游有多少个寨子，大约有多少人。群众告诉我，上游有一个村，叫来述村，有几百户人家。我心里一惊：糟了！群众正处于危险之中！此时，电信已经中断，来述村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决定到来述村去看看。
在这紧急时刻，县委书记赶到了现场。我向他简单汇报了一下情况，赶紧动身前往来述村。由于从此地到来述村不通车，我们又返回县城，然后步行赶往目的地。
天黑了，路越来越难走，我们一行人像部队急行军那样朝着来述村的方向进发。不知走了多久，几个县里的干部走不动了，军人出身的我也精疲力尽。之前，我们已将来述村可能受灾的情况向黔南州政府和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做了汇报，走到半路，指挥部来电话，问我们具体在什么位置，我说天很黑，不知道此时的位置是哪里。又问现在的汛情怎么样，我说还没到寨子，没掌握情况。这之后，每隔半个小时，指挥部就来一次电话，目的是掌握形势。
到了一个山头上，指挥部又来电话，说省长已到指挥部坐镇指挥，问我们到了目的地没有？我说还没到。指挥部的同志把电话交给省长，一个陌生而又亲切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你们的县长去哪里了？”我回答说：“去党校学习了。”“你赶紧汇报群众受灾情况。”“到了寨子了解情况后我立即向您汇报。”看得出省长很急，几百户人家一千多口人，他怎么能不急呢？其实，我们比省长还急，因为事情发生在我们三都，要是群众全部被水冲走，将会造成什么后果？
到了凌晨两点，我们终于抵达来述村。群众一见到我们就哭了，说共产党来救他们了。
来述村的房子顺着坡势修建，靠近河岸部分的房子首先受损，当地群众说已被冲走近百栋。据了解，一个村干部当时得知上游的水库崩塌，赶紧组织疏散群众。上游水库的水要到达来述村需要一段时间。正是这短暂的一段时间，村干部紧急疏散群众，挽救了来述村群众的生命。有一个老太婆舍不得家里的东西，在拿了几趟东西后返回家里，被正好赶到的水头淹没了，再也没见到她的影子，当时村干部劝她都劝不住。了解下来，整个来述村被大水冲走的只有这一名群众。
上游的大坝垮塌带来了巨量的水流，来述村的近百栋房子，就是被这势不可挡的水流冲走的，除了人，所有的牲畜都消失了。一整夜，严格地说是下半夜，我们一方面疏散群众，一方面安抚群众，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在我们到来之前，上游汹涌而来的水头已过，这意味着水位会有一个较大的回落，群众遭受的威胁大为降低。
天地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整个世界仿佛被巨大的夜幕吞没了，偶尔的电筒亮光，像是宇宙中的星宿那样弱小。
天，渐渐地亮了，洪水也退去不少。此时我们才发现，河岸边是一片光秃秃的石板，群众说，那里原来有近百栋房子，全被水冲走了。石板上是泥土，泥土上是房基，房基上是房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被洪水冲刷得光光亮亮的石板，可见洪水的力量有多大。我们当即用一部仅能通话的座机向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汇报实际情况。虽然有近百栋房子被水冲走，但得知只损失一名群众，指挥部的同志略显安心。
被大水冲走房子的群众，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沉默不语。部分群众到大石板上，指着某个位置说，这是他家房子原先在的地方。望着光秃秃的石板，有的群众哭了起来。我们安慰群众，说党和政府会及时为大家解决困难，重建家园，绝不会让一户没有房子住，没有饭吃。群众都在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我们知道，群众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关键时刻，党和政府是群众强大的后盾；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党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就是迅速解决困难，让群众安心生产生活。
经过了解，沿河一带有不少村寨的房子都被大水冲走，只是来述村的情况最为严重，大部分房子不见了踪影。接下来的是来述村的重建工作，县委、县政府分成几个工作组，迅速进入救灾工作状态。
来述村的群众听说上游的大坝是非法修建的，显得非常愤激，拿起刀根要到上游讨说法。群众说，为什么水库是非法的？为什么不跟我们下游的群众说一声？群众都认为是邻县欺骗了他们，修那个水库，无异于埋设一颗定时炸弹，他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虽是讨说法，但那么多人拿刀拿棍的，谁敢保证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形势朝着不妙的方向发展。得知这个情况，县委、县政府必须将维稳和重建摆在第一位置来抓，杜绝不幸事件发生，让群众看到希望。为了掌握更为具体的情况，县委、县政府在受灾的第二天就开展受损统计和安置工作，为下一步补助方案提供有效的基础材料。一方面开展救济，将群众分散到其他村民家中暂住，让群众的生活保持正常。另一方面安抚群众，开导群众，消解群众要到邻县讨说法的愤怒情绪，使救灾救济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很快，副省长下来了，省长下来了，水利部部长也下来了，他们到来述村等地察看情况，指导下一步的救灾工作，救灾资金也很快到位。
修复水毁路、桥，新修到来述村的村路，成为救灾的一个重要内容。仅两个月时间，打鱼乡那座被大水冲垮的桥得以重建，三都至榕江的国道修好通车，车子可以直接开到来述村。
这是我到任常务副县长后，面对的第一个危机。此时，关于民生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解决方案，在我心里埋下种子，这也算是我从政经历的一个“开场考验”吧。
之后，书记、县长先后调走。新书记刚来，我接任县长。这次水库垮塌造成的损失约一亿元。
也许是邻县的领导感到责任重大，灾后不久，该县的书记、县长来三都看望受灾群众。我担心他们到灾区会被当地的群众追问甚至殴打，就事先做好群众的安抚工作，说政府一直在积极帮助他们重建家园，确保他们能渡过难关。群众渐渐听从了我们的话，邻县领导看望他们时，虽然满肚子的气，但最终还是感谢邻县领导的一片心意。
洪灾的损失要有人来承担责任，责任的大小根据损失的多少来评判。低于一个亿的损失由省内追究责任，超过一个亿的损失由国家按规定追究责任。一句话，一旦这次损失超过一个亿，将由国家层面来处理。也就是说，将会有一大批人被追究责任，所以数据统计十分重要。本着安置好灾民为主的原则，我们进一步复核数据，最终确定这次水库垮塌造成的洪灾损失是9000多万元，没有上亿，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追究责任。县里的目的十分清楚，那就是重建家园，所以灾后重建工作进展迅速。后来，来述村通过灾后重建，变成了一个民族特色旅游村寨。
任职的三大考验
2008年1月，三都水族自治县召开“两会”，在人代会上，我被选为县长。那一年的天气特别冷，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星期，就遭遇百年罕见的凝冻灾害。三都县城的海拔是399米，从地理位置上看靠近广西，低海拔加上低纬度，每年的冬天都是比较暖和、舒适的。但在那一年，大面积的冰冻灾害覆盖了整个南方，三都也不会因为低海拔低纬度而成为例外。
最初几天，基本上是冬天毛毛雨加寒风的常规“动作”。没想到过了一周，天气越来越冷，毛毛雨越来越大，凝冻越来越严重，过不惯严寒冬天的三都人蜷缩在屋里，很少出门。人们都以为，过几天天气就好转了，因为往年的冬天再冷，也不会长时间保持严寒。但这一年的天气跟人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公路结了厚厚的冰，输电线结了厚厚的冰，房屋上结了厚厚的冰，整个世界一片晶亮光滑。公路和街道结冰，路面就像一面大镜子，车子无法在上面行走；冰凝结在电线上，电线变成一棵粗壮的“电棒”，因为负载过重而被压断，甚至铁塔也被拉歪扯倒。仅一周工夫，三都因为电线中断无法输送电力，整个县城一下子回到“原始社会”。到处一片漆黑，蜡烛成为唯一的光明之源，整个县城的蜡烛卖得一根不剩。更糟糕的是，没有电力，县城的整个自来水系统也陷入瘫痪，供水出现危机。没有水，人们无法做饭；没有饭菜，只能吃面包饼干之类充饥，期待奇迹出现。
没有电的日子，可以短暂煎熬；没有水的日子，后果非常严重。
信息在不断汇集：与三都比邻的丹寨县的许多铁塔倒了，电线断了。我打电话询问丹寨县，回答是：要修好这些铁塔，只能在冰冻灾害结束后才有可能实现。三都的电力线，是从丹寨县至荔波县的双回流线牵引出来的，丹寨县没有电，荔波的线路可以回流电力到三都，但这样做很危险。还没想清楚该不该利用荔波的回流电，坏消息传来：由于电线凝结的冰太厚，导致水龙坡段的铁塔歪倒，输电线脱落，利用荔波回流电力的希望成了泡影。
县水利局局长说，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在刚出现凝冻的时候就去湖南购买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以解决自来水系统的供电问题，我觉得这位局长有先见之明。是的，如果整个政府系统都像水利局那样有预案，就不会出现尴尬的局面了。现在，大家都束手无策，都在等待奇迹的出现，但我知道，奇迹是不会出现的。
天气看起来没有回暖的迹象，天气预报说未来一段时间整个南方都是凝冻。水利局运发电机的汽车无法从都匀方向行走，只好绕道荔波县。荔波更靠近广西，气温比较高一些，凝冻形势不严峻。但他们的车子刚出荔波30多千米的地方，因为路面太滑，掉进公路边的农田里。崭新的柴油发电机躺在那儿，距离县城也不算远，但湿滑的路面连人步行都十分困难，更谈不上开车了。
县城是民生保障的重点，乡镇、农村的问题也同样重要。县委、县政府认识一致：绝对不能让饿死人的现象发生。事实上，遭遇凝冻之类的灾害，农村的影响相对小得多。粮食不成问题，水不成问题，没有电，就用炭火或者柴火做饭。无数事实证明，面对自然灾害，村民们有着强大的自救能力。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马虎大意，要有万全之策才行。县里为此下发文件，要求各个乡镇随时掌握片区的情况，有事及时报告县委、县政府。
县城里有几万居民，在缺电无水的情况下，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城里一旦出现断粮，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事情就会出现，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所以，无论如何要保障县城居民的基本生活。第一，要解决吃的问题；第二，要解决取暖的问题；第三，要保证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第四，要维护社会的稳定。
以上4个问题，首要的是吃的问题。没有电做饭菜，可以用炭火解决，相当于回到过去时代。当时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因为凝冻，木炭成为人们做饭和取暖的唯一生活资料。我认为，必须要有充足的木炭，才能解决生活问题。为此，县政府下发通知，不允许三都境内的木炭运到外地，只能在县内流通，而县城的供应保障是首位的。这个办法很有效，许多部门四处收购木炭，县城居民做饭的条件基本具备。
再一个是水的问题。县城上游都柳江支流有个小型水电站，虽然电力供应十分有限，但可以抽水。从县城到水电站有两千米的距离，我们就从那个小型水电站里抽水输送到县城，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这样。
接下来是汽油的问题。没有汽油，怎么办？我安排一位副县长去找汽油：“无论如何，你要把汽油拉到三都，否则三都将变成一座死城。”这位副县长避开凝冻严重的线路选择从丰乐方向到州府都匀市，两辆油罐车走一段，就铺一段油毛毡，如此反复，走得异常艰难。用了五六个小时，汽油才运到三都。
现在回过头来说那台瘫痪在路边的柴油机。我让分管副县长想办法把柴油机运到县城，因为没有柴油机，就无法抽水和发电，没有水和电，县城居民的生活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此时是下午5点钟，这位副县长就让驾驶员开县里的越野车去，但车子还没抵达目的地，在水龙坡地段，由于路太滑，车子失去控制，滑到公路旁的沟里。后来他们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把车子弄上来，车子被撞坏了，所幸人没受伤。分管副县长打电话跟我说：“形势严峻，车子去不了柴油机的那段路。”我说：“去不了就算了，回到县城再想办法。”
没有柴油机，发不了电。都柳江上游的那个小型水电站，勉强可以解决部分地段的用电问题，同时也可以勉强抽水供应县城部分居民。我原先的考虑是，用新进的柴油机发电完全解决供电问题，现在这个想法实现不了，只好放弃。
小型水电站不是根本的办法，还得利用输电网的电来解决根本问题。水龙坡的那座铁塔被凝冰压歪了，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我让供电局和住建局的局长到我的办公室，了解那里的详细情况。供电局局长说：“铁塔歪了，如果要将脱落的输电线接起来，就必须用一个东西来架住歪倒的铁塔。但现在显然没办法，因为凝冻太严重，而且铁塔会导电。”我说：“人家搞建筑的可以搭架子一层一层升上去，铁塔不算高，怎么就不能用这个办法呢？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嘛。叫几个民兵砍竹子，在铁塔的旁边搭架子，到一定高度后再把脱落的输电线接上，应当是可以的。”说完我就画了一张简易图，示意如何搭架子，同时叮嘱架子不要碰到铁塔，以免意外触电。
两位局长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立马行动。仅两天时间，他们就带领民兵砍了很多竹子，按照建筑行业的老方法搭成一个大架子，然后合力把输电线接上去。铁塔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县城的用电无虞了。后来才知道，在全州12个县（市）当中，三都是最早恢复供电的。十多天的停电，给国家机关的运转和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经过努力，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这个大麻烦。
2008年真是一个多事之年。凝冻结束了，都柳江的“砷污染事件”又爆发，真是此起彼伏。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挑战，我将在一系列的矛盾和突发事件中，提升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都柳江上游的一个县有个锑矿厂，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矿厂排出的矿渣中砷含量较高。这些矿渣大量堆积在一个洼地里，刚好这一年下大雨，矿渣就变成泥浆全部被冲进矿厂附近的暗河，而这条暗河连通都柳江的一条支流。矿渣一泻千里，水污染超出正常值上千倍，严重威胁都柳江下游居民的人畜饮水安全。三都没有什么工业，所以水质很好，沿线地区的七八个乡镇包括县城的十多万群众，都饮用都柳江的水，上游的矿渣流进都柳江后，就成了污染大事件。我们得到群众的反映后，用张贴公告的形式，通知被污染的都柳江沿线的群众，不能再饮用江水。然后，我们组织力量沿线排查。
三都的饮用水也都来自都柳江，现在不允许饮用了，怎么办？我们将情况迅速报州里，州里报省里，省里报中央。此事惊动了环保部部长和国务院总理，他们同时就此事件作出批示，要求处理好污染事件。很快，环保部派人员到三都坐镇指挥。州里派几辆消防车到三都，天天从其他地方拉饮用水给居民。但这样下去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关键还是要彻底解决自来水的问题。
砷污染何时解除？人们的心里都悬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在乡村，群众还可以利用现有的水井解决饮水问题，县城的几万人，困难就大了。当时，我们一方面继续拉水，另一方面寻找干净的水源，同时想办法化解砷污染，让群众的生活归于正常。
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从北京请来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准备提出水污染解决方案。据说2007年黑龙江的水污染就是这位教授化解的，他是水污染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希望。但上面有关部门得知这个消息后，严厉批评我们擅自决定。
一方面是急需解除砷污染问题；另一方面是来自上级部门的压力，而且还是管你的人。怎么办？不请专家不知何时才能解除这个砷污染，靠等大雨来冲走污染源那只能凭运气；如果请了专家就等于与上面的领导对着干。眼看着一天天过去，我们矛盾着。我决定不能再等了，作出了表态：目前化解水污染是当务之急，只要能化解，不用管那些禁令。不过话又说回来，态度归态度，还得积极真诚主动地做好解释工作，尽量得到上级部门领导的理解支持。
就这样，清华大学的那位教授开始开展工作。他天天在都柳江抽水样，然后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几天后，他在从都柳江抽来的自来水里试验他的研究成果，然后检测自来水的砷含量是否超标，并从化解好的水池里取出水样饮用，看看有什么反应。整整两个星期，砷污染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这意味着，三都县城的居民可以放心饮用自来水了。
但问题依然存在。县城下游的江水污染问题并没有解决。黔南本州境内的问题，黔南可以解决；涉及邻州黔东南的问题，省里可以解决；而涉及广西境内的问题，事情就很复杂了。因为都柳江的下游就是广西的柳江，最终注入珠江。省里的态度很明确：无论如何要把水污染控制在黔南境内，实在不行，就控制在贵州省境内。
省环保部门坐镇三都，指挥解决问题，随时关注事态的进展。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一是放开山塘和水库里的水冲进都柳江，以稀释江水的砷含量；二是采取江水截流的方式，减缓江水的流速。通过这样的举措，流到广西境内的江水，砷含量都在标准范围内，避免了江水污染事件的扩散和升级。
从大局来说，黔南的水污染，必须控制在州内。延及到黔东南的水污染，省里不能让污染走出省境，避免跨地区纠纷。要是广西境内的水被污染的话，事情就不太好控制了，需要省与省之间的协商、合作，总之影响会很大。那么长的流径，沿线的群众大多都饮用都柳江水，如果广西境内的水体也被污染，就会造成群众的恐慌，恐慌会增大社会稳定风险。
20天后，水污染的问题解决了，上级部门的领导满意了。最后，作为砷污染源的邻县，党委、政府及相关领导们来到三都看望群众并支援100万元。至于污染源头，因为大水把锑矿废渣全部冲光，这个县采取措施，要求矿山必须处理好矿渣的堆积和排放问题。
都柳江的砷污染事件，涉及社会稳定问题，当时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处理不好，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它考验政府的应变能力和处理大事件的能力。应当说，我在这件事中学习到了一些东西，也锻炼了自己。县长不是天生就会解决问题的，他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历练，以提高自己的行政管理水平。
水污染事件过后，同年11月，一场特大火灾又来了。
三都的东面和南面，绝大部分群众住的是木房子。我还没来三都任职县长之前，每年都有火灾发生，几户、十几户的房子被烧的事故，一年要有好几起。包括我的老家水龙乡，也都是木房子。木房子好住，但最怕火，一不小心，就会酿成严重后果。一些群众就是因为一场火灾，把自己的生活打回到原点。年年宣传，但年年都出现火灾，为什么？因为木房子的火灾风险很大，群众和政府对火灾的控制只能在最低限度。这一天，我得到消息，三洞乡板厘村采丛组发生火灾了。按照惯例，派人员去查看现场，查明火灾原因，慰问群众，及时组织力量救灾。这次火灾的灾情严重，据说有60多户人家被烧。我熟悉那个寨子，那里有近200户人家，失火的话，会造成大面积的损失。我心里犯疑：这个数字准确吗？报告的人说，烧了100多户！听了这个消息，我立马对分管副县长说：“走，去三洞看看！”
县民政局局长也和我们一起直奔目的地。抵达采丛组，只见火灾现场火焰正高。当地群众介绍情况说，这火是白天发生的，因火势太猛，无法扑灭。我立马组织群众，把与被烧人家距离较近的房子推倒，以控制火势蔓延。牺牲几家，可以保护大家。采丛组没有自来水，靠井水是没法救火的，先期赶来的消防官兵只有望眼欲穿地干着急。房子里的粮食以及关在圈里的牲畜，全都淹没在火海里，群众非常着急，有的哭了起来。我曾见过几栋房子被烧，但这么多的房子被大火摧毁，还是第一次遇到。
在这个过程中，我赶紧让办公室把情况报告州里。眼巴巴看着熊熊火焰，无计可施，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助。农村的消防意识很淡薄，又没有消防设施和消防队伍，一旦发生火灾，基本上难以控制局面。
统计下来，有130多户人家被烧毁。130多户，600多人，这个数字是很吓人的。
救灾工作随即展开。一是核实灾情；二是救助；三是查明原因；四是重建。这么大的火灾，一定要问责。我在现场安抚群众，稳定群众的情绪。群众见我在现场，感觉很宽心。当群众出现困难、遇到灾难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县长，肩上的担子是重大的。你的出现，意味着他们遭遇的困境会很快得到化解。
首当其冲的是民政救济。吃的，住的，穿的，这些都要及时解决。我们将灾民安排在附近的寨子住，鼓励有亲戚关系的人家积极安置。因为开始说的是人为火灾，民政补助很少。我们想办法筹钱，给灾民补助购买木料建房。
不久，我到三洞乡查看安置情况。一些灾民很悲观，见到我就哭了起来。我安慰他们，说政府会千方百计把大家安置好，重建家园，对生活要充满信心。除了到附近的寨子投靠亲戚的，余下的灾民住在民政部门搭建的临时帐篷里。每个灾民从民政部门领到了衣服、鞋帽和大米，灾民的吃穿，也得到了解决。
2008年的大年三十，我到三洞乡察看灾民的过年准备情况。经过了解，每户都领到民政部门发放的猪肉，保证灾民有肉过年。灾民对我说，政府的安排很到位，他们现在正在积极盖房子，恢复生产生活。见到灾民信心满满，我觉得稍稍宽心。
因为开始说的是人为火灾，所以三洞的灾民更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重建家园。相关部门调查火灾原因后的结果是电线老化短路引起。事实上这类火灾很难查清楚，如果查出是哪家的人不注意而引发火灾，那么这户人家可能会被满腹怨气的村民们驱逐出寨子，因此结下怨恨。农村房屋引发的火灾，要么是娃娃在家刨火，要么是老人烤火，要么是电线老化短路引发，要说人为放火，概率是很低的。一场大火下来，消防和公安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但在最终得出的调查结论中，往往是归为电线老化，或许这是没有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