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我能够比较轻松地去面对死亡呢？也许是我的弱者情结在起作用吧

晚上好，艾琳。

你的电子邮件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引人深思的乃至有些神秘的话题。我想很难在这次邮件中一一回复。

首先，关于我俩建立的联系：我认为这是我人生中全新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无论每次我们交流的是什么想法，我都觉得像是在打开一份不期而至的礼物，需要很长时间去领会它的层次和内涵。

你在7月4号邮件里面问的许多问题，我觉得是没有答案的。其一就是为什么你和我都可以平和地探讨死亡这个概念，以及能与面临死亡的人自在地相处。虽然我并不很了解你的背景情况，但是我读了你写的书《父亲的战争》（Daddy's War），所以我对你的了解可能比你对我的了解要多一些，我认为我们早期的生活经历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现在都是到了思考这些问题的某一个节点，那么我们来到这个节点的历程是不同的。我很清楚自己多年来对死亡一直有很强烈的恐惧，所以后来我也困惑为什么自己能够很坦然地和来日无多的人相处。也许，就像某句格言说的：当你就站在怪兽跟前的时候，它可能反而看不到你了。或者是在潜意识里面觉得，当死神在房间里面已经找到某个人之后，就不会再注意到房间里面的我了。就好比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里面的布·拉德力（Boo Radley），我就站在角落的阴影里。

小时候，我参加过很多吊唁和葬礼，但即使是家族里老人的葬礼，也没有任何一次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那时候的那些仪式都是走走形式，家人们不会讨论死亡本身。小时候我甚至还给牧师做过几年的助手，参与过很多次下葬的仪式以及更多平时的教会集会，而对我来说记忆中两者最大的区别不过是前者会有弥漫的薰香味道，当然，还有棺材。

有一次，还是我特别小的时候，我母亲生病住院了，不是什么大病，然后我就给她做了一张卡片，上面写到：“期待你快点康复，如果不行的话我已经给你在天堂订好了一个位置。”你能想象吗？我那时候竟然设想她可能会死，为此我被骂得要死。另外一次是我爷爷遇到车祸，心脏受伤，病得很严重，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在跟他说话的时候就很大声而且语速很慢，好像觉得患者病得严重就会耳背或者变得头脑简单。因为这个我也挨批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早年里我对疾病和死亡的所见所闻并没有让我有更好地理解或者能让我感觉更坦然地去面对死亡。

那为什么现在我能够比较轻松地去面对死亡呢？其实我也希望能够想清楚。也许是我的弱者情结在起作用吧。我想，当一个人在小时候性格形成的那段时间里，如果在家总感觉像一个局外人一样，他就会产生对弱者的一种同理心，然后自然而然地就会对其他处在困境的人也产生同理心，包括那些病得很严重的人。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在学习和摸索一个窍门，就是尽量不要站在为别人感到难受的立场上。就像你在邮件里面问的，如何能够在一个来日无多的人身边安静地、让人感到自在地待着，如果你感受到的只是可怜这个人，那就不太可能做到。人们需要的不是被怜悯，而是沟通。如果他们想谈话，他们往往是想坦诚地甚至是有一定深度地来讨论现在发生了什么，以后会怎样。于是当我明确地表达我可以和他们这样谈话时，他们往往会和我谈那些从来没有和最亲近的人谈的内容。这些内容甚至都不能和他们的亲人提起。如果他们需要安静，他们也会让我知道。

安静地陪伴在那些接近生命终点的人身边，是一种美好的时刻。当我用手给他们按摩的时候，哪怕仅仅是亲切的触碰，都能让我感受到这种美好。这些有点难以理解，不过我认为，按摩中的这种亲密接触，以及由此而感受到的灵魂间的沟通，可以让正念（mindfulness）和存在（presence）的感觉更加深入。我通过“心手相连”项目提供给客户的按摩治疗形式，是根据他们的身体状态来决定的。如果他们身体还行，我就让他们躺在我带去的一张按摩床上面做常规的按摩。如果他们身体比较虚弱，甚至即使有我帮忙也很难躺到我带来的按摩床上，那就在沙发或者他们自己的床上来做按摩。如果他们已经体弱到徘徊在死亡边缘，那我就或坐或躺在他们旁边，我的手在他们身体上缓慢而轻柔地移动，其实此时，是否在按摩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给患者提供一种存在感和情感支撑，以及肌肤触碰的慰藉。我想你在这次去照顾你父亲之前可能就已经了解我说的这些，现在感受肯定更多了。我认为这就是给他人撑起一片自在的天空（hold a space for someone），让他安心地去做，去感受，去经历任何发生的事情，不去评判甚至也不刻意去帮助他。

当我们四月份第一次散步聊天的时候，我跟你提到过一位我的客户，她有很严重的肾病。后来她的处境总是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由于她肾病的特殊性，做透析治疗或者是移植治疗都不是很合适，但是如果什么也不做，那么她也活不了多久。她有两个家属做了肾源配型检测，发现都不匹配，唯一没做配型检测的是她儿子，主要是因为她儿子平时好冒险，因此受过很多次伤，所以之前没有考虑过让他做供体，因为如果让他捐出一个肾脏而只留一个肾脏的话对他本人来说不是太安全。但现在这个儿子是唯一的移植候选者，他本人表达了捐赠意愿并且配型成功。可这个母亲却觉得虽然儿子嘴上说愿意，但儿子的声音却显露出一丝犹豫，另外，即使移植手术成功了，但她的病情仍有可能导致儿子捐献的这一肾脏坏死，那到头来可能于事无补，但她儿子却只剩下一个肾脏了，如果结果是这样，那她该怎样活下去？她没法去想象这样的境况，因此强烈希望和她的丈夫还有孩子们（都四十多岁了）来讨论所有细节，包括移植手术的各个方面以及手术本身的合理性。然而，她先生只愿考虑如何让她恢复健康，根本不愿意讨论任何怀疑移植手术合理性的议题，哪怕是她本人提出的也不行。孩子们的立场至少在表面上和他们父亲一致。

这就是她的处境——死亡迫在眉睫，这让她反复思考死亡对她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去接纳它，但她无法让她的亲人倾听她的想法。她觉得，与其移植儿子的肾脏，不如保持现状去直面死亡。在帮她按摩的过程，我们交流得坦诚而深入，就好像我们俩都各自经历着她正在经历的情况。我真的感到惋惜，甚至有一种感动，希望按摩的疗程能够一直持续，这样就可以继续听她倾诉，从而继续我们的谈话。

不可否认，我被她的处境吸引住了。其实，她并不是马上就要面对生命的终结，但她正被死亡这一问题所困扰，就像她一个人在独舞，而家人们只能围观。这就是带着死亡的念头生活，或者说“携死而生”（life with death）的一种形式。

她的处境这么让我记挂，可能还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避讳谈论死亡这个话题的。如同你信里面写的，抱着接纳并更好地理解死亡的态度去生活，会比拒绝死亡意识活得更好。更好地活着也更明白地死去（better for life and better for death），在面临死亡时，会有更好的体验。我印象里面，读到过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被暗杀的情形，当子弹射入他的身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轻轻地念出祷语来呼唤印度教的神灵。我认为他之所以会这样下意识地祷告，是因为他早就明白死亡无法避免，也难以预料，而且就如同他一生最开始和最后的呼吸一样，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和你一样，也会思考那些突然死亡的人是否会在死前有瞬间的知觉，不知道如果事先有心理准备会不会让这个时刻更轻松一些。

你问我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会让人能够有意识地把死亡看作生命的一部分，我想到的是经受折磨、疾病和亲友故去这样的逆境经历，我觉得这些经历能够给予人生经验和见识，甚至可以说有正面的意义。是否这样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意识到和所有其他人共通的感受？我还没有想清楚，需要时间酝酿一下。

顺便告知：我快读完《马尔特·劳里兹·布里格手记》了。的确是挺有意思的书。我在想应该带一支荧光记号笔再读一次，书里面不断看到有些段落讲到了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史蒂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