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博弈说欧元统一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王嬴政一直坚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高压军国政策。公元前221年，当刘邦三十五岁只在沛县当个小亭长的时候，嬴政终于第一次从实质上完成了对中原的统一，并且态度坚决，拒绝分封，开创帝制。

虽然现代有人认为是因为秦始皇高瞻远瞩，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定分封制已经不合乎历史发展的方向，即将被人民所抛弃，故而坚决采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是事实上，秦始皇恐怕没有如此富有前瞻性的眼光，他之所以决定不采用分封制，更大的可能是从周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中得到了警示与教训。

在秦朝之前，只有夏、商、周算是正统所在，其中夏朝的踪迹缥缈难寻，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至今还在争论夏朝的存在与否，而商朝统治的区域非常有限，有迹可循的也就是现代的河南和山东一带，而商朝周围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方国，并不服从商王的管辖。

之前我们提到的周朝，尽管是公认的“天下共主”，但是当时周王室的兵力和通信手段都不足以管辖如此巨大的领土，故而周朝直辖的区域也仅仅是岐山周围的王畿和洛阳一带而已，其余的领土都由武王和成王分封给了手下的功臣宿将与亲族，建立起大大小小的诸侯国。

也不能说周王室没有先见之明，实际上周武王和周公当初也考虑到了诸侯不服天子命令的情况，于是规定天子有六军，大诸侯有三军，次一级的诸侯有两军，最小的诸侯只有一军，每军一万两千五百人。这样天子永远相对诸侯有至少多一半的军事优势。

在封地上，王畿千里，公侯百里，伯国七十里，子和男则为五十里，五十里之下的小诸侯，则只能算是附庸国，连单独会见天子朝贡的权利都没有。

所以，按照周初的制度，周王室理论上拥有数倍于诸侯国的经济能力和动员能力，这种能力也给当时的周王室带来了对诸侯生杀予夺的大权，比如周夷王在位时期，因为听信谗言，就直接把齐国的国君齐哀公抓过来放到大锅里烹了。

但是，随着王室的日渐衰落以及王畿与诸侯国、国与国之间的攻伐越来越频繁，诸侯国的数目几乎呈指数速度在减少。而同时缩小的，还有周天子王畿的面积。

每当王室有事，诸侯国往往能够通过拥立和护驾之功，获得周王室的赏赐，而这些诸侯也就有了潜在的扩大地盘与军事实力的正当理由。春秋时期的佼佼者有齐国、晋国、楚国、秦国和吴越，这些国家无论从军事还是面积上，都比周王室要强势。

比如春秋常霸晋国，虽然是个大诸侯，按照礼制可以拥有上、中、下三个军的兵力，但是三万多人的兵力显然远远不能满足晋国纵横中原、抗楚威齐的需要，于是晋景公创造性地“发明”了新上军、新中军和新下军，这样虽然名义上是三军，其实已扩大到六个军，与周天子的兵力规模相当了。

到了战国时代，动辄几十万的斩首数目，更是让周公设定的制度形同虚设，虽然东西周朝合起来近八百年，但是最后那几百年实在可以称作有苦说不出的“影子”生涯——为什么不说是傀儡呢？因为傀儡还有点价值，还会有人在后面操纵，但影子则是完全自生自灭，可能都没人拿正眼去瞧。

而嬴政，以及嬴政的父祖辈从小到大看到的，都是周王朝最后也是最悲催的阶段，故而嬴政对分封制非常反感，坚决推行大一统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废除分封制远远不够，嬴政还面临经济上的巨大难题，那就是战国时期芜杂而不相兼容的货币制度。

战国时代，各国都在用自己的货币。以秦、赵、楚为例，分别用的是秦钱、赵布11和楚贝，假定初始兑换比例是1比1比1。

赵国地处山西，乃天下形胜之地，四通八达，尤其是皮帛制造业相当发达，经常有质量很好的皮制品出口给秦国和楚国。时间一长，秦国和楚国不干了，本土皮匠制造的东西卖不出去，叫苦连天，加之国君要打仗，税又收不上来。怎么办？

秦国的大良造12就给秦王出主意了：“我们可以印大钱，让秦钱兑赵布的比例变成3比2，这样三个秦钱在秦国可以买三件皮衣，在赵国就只能买两件，如此，本土的市场不就开发了吗？扩大内需，不依赖进口才是王道啊。”“并且这样一来，因为同样的赵布能够在秦国雇用到更多的皮匠，就会有赵人雇用秦国的皮匠来生产，这不仅是吸引外资、扩大生产，连就业都顺便解决了。没准还能把赵人的技术偷过来，端的是一本万利啊……唯一的坏处嘛，就是买赵国的东西以及去邯郸旅游的成本变高了，但是那些天天罢工抗议的平民又有几个会因为出国旅游的一点小变化而不满呢？”

秦王听后不由得眉开眼笑，大印一按，准了！

与此同时，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也对楚王说：“大王，我们国家的民众也在抱怨被赵人抢了市场……”，于是乎，楚国在沙滩上疯狂地搜寻各种螺丝贝壳作为本国货币的模具13，最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又小又薄的铜贝，也成功地实现了楚贝对赵布贬值，变成了3比1。之所以比秦钱还要低，是因为楚国考虑到要与秦国竞争的问题。

没多久，赵人发现不但自己的东西不好卖了，很多作坊主还到秦楚去雇人，赵国失业率上升，怎么办？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春秋时代，赵国的相国咬咬牙，果断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我们也把赵布铸薄一半”……

这个故事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某一天，秦人买东西，拿出来一串空心铜圈；楚人一乐，掏出一把螺丝钉般大小的薄铜壳；赵人笑而不语，一手甩出五十四张铜片……

只要国与国之间存在发展的不平衡，就必然存在贸易的顺差与逆差，无论是汉语中“顺”字、“逆”字本来的含义还是按照通常的理解，似乎顺差总是比逆差要听起来顺耳。其实，长期顺差和长期逆差都不是好事。

在上面的这个例子中，赵国对楚国有顺差，那么楚国人通常就会抱怨“钱都被赵国人赚走了”，而与此同时，赵国人也会抱怨“我们是替楚国人打工了”！因此最好的情况是收支平衡。但是，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产业结构总是不完全对称的，所以国与国之间总不免存在顺差和逆差。

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逆差的国家就会讨论是否让自己的货币贬值，让外国人能以更加低廉的价格买到本国产品、雇用本国劳动力，从而促进出口、吸引国外投资、扩大内需。

这样的情况在当代的历史上一再发生，甚至成为转移国内经济问题的一种手段——一旦经济不景气，立刻贬值本国货币，增加出口订单，让资本从别的国家撤离，转而投资到自己的国家。显而易见，贬值在这里就具有了传染性：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希望本国资金被其他国家抽走，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一起贬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统一货币似乎就能彻底解决上述问题。果真是这样吗？我们先对比看看当代的例子——欧元区。

如果让如今欧盟的头头脑脑来看看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的时间和效率，只怕是要相形见绌的。因为欧洲多少强人总统、铁腕总理拉拉扯扯了十来年，才吵出来个欧元区，稳定的日子还没过多少年，又有一些国家闹退出，真心是不得安生。而秦朝实现统一货币则原始粗放得多，皇帝政令一下，所有原来的六国货币通通作废，贝壳之类直接弃用，金属的拿到咸阳来铸铜人！

从欧元区来看，货币统一之后，相当于每个经济体都把自己的铸币权交给了欧洲央行，各经济体之间蓄意贬值的现象不再发生，有利于资源的流通和贸易，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经济体更加强大也有助于增强投资人的信心，从而使其更方便地在国际市场上交易与融资。

但是，货币统一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百利而无一害，那么全世界就应该都使用一种货币了。事实上，统一的货币可能会加大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2009年开始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便是欧元这把双刃剑下鲜活的教训。

在之前讨论的三国博弈中，是贸易和投资导致了货币的升值与贬值。一个国家的货币强势与否，说到底取决于其生产力：生产力发达，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该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比如专利和教育等也在此之列）越多，那么在同一时间点上，该国货币所对应的产品和服务就越多，也就是说，其货币能够买到的东西更多，所以理当“更值钱”一些；而相反，若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成形的产业，其货币就应该“更不值钱”，也就是贬值。

而购买力和贸易又是相互联系的，如之前所述，本国的货币贬值之后，外国人到本国来投资和消费的成本降低，就会把富有国家的资本和制造业转移过来，使得本国的生产力得以发展和壮大；相应的，升值的国家则要面临资本和制造业外流，其发展速度就会减缓。这么一进一退，便缩小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同时也相当于一个减震器，可以减少经济震荡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在统一货币下，这一减震器便不复存在。而这一点，也是当前世界上依然存在，也依然需要多种货币的原因之一。

在欧债危机中，希腊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本身并没有很强的工业体系，在欧元区中本来也属于边缘国家。自从加入后，他们相当于“借用”了欧陆经济强国的信用（如法国和德国），能够用很低的利息从国际市场上借到资金来改善国民福利以及进行公共开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是获利了。

但是当经济危机发生之时，如果没有加入欧元区，他们可以通过贬值本国货币刺激出口，最终减轻金融危机给自己带来的直接冲击。但是当把“铸币权”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之后，他们的政策工具箱便免不了捉襟见肘、无处使力了。

有句话叫作“天道好还，毫厘不爽”，正是这些国家的写照。在春风的时候享受过了，现在当经济震荡来临的时候，自然也受灾更严重。

2015年的希腊面临新一轮的债务危机进退两难。一方面，国内的政治压力使得政治家们不敢接受债权人提出的改革要求——接受了在国会也通不过；另一方面，看到希腊的无作为，欧洲其他成员国和债权人的耐心也在逐渐减少。到底是留在欧元区硬着头皮还债，还是直接赖掉所有的账，退出欧元区，自己用自己的货币？似乎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希腊的民众也是炸开了锅，一群人游行示威，抗议债权国干涉希腊内政——也即改革方案；另一群人同样游行示威，希望留在欧元区。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也是难为了希腊的政治家们。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与欧洲差不多大的中国、美国面对危机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事情？中国和美国的货币难道不是统一的吗？事实上，中美与欧盟的差异性很大。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美各个省（州）之间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有发展上的不平衡，但基本上是“荣辱与共”的。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都会危机，而繁荣的时候都繁荣，各自的中央银行也可以将一个统一的货币与财政政策顺利用于所有的省（州）；与此同时，拿一个省（州）的盈余去补贴另外一个省（州），从道义上、法理上、人心上大家都相对容易接受，政治家们也不会束手束脚。

而欧盟则不然，虽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把大家“捆”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但是也仅仅是“捆”在一起，并没有真正地融为一体，欧盟各国依然是独立的国家。虽然货币政策是统一了，经济周期也渐渐趋同，但是这个趋同的过程已经让欧盟中央银行左右为难了。

比如在欧债危机之初，当希腊泥潭深陷的时候，德国正在经历自己战后少见的繁荣阶段，中央银行应该出台一个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来应对整个欧元区呢？

拿德国、法国的钱去救助希腊、葡萄牙，这在本国民众那里显然是有阻力的，这个阻力还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越来越大，毕竟政治家的政治生命还是维系于本国的选民，这就要求要有一个统一的欧洲财政部，也就是财政一体化，乃至于最后的欧洲政治一体化。而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很久远的，没有任何一个预言家能够给出确切时间表的事情。可见，“拆东墙补西墙”只能限于自家院子，动邻居家的墙根是不现实的，也是极易发生矛盾的14，除非自家闺女跟邻居家二小子好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