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为政以正：政治与正义
一 为什么陈佗之流没有合法性？
人们常常把国家与政府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政府是指拥有社会公共权力，实现有序统治的机构、由是可见，国家的主体是全体人民，这是不言自明的；政府的主体是少数统治者（或管理者），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这是需要论证的、所谓合法性问题，是指政府以何种途径获得权力，并以何种方式统治国家的问题、即使古人，也认为政府的正义性和正当性需要经过论证才能得以确认。
古人论证政府的合法性，最常见的说法是君权神授、这个命题的逻辑推演大致是，天子是上天之子，代表上天的意志，故而可以统治人间、只要简单检视一番，就会发现里面仍有不少细节有待论证，例如天子到底凭借何种独一无二性而得以成为上天之子？这类特殊的父子关系通过何种方式得以持续？儿子与父亲之间必定一以贯之么？其实，古人也懂得，单有这一套理论还远远不够，因而又配套了一些其他东西，例如宣扬天子出生时种种与众不同的异象或祥瑞：《诗经·商颂·玄鸟》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帝喾的次妃简狄吞了燕子卵而生了商朝的始祖契；《诗经·大雅·生民》中说“履帝武敏歆”，即帝喾的元妃姜嫄踩了天帝的脚印而生了周朝的始祖后稷；《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即汉高帝是他的母亲与神相遇而生。
即使如此，仍有不少理论困境难以摆脱，例如如何看待汤武革命？商汤和周武王都是圣君，但他们以臣子的身份推翻了自己的君主，要是天子都代表天命的话，又怎么会有朝代更迭呢？推翻旧朝代而建立新朝代，若不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又该如何判定彼此合法性的优劣呢？在这方面，西周的理论建树是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的理念，意思是说，上天不会特别亲近某些人，只会帮助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实际上，这是在君权神授之外，增加了另一重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以德服人、打天下的时候，是因为当时的君主实在太过糟糕，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不得不起来推翻他、等到坐天下以后，尤其是对开国以后的继承者而言，父亲打天下，儿子顺顺当当坐天下，但这并不代表权力可以毫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只要违背道德的合法性，人民就有充足的理由让汤武革命再次上演。
关于这个问题，孔子的心里多少还有些疙瘩，《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是歌颂周武王的乐舞，孔子的评价是，艺术形式极美而思想内容未臻于至善，意思是武王伐纣在君臣伦理上仍有所亏、孟子则完全看开了，《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意思是桀纣违背仁义，已完全失去了合法性，诛杀这样的独裁者反而充满了正义性、这显然已把以德服人置于君权神授之上了。
有意思的是，《春秋》虽是孔子所编，但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反倒近于孟子而非《论语》、《春秋》记载，鲁桓公六年（前706）八月，蔡人杀陈佗、虽然只有短短五个字，但蕴含着深刻的褒贬、陈国是西周建立后册封虞舜的后代而形成的诸侯，始封国君是陈胡公，进入春秋时期，是陈平公在位、陈佗是陈平公之孙、陈文公之子、陈桓公之弟、陈桓公去世后，陈佗杀了太子而自立为国君、这种得位方式本来就不正当，但陈佗不以为然，即位后不是反思律己，励精图治，使自己的合法性增加一些，反而胡作非为，跑去蔡国淫乱，最终在蔡国被杀。
按理来说，陈佗的确做过国君，理应称他的谥号或者通称陈侯，可是《春秋》只记载了他的姓名、根据《春秋》的体例，直呼其名是非常严厉的贬斥，表示根本不承认他是国君，所以他既没有获得谥号，也没有获得被称为陈侯的资格、这是一对有趣的矛盾，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现实权力与历史认可均非自动天授，而是后天获得，但两者仍不同步，因为获得现实权力有正义与非正义两种途径，而历史认可只有正义一途、陈佗显然获得了现实权力，但因目的和手段都不具有合法性，故而无法获得历史认可、换句话说，即使实际上做了国君，历史书写也可以完全不予承认。
一般而言，作为帝王也至少有“三怕”、一是怕上天示惩，例如出现彗星或者流星雨、地震或者旱涝灾害，乃至这个季节出现那个季节的现象，诸如冬雷阵阵夏雨雪等，今人将其视为自然现象，但古人觉得这是上天生气的表现、对谁生气？自然是对他的儿子，而且这绝非无缘无故，必定是帝王有做得不妥之处、那么该怎么办？这时候帝王得检讨自己的言行，广开言路，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好好改正错误、二是怕祖宗成法，因为“家天下”是祖宗的功劳，继承者并没有尺寸之功，只是制度使然而已，因而祖宗定下的一些规矩，尤其是良善的制度规定，对后世子孙有既成法的约束力、继承者将其作为样本而遵守，也是对君权的一种限制、倘若不遵守祖宗传下来的良好规则，那便是对不起祖宗，这在古代是特别严重的事情，因为不肖子孙是没有资格继承祖宗衣钵的、三是怕春秋笔法，虽然历史上有不少君主胡作非为，不在乎死后洪水滔天，但毕竟很多人还是在乎的，千秋万代的史书上会怎么记载自己呢？是写得像尧舜一样，还是像桀纣一样？这种文化习惯，再加上君主的在意，使得史书的记载也对帝王形成了某种隐性限制、因为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无需外求，只取决于君主自己的言行，而历史定会秉笔直书，做出公正的判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佗虽有即位为君的既成事实，但史书否定了他的合法性，用直呼其名的方法把他从国君之位放逐，仅仅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对待。
如果把这样的方式命名为历史对现实的重新审判，那么几乎可以说这是《春秋》的要义所在了、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记录梁国的灭亡即是如此、梁国实际上是被秦国所灭，但起因是国君沉迷酒色，滥用民力，使得老百姓纷纷惊溃而逃、打个比方说，梁国的灭亡就像一条鱼，肚子里面已先烂掉了，秦国只是捡了个便宜而已、因此，《春秋》并没有记载秦国灭了梁国，而只是记载梁国灭亡了，言外之意是这是自取灭亡的结果，显然是对梁国国君合法性的否定、由是可知，《春秋》的着眼点并不完全在于事实本身，更在于历史所折射的价值启示。
除此之外，《春秋》还论述了另一种合法性，这主要是针对大臣的、《春秋》明确反对两种现象：一是世卿制，亦即官位世袭，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不辨个人的品行才能而全盘继承父亲的权力和地位，由是形成了所谓官二代、官三代，以至官无穷代、儒家主张，国家管理的理想状态是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意思是说，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但管理者应是社会精英、设置官位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故而应当授予贤能之人，绝不允许世袭、二是子代父政，这与前一种情况有点类似，但程度稍轻、有些官员年龄已大，按常理来说，应当辞官不做，避贤者路，把位置让给更贤能的人，但他贪恋权位，不肯退隐，反而让儿子代替他行使权力、这虽然不是世卿，但可以算是世卿的一种变形、官二代、官三代利用父亲的权力，甚至直接使用父亲的权力，在《春秋》看来，这都是乱国之端。
归结起来，《春秋》至少从国君和大臣两个层面论述了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从这些受到严厉批评的反面例子来看，作为国家管理者，既不能德行有失，也不能无视制度、无论君主还是大臣，都不能僭越政治理念或践踏政治制度，而且历史会对此做出终极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