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什么谴责火攻等战争方式？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以外，具体的政治行为同样需要合法性、对此，儒家区分了目的正义和手段正义，并且强调两者缺一不可、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目的正义很容易包装，甚至可以伪装、只要简单想一想就知道，哪个政权、哪个政治家不把自己包装得正义无比呢？就连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大罪，也会给自己披上人种优劣论的外衣、正因如此，考察手段正义或许更易于辨别真伪，也更能审视目的正义与否、若是从这一点出发，就算希特勒巧舌如簧，我们也能轻而易举地撕下他那层伪善的外衣。

《春秋》通过具体事例阐发了上述观念、鲁昭公十一年（前531）四月，楚灵王诱杀了蔡灵侯、这件事本身并不复杂，蔡景侯给儿子蔡灵侯娶亲，没想到公公看上了儿媳妇的美色，结果发生了翁媳乱伦的事情，儿子怀恨在心，把父亲杀了、这是一起具有轰动效应的桃色丑闻，蔡景侯无道，而蔡灵侯通过弑君弑父上台，同样没有正当性，但他即位以后不好好治理国家，老百姓也不依附，这就给一直觊觎蔡国的楚国提供了机会。

楚国的始封国君是熊绎，被周成王封为子爵，但中原各国一直看不起楚国，将其视为南蛮、进入春秋时期，是楚武王在位，他希望周天子加封，但没有如愿，于是干脆自己称王，表示与周天子平起平坐、《春秋》虽然按照礼制将其贬称为楚子，但为了照顾实际情况，又把周天子尊称为天王以示区别、蔡国的始封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蔡叔度，与周王室的关系非常密切，自然不肯依附楚国、楚国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因而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楚国先是给蔡国送去厚礼，让蔡灵侯前来会见楚灵王、当然，蔡国也有明白人，极力劝阻此事，理由是以前两国关系并不好，如今无缘无故突然奉送重礼，其中恐怕有诈，国君不能轻信、蔡灵侯贪图财物，不听劝告，结果被杀，蔡国亡国、虽然后来得以复国，但这件事给蔡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对于这样的事情，应当如何定性呢？蔡灵侯通过弑君弑父而得位，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自然不具有合法性、但即便蔡灵侯如此，楚灵王将其诱杀，是否正当呢？《公羊传》的判语是：“怀恶而讨不义，君子不予也。”意思是怀着不良的动机讨伐不义之人，也是不被赞许的、换句话说，即使对方不正当，也不能成为自己不正当的理由。

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是反对以暴制暴的、那么，对方若有错误，也要视而不见，或者听之任之吗？儒家的立场是，理当名正言顺、出于公义、依据法理人情加以处置、楚灵王把他的目的包装得很正当，说成是为了讨伐蔡灵侯的恶行，实际上是为了报复过去对蔡国的不满，并且贪图蔡国的土地，这显然是不正当的，必定会被君子视为可耻的行径。

除了目的正义以外，手段正义同样重要、鲁隐公四年（前719）二月，莒国讨伐杞国，取得了牟娄这个地方、莒国和杞国是很小的诸侯，《春秋》向来惜墨如金，这里为何不惜笔墨把两个微型国家之间城池的得失记录下来呢？这是因为《春秋》反对占领别人城邑的做法，虽然只是发生在两个小国之间，但这是《春秋》有记载以来，第一次出现一个国家占领另一个国家的土地、从开始就明确反对，清楚地表明立场，后面再有类似的情况也就无需赘言、从对这件事的评价来看，《春秋》是反对战争的、因为在儒家的理想世界里，治理天下的最佳方式是以德服人，战争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若非正义的自卫战争，《春秋》是不赞许的。

然而，现实地来看，春秋时期不仅有战争，而且在战争中使用了很多极端手段，《春秋》对此更是严加贬斥、鲁桓公七年（前705）二月，鲁国放火焚烧了邾娄国的咸丘、这个记载相当简单，但《春秋》的用意在于严厉批评战争中使用火攻的方式、众所周知，任何战争都应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百姓，并且尽最大可能避免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可是火攻，以及我们特别熟悉的《三国演义》里面关羽水淹七军等，完全背离了应有的道义精神，因为水火无情，不会自动区分是不是武装人员，这会让许多无辜的生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当然，儒家并未一厢情愿地认为战争可以完全避免，而是主张仁义之人应把战争作为末位选项而非优先选项，即使不得已而用之，也应遵循更加人道的方式、那种不分青红皂白而妄图把所有人都消灭的理论和方法，无疑是非人道和非正当的、儒家对此通通否定，也是自身人道主义精神的必然体现。

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依旧不太平，恐怖势力的明枪暗箭、宗教民族的深刻矛盾，无时无刻不威胁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然而，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展，都应提倡这样的理念，那就是尽量避免战争，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即使战争在所难免，也应最大限度地避免对无辜平民的伤害，采取种种措施保护他们、而且，要坚决反对使用生化武器、细菌战等战争手段，因为这些都是反人类的暴行、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体现了高度的人道主义情怀、有人说，儒家既要目的正义，又要手段正义，似乎要求太高，甚至近乎迂腐、事实上，只要站在国家的终极目的、大国的道义责任，以及人类的理想向往来看，这样的要求一点都不高，因为这既是出于人性的良善期待，也是人类福祉的必然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