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何判定祭仲权变是否合理？

前面所谈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是基于政治理论的理想化状态，但现实情况往往更加复杂，判断起来也可能没有那么简单，郑国祭仲废立国君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郑庄公有四个儿子，其中长子郑昭公，次子郑厉公、郑昭公的母亲来自邓国，这是小国；郑厉公的母亲来自宋国，这是大国、郑庄公去世后，郑昭公继位，宋国很不乐意，想要废长立幼，若是成功的话，两国就是甥舅关系了、当时，祭仲在郑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郑昭公尚未继位前，祭仲就劝他迎娶齐国文姜，以此作为政治外援，但郑昭公没有听从、宋国诱使并抓获了祭仲，逼迫他答应回国后废掉郑昭公，改立郑厉公、祭仲被迫答应，结果郑昭公出奔，郑厉公即位。

关于这件事情，《春秋》三传的评价很不一样、《左传》只是客观地记载，并未另附评价，《公羊传》和《穀梁传》的立场恰好相反、《穀梁传》给予祭仲严厉的批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君有难，为国君慷慨赴难，乃至于死，这是臣子的本分，祭仲未能做到、二是祭仲不仅没有尽到为臣之道，反倒立恶黜正，扶持糟糕的人上台，赶跑了理当在位之人，实在是太过分了、因此，《穀梁传》判定，《春秋》厌恶祭仲的所作所为。

《公羊传》的视角截然不同，结论则是赞许祭仲懂得权变、什么意思呢？儒家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古板而不知变通，但从《公羊传》的阐述来看，并非如此、《公羊传》指出，必须区分经、权、诈这组相关而有别的概念，经是指在一般情况下必须遵守的规则，权是指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策略，诈是指利用虚辞谎言有效规避法则的手段、简单来说，平常无视规则，那是小人；面对突发事件而不知变通，那是愚人；只有平时守法如山，临乱又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人，才是君子。

孟子更形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人问，如果嫂嫂掉进水里，小叔子该不该出手相救呢？因为根据一般原则，男女授受不亲，小叔子和嫂嫂不能有肌肤接触、可是孟子认为，现在涉及生命危险，已不是通常情况，要是不救，或者说把相救视为错误的话，那是禽兽，而不是正常人该有的言行、在这里，孟子严格区分了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亦即经与权的不同应用背景，若是把一般原则硬生生运用于特殊情况，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公羊传》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祭仲被宋国抓住，他若不答应宋国提出的条件，宋国可能会进攻郑国，郑昭公可能会性命不保，郑国也可能会灭亡、若是先答应下来，至少可以保住郑昭公的性命，然后再慢慢谋划此事，等到将来时机成熟，还可以把郑厉公赶走，把郑昭公重新迎回来、后来事态的发展的确如此，故而《公羊传》肯定祭仲的行为，认为他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了特殊的对策。

当然，使用权宜之计是有前提条件的，否则很容易被小人钻空子，因为谁都可以用这个借口为自己辩护，这样的话，通行的法则就会遭到实质性破坏、《公羊传》指出，采用权宜之计有三种前提：涉及国家兴亡、涉及国君安危、涉及人的性命、只有在这些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才能事急从权、同时，实施权宜之计也有限制，那就是对自己没有好处，只对别人有好处、换句话说，只能损己以利人，而不能损人以利己、若是自己获益，那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小人使诈了。

设计这些前提和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小人利用制度的漏洞，然而，现实地来看，仍有不少人拿这样的理由做自己的遮羞布、这并不是古人的制度设计不够健全，而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小人有太多的花招、如同世间的锁只是为了提醒君子而无法防住小人一样，古人对经与权的区分，也主要是希望君子不至于古板守旧，甚至做出有违人性的选择，又不至于从自己善良的人性出发，在特殊情况下进退两难、可以说，君子修身立德有阶梯可循，小人使诈往往无所不用其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即使只有幽微之别，仍可见出大节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