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与邻为善：外交基本法

一　齐襄公九世复仇的价值准则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各国的内政与外交息息相关，甚至外国干涉内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当然，春秋时期的国家关系主要指诸侯之间，上面还有周天子，尽管他的权势已然衰落，但仍是天下共主，至少还有象征意义、正因如此，春秋时期的国家关系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大有不同，但其中一些基本原则是相通的。

例如《春秋》反对灭掉别的国家，鲁隐公二年（前721），鲁国灭掉极国，尽管鲁国是《春秋》的基本落脚点，极国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孔子并未站在鲁国的立场为此叫好，而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因为《春秋》出现灭掉别的国家是从这里开始的，首次出现孔子即予以贬斥，严正地表明态度、可以说，《春秋》一贯反对战争，反对灭掉别的国家，所颂扬的是扶灭继绝，亦即扶助那些即将或已经灭亡的国家，使之能够继续存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动辄叫嚣战争，鼓噪灭掉别人，或者觊觎别人的领土，鼓吹沙文主义，从《春秋》的立场来看，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治国的要义，首先在于领导人是否推行德政，政权有没有合法性？有没有管理好内政，老百姓过得是否幸福？这可能比开疆拓宇更具本质意义，毕竟人民的福祉才是终极归宿。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之间没有矛盾，或者说对矛盾采取漠视态度，甚至掩耳盗铃、只要国家依然存在，矛盾就注定无法避免，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春秋》以与邻为善为目标，提出了处理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主要从齐襄公九世复仇引申而来、鲁庄公四年（前690），齐襄公灭掉了纪国、这件事情本身很简单，但起因可以追溯到很远，大约两百年前，纪炀侯在周夷王面前说坏话，导致齐哀公被烹杀，齐国和纪国因而成为世仇，到齐襄公时，已历经九代、齐襄公准备灭掉纪国，占卜并不吉利，但齐襄公坚持出兵，表示即使自己死了，也要做这件事情，最终大功告成。

对此，《公羊传》不仅持赞赏态度，而且主张不要说九世之前，哪怕百世之前的仇都可以报、当然，《公羊传》设定了基本前提，那就是必须区分国仇和家仇，对普通人而言，家仇只能及于当事人，不能把仇恨延续到下一代；国仇则不然，不管经历了多长时间，都有复仇的充分理由、这是因为国仇代表所有人的耻辱，是集体记忆，已成为整个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诸侯之间经常相互往来，两国若是交好，在外交过程中，必定会先叙述先君结下的传统友谊、齐国和纪国结了这个梁子，没办法往来，再加上国仇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性质，齐国灭掉纪国是有合理性的。

有人会说，儒家难道主张复仇吗？其实也不尽然，一般而言，国仇可报，但仍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什么意思？国仇经历的时间过长，则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有人指出，纪国的先君犯了错，可是现在的国君并没有罪，赞同齐襄公复仇，不是等于把前人的过错算到今人头上吗？当代国君岂不是无辜受过？《公羊传》详细区分了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说，只有首先修身立德，以德服人，才有复仇的资格，否则，即使两国有仇，原先错在对方，但因自己现在胡作非为，为天下所不耻，也会自动丧失复仇的资格、第二，站在对方当代国君的角度来说，即使先君有错，当代国君若能修身立德，以德服人，那么己方也未必非得将其灭之而后快，两国可以重结友好、第三，若是这个国家的先君胡作非为，当代国君同样如此，两国之间无法交好，那就完全可以复仇。

从上述情况来看，儒家并不是简单地主张复仇，而是意在敦促所有国家遵循以德行为第一的正道，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太平，相应地，仇怨也能通过这种升华而非对立的方式得到消解、因此，《春秋》赞赏齐襄公九世复仇，并不是让人们永远生活在仇恨之中，而是引导自己和别人从中吸取教训，提升彼此的德行、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尤其是面对与我们有历史宿怨的国家，可能确实需要有所区分，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概灭掉、《春秋》用动态的眼光看待历史，才是辩证的。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件事情，那就是纪国国君的弟弟纪季，在纪国灭亡的前一年，带着酅城（山东青州）归顺了齐国，这表明纪国在亡国之前就已被削弱了、对此，《春秋》三传的态度不太一样、《左传》未予置评，《公羊传》充分肯定，当然，这个判断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齐襄公的复仇有充分的合法性、照此推论，纪季在亡国之前率先服罪，说明他是明辨形势、深明大义之人、而且，纪季带着酅城归顺齐国，主要是希望能在这个地方保持纪国的宗庙和祭祀，说明他是贤明之人、不过，倘若深究的话，《公羊传》的评价未必十分妥当，因为纪季到底是深明大义，还是投机，似乎很难判断、无论如何，作为臣子，尤其是作为纪国宗室，率先归顺他国，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在情理上都让人有点难以接受、《公羊传》赞赏齐襄公九世复仇，故而连带纪季也高度肯定，恐怕是有点爱屋及乌了、相反，《穀梁传》认为，齐国不应接受纪季，这当然是理想化状态，但反过来可以证明纪季的行为并不符合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