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被误读的原始儒家理想
国学热是近些年来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但在讨论国学，尤其是儒学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必须好好澄清，只有这样，才能追源溯流，正本清源地理解儒家、事实上，今人对于儒家，尤其是原始儒家存在诸多误解，这就有必要首先了解儒家的历史阶段、如果从孔子（前551—前479）算起，儒家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儒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甚至后出的代表性人物相对于前人而言，已有很大的出入、若是笼统地判定儒家好或不好，恐怕无法简单地给出非好即坏的答案、正因如此，只有对儒家发展史做出分段，仔细考察儒家思想的嬗变历程，尤其是转折之处的关键性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儒家的发展脉络，从而真正贴近历史地理解儒家、也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具体讨论儒家的哪位思想家、哪个观点有哪些可取和不可取之处、一般而言，儒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主阐述时期，指春秋战国，大约三百年、德国雅斯贝尔斯有个著名的概念叫“轴心时代”，认为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北纬二十五至三十五度地区，东西方出现了一批哲人，他们实现了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也为各自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孔子、可以说，只有回到这个时期，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儒家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阐述的、其实，诸子百家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天道的体察，对人道的理解，以及对自身历史使命义不容辞的担当、换句话说，正因他们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才有更紧迫的责任感寻找出路、如何才能使这个糟糕的时代重回正轨？人类到底该何去何从？诸子百家都在追问与反思，只是各家所提出的方案和道路不一样而已、当然，他们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诸家都是基于自己的独立理解自主阐述，不仅给这个乱世诊病，还希望开出长期有效的药方、儒家也不例外，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言而喻、第二个阶段是糅合阐述时期，指秦朝到宋朝，大约一千五百年、从秦朝开始，尤其是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的阐释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糅合他家思想成为主要方式、这是因为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是柄双刃剑：一方面，儒家固然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把思想定于一尊，破坏了自由竞争的环境，也会使这种思想失去迸发创造力的原始动力、因此，儒家只得外寻，通过他家思想激发自身的原创力，例如汉代董仲舒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魏晋玄学即是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家，隋唐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佛化的时代，宋明理学更是充分吸收了道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这个时期较长，著名的思想家也很多、第三个阶段是依附阐述时期，指元明清，大约六百年、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来说，这是巨大倒退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专制越来越严苛，读书人被压抑得抬不起头来，儒家思想也完全沦为专制的工具、然而，今天只要打开电视，满眼都是清宫戏，尤其是对康雍乾这些帝王大唱赞歌，这是很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无一不是专制魔王，只要稍微看看这个时代的文字狱就知道，思想控制到了何等严酷的地步，多少人因文字狱而人头落地、在这种文化白色恐怖主义的时代，读书人不敢阐释思想，只能蜷缩起来做考据了。
第四个阶段是反思阐述时期，指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现今，大约一百年、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至关重要，因为任何思想文化若不能进行全面的自我反思，就很可能自我封闭、停滞不前、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反省，回过头看，那时的许多观点可能偏激，未必完全站得住脚，例如鲁迅先生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然而，这场运动本身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自我净化，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也为它的重新出发提供了新的可能。
从儒家的发展简史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儒家学人的阐述很不一样，依附阐述时期的思想观点自然无法与前代相提并论，有些甚至背离了前人的轨道、今人谈论儒家，很容易简单地用后人否定前人，例如有人说，儒家哪里可取，不是提倡裹小脚么？问题在于，孔子虽是儒家的鼻祖，但他得为后学的说法负责么？合理的判断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孔子应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至于后人的阐释，恐怕只能各负其责了、因此，只有回到原始儒家，亦即儒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才能理清来龙去脉，分清各自的责任、当然，原始儒家的理想相当庞杂，但以下四点受到的误会较深：
第一，等级，还是平等？
众所周知，儒家的理论起点是血缘伦理，即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爱呈不断递减的趋势、推广到社会伦理，便是承认等级的客观存在、大概正因如此，许多人认为儒家与现代社会完全脱节，甚至格格不入，因为如今是追求平等的社会、我们不妨先回到孔子的源初阐述，看看他在这个问题上到底着眼于什么。
孔子在这里提出的治国方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也成为儒家强调等级的基本证据、诚然，当今社会，父母并不因年龄和辈分而有优先决定权，成年人也未必要唯父母意志是从，而是大家均应服从于“理”、即使如此，等级依然客观存在，社会依然是金字塔结构，要是变成扁平型，恐怕是无政府主义或丛林法则了、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等级本身，而在于承认等级仍无法完全消除的前提之下，还有更合乎人性的追求吗？若是联系有关“正名”的说法，则能更好地体察上述八字背后的深层意蕴。
“正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另一种表述，而这段话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当时卫国发生了父子争国的事情、卫灵公的儿子蒯聩与卫灵公夫人南子交恶，刺杀南子失败后出逃晋国，卫灵公去世后，蒯聩的儿子辄被立为国君，而蒯聩借重晋国与自己的儿子争位、这段话里的卫君正是卫出公辄，站在辄的角度，蒯聩是父亲，从道义的角度而言，作为儿子应当主动让位给父亲；站在蒯聩的角度，辄是遵从卫灵公的遗命继位的，等于秉承了父亲的意愿，从法理的角度而言，作为儿子，理应遵守本分，不应与辄争位、当然，这是理想状态，现实恰恰相反，父子争国起因于他俩只是伸张各自的合法性，而完全忽视了彼此的道义和法律义务、孔子通过这种复杂的关系意在说明，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均有不同的身份规定，只有各自尽到身份义务，社会关系和国家治理才有章可循、换句话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威权视野，也不是强调臣子对君主的服从、儿子对父亲的服从，而是等级之下的个体视野，亦即每个人都有应尽的本分。
孔子把父子争国视为恶行，因为他的着眼点在于义务而非权利，但这在后代逐渐跑偏了，尤其是“三纲五常”的提法，使得义务本位朝着服从本位转变、“三纲”一词最早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
这里讲得很清楚，原先并没有“三纲五常”的说法，孔子只是讲社会分等级，个人有相应的身份义务，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突出了君权、父权和夫权的主导性，这不是义务本位，而是权利本位了、这样一来，尊君抑臣的观念得到了有效发挥、董仲舒的阐述有那个时代的特色，那就是专制帝国在秦始皇时代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外在形态的构建，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了思想文化等内在形态的构建、董仲舒对儒家的功劳很大，受到的非议也很大，因为他不是纯儒，而从“三纲”的阐释移位可知，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与先秦已有深刻的差别。
与儒家讲等级相反，墨家主张兼爱，即平等无差别的爱：
墨子的基本推论是，每个人都把别人视同自己，把别的家庭视同自己的家庭，把别的国家视同自己的国家，天下不就太平无事了吗？其实，这是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不符合人之常情，注定只能是乌托邦、相反，儒家讲血缘伦理，是基于自然而然的情感，是用常人的标准要求常人、而且，不顾现实地抹平一切差异性，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孟子批评墨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朱主张利我，墨子主张兼爱，孟子把他们归为无君无父，等同禽兽、意思是说，文明是需要某种秩序感的，杨朱放大个体的独立性，墨子抹杀个体的差异性，推而广之，会使国家的层级管理丧失合法性，这是开倒车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除了兼爱以外，墨子还有一个核心观点：尚同、即使在抽象层面，每个人爱的心灵与爱的能力也是不同的，那么应当以谁作为标杆呢？墨子的答案是君主。
不难看出，所谓尚同，实则是下层同于上层，所有人同于天子，亦即以君主的意志为终极归宿、这似乎是个悖论，初看起来墨子追求平等，为普罗大众说话，但他的理论落脚点竟然是君主，而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现实地来看，兼爱往往流于乌托邦，而尚同不仅容易实现，而且很有诱惑力，历代统治者无不尽力做到这一点、相对而言，原始儒家努力限制君权，墨家终究与法家沦为同流。
何谓深度平等？时至今日，无论从政治理论还是从政治实践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不顾一切地抹煞所有差异性，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换句话说，绝对平等是乌托邦，等级依然客观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相对平等、在现代社会，这表现为权利和义务双重平等、也就是说，拥有这份权利的同时，必须接受相应的约束、其实，在儒家的理想世界里，也有乌托邦的成分，那就是希望天子修身立德，影响身边的大臣，然后在首都建立首善之区，用以引导全国人民、这固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不能忽略的是，儒家承认等级，而且等级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也就是说，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而君主的样子不同于大臣，因为对君主的道德要求更高、正因如此，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对政府和公众人物要求越严越好，对普通百姓反倒可以宽以待之，这是儒家胜过墨家和法家的地方。
当然，儒家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它的着眼点主要是身份义务，而现代社会更注重权利平等、或者可以说，在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平等方面，儒家是缺位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正是重新阐释儒家思想时尤应在意的。
第二，复古，还是自由？
在一般人印象中，儒家似乎是保守乃至迂腐的形象，而且可以找到很多相应的证据，例如孔子表示自己“述而不作”，即只是整理前代典籍，并没有什么创造、其实这是谦辞，并非事实、又如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里孔子把“仁”的实现途径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即自内克制欲望，自外恢复周礼、就后者而言，《论语·八佾》讲得很清楚：“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想要复兴的显然是西周礼治。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的主张？这固然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时代非常糟糕，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法先王”而回到西周么？这是明目张胆地复古，难道不能向前看而有新的建构么？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复古是十分常见的口号，但许多人只是利用这个旗帜获得合法性，然后旧瓶装新酒、因为只要稍有理性就知道，除了穿越剧以外，复古真能实现吗？因此，我们必须深究，西周对孔子到底有什么吸引力。
简单而言是自由、孔子处身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最显著的趋势是一步步走向集权，春秋是开端，秦朝是高潮、圣人见微知著，孔子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且深刻洞察了它的最大弊端、正因如此，孔子只是以西周作为引子，意在引导大家严肃正视自由日渐远去的残酷现实、相对而言，西周实行分封制和井田制，人们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例如诸侯对周天子有纳贡和派军队出征等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里有相当大的裁量权、甚至可以说，西周“天下共主”式的中央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各地均有大小不一的自治权、这种制度的优势是留下了不少自由空间，劣势则是随着几代周天子的胡作非为，中央政府不断被弱化，并被一些大的诸侯反超，造成了权力下移的局面、不过，诸侯的兴起不同于“汤武革命”，不是直线式地以地方取代中央，而是波纹圈式地向外扩展，这注定没有一劳永逸，也就使得它们更加迫切地希望增加土地和人口、在这种背景下，税亩制取代了井田制，意在鼓励大家更多地占有土地，同时大大提升了政府掌控资源和人口的能力，因为弱势政府显然无法争霸，而强势政府必定要让人民让渡出更多的自由。
其实，孔子的老师老子对此早有体察，其以复古之名而弘扬自由的主张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道经的部分来看，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都是着眼于体道的角度，而与道同在才是最大的自由、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自以为高明而实属附加的东西通通去掉、从德经的部分来看，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甚至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这也不是简单复古，而是提倡弱势政府、也就是说，面对走向集权的时代趋势，老子的解决办法是反其道而行之，让国家越来越小，人口越来越少，政府的力量也会随之越来越弱、从制度化的角度来看，老子比孔子走得更远，因为结绳而治的时代几乎没有政府的影子。
与上述观念相近的还有《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乐府诗集》卷三十八）据说这是帝尧时代的民歌，意在歌颂尧帝这位儒家的圣君、不过，这首民歌所歌颂的并不是尧帝有什么政绩，他最大的政绩恰恰是没有政绩，老百姓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故而可以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按照自然规律生活。
从上述理念来看，孔子主张回到西周，老子主张回到远古时代，《击壤歌》主张回到尧帝时代、相对而言，孔子并不激进、而且，所谓复古，其实只是一个幌子，没有人觉得真能回去、或者说，这只是在表达不满而已，目的是为了自由、老子也好，孔子也罢，他们对所处的时代牢骚甚多，这也是最为可贵的。
何谓深度自由？世间从来没有绝对自由，只有相对自由，而这取决于两个层面，那就是个人与政府的双重克制、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正是着眼于此、个人或许难以改变外在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只要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和人生格局，自由度必然会随之增加、同时，社会也应尽最大可能给个人自由空间，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克制、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权力对政府而言太有诱惑力，所以它总是在锲而不舍地加强而不是限制自己的权力、然而，政府若不保持相对克制，就会逐渐变成包办型的全能政府，不仅自己的效率不断下降，乃至“人亡政息”，而且人民会把所有过错和不满全部算到政府头上，对彼此都是伤害、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最为人所称道，但这两个时代的治国理念和方法完全不同，前者是无为而治，后者是有为而治，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政府首先自我克制，这可能比有为而治来得更难、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正是尽可能给予公民自由而限制政府的权力、或许，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更应从这个维度来理解孔子和老子。
第三，特权，还是法治？
儒家主张等级有差别的爱，这很容易让人推论出儒家不赞成人人平等，尤其是《礼记·曲礼上》有句广为流传的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似乎更印证了这样的立场、当然，这句话很有争议，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一种释为道德不适用于普通人，法律不制裁士大夫，这不是极度不平等吗？另一种则是把“下”和“上”两个动词的意义做了调整，使之变成道德不能遗弃普通人，法律不能优待士大夫，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这两种解释可能都有所偏颇。
儒家认为，每个人的品行才能都不一样，社会因而分为不同的层级，最简单的划分是精英和大众、同时，儒家把治国之道分为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前者高于后者，《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的基本立场是顺从自然情感，不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所以不同阶层有或严或宽的社会准则、既然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道德高于法律，那么从被管理者的角度而言，法律是底线，适用于所有人，而道德只适用于精英，因为“民免而无耻”是大众的常态，“有耻且格”是精英的自觉、也就是说，法律必然治罪，道德只能谴责，对大众而言，政府可以提倡道德，鼓励他们向精英靠拢，但在现实中只要求他们守法即可，无需更多的道德要求，因为道德是守法之外更高的自我约束，能做到这一点即是精英、换句话说，有守法而无德的人，但没有德全而不守法的人。
正因如此，“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并不是阐述平等与否的问题，而是谈论治国之道，那就是社会有阶层之分，对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适用准则，而且位置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关于这一点，孟子有类似的论述：
孟子严格区分了“士”和“民”两大阶层，普通人没有固定资产就会缺乏恒定的信念，只有精英才能始终如一地坚守理想，因为支撑他们的不是财产或利益，而是理想和信念，道德也只适用于这个群体、对此，西汉司马迁阐述得更为直接：
司马迁详尽罗列了士大夫节操的内涵，这正是精英自我道德约束的呈现，而且向来受到读书人的重视、所谓“刑不上大夫”，是指精英触犯了法律之后，并不立即施以刑罚，而是给予一点缓冲时间，因为精英有更高的道德自许，气节所至，足以自我裁决，而且这必定不是轻于而是重于法律的规定，直至自行了断、非要等到明正典刑，那就不仅是自取其辱，而且有辱士大夫这个阶层、若是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没有资格进入士大夫行列，可以直接依法办事。
谈到法律与道德问题，大家通常会举证法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层意思主要是从《韩非子》“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说法推演而来：
初看起来，法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大家千万别忘了，这个观念并不是法家的终极归宿，因为它的落脚点只在君主、商鞅也好，韩非也罢，他们殚精竭虑的服务对象只有君主一人，民众只不过是他们手里的工具而已、因此，法家所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则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君主、君主不仅可以不遵守法律，而且随时可以制定法律，他的所有言行都可以作为现行法、恰恰是这个例外，使事情变得无比糟糕。
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的法律制度日趋丰富，但始终未能进入法治社会，这与法家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法律并不是根植于人心的共同规范，不可逾越，而只是帝王的权术而已、秦朝用法家思想治国，结果二世而亡，可是自汉武帝以后，儒表法里成为帝王治国的不二法门，法家思想可谓死灰复燃，究其原因，大抵在于法家忠心耿耿地服务于帝王一人，对帝王而言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由是可见，法家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是由帝王说了算，决定权仍在个别人手里，对民众而言，平等只不过是帝王的恩赐而已，这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况且，这种表面的平等还有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让渡自由、也就是说，法家给予的平等，目的在于制衡，使任何人都无法威胁君主的威权，因而法家不厌其烦地教导帝王如何控制臣子、民众，乃至整个国家，根本手段就是从言行到思想通盘控制，最大限度地剥夺人们的自由、秦始皇不允许人们议论他，焚书坑儒即是思想控制的典型。
从这一点来说，原始儒家与法家截然对立，而判断一个人是儒家还是法家，办法很简单，那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儒家选择自由，法家选择平等、大概正因如此，荀子一直被排斥于儒学正统之外，因为他不仅与法家有较接近的理念，而且培养了法家的重量级人物韩非和李斯，而纯粹儒家是坚决反对法家的。
什么是深度法治？简而言之是法律的普适与道德的引领，亦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用更严格的道德约束精英，对政府和公众人物尤应如此、当然，儒家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它的着眼点仍在于从上至下的管理、换句话说，虽然儒家的出发点不是君主，但视角依然是居高临下的、现代社会恰好相反，法治的基石不是俯视，而是平视，即人人平等、另外，谁是法律与道德的制定者和仲裁者？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现代社会的答案是人民，现代政治学对此也有清晰的界定，而根据儒家“贤人政治”的理想推论，估计是精英吧，可惜语焉不详。
第四，天授，还是民主？
儒家区分等级，并对精英有更严格的道德要求，那么儒家是不是看不起普罗大众呢？事实也非如此、对这个问题的误解主要来自于孟子有关劳心与劳力的论述：
这段话出自孟子与农家的辩论，意在讨论社会分工问题、孟子借此深入论证了儒家的理想：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意思是说，主权来自人民，但管理国家是精英的事情，不可能让所有人参与、换句话说，劳心与劳力无关平等，而是社会层级的划分及其管理问题、关于这一点，柏拉图《理想国》也有类似的论述，不仅详细阐述了四种政治制度——荣誉政治制度、寡头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和集权政治制度，而且借苏格拉底之口对它们逐一批评，其中包括对民主制度的批评：
柏拉图认为，不辨个人能力，只是简单地一人一票管理国家，这是无政府状态，并不可取、柏拉图提倡精英政治，与孟子有相近之处，但他们又有重大区别，那就是孟子强调，治权在贤的前提是主权在民、在这一点上，孔子的立场并不是特别明晰，孟子不仅态度明确，而且多次论及：
这里讨论的是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君主权力的来源问题，孟子的立场是，人民是君主的归宿而不是相反、虽然《尚书·五子之歌》早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点，但他们的本质完全不同，《尚书》意在告诫国君，故而是从上往下的视角，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所以必须重视人民、孟子则是从下往上的视角，意思是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大概正因如此，孟子讲了许多被后世帝王，尤其是像朱元璋那样的专制恶魔视为大逆不道的话：
这段话的意思是，既然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人民，那就必须遵守相应的准则，否则就会丧失合法性，人民可以将其赶下台、孟子很了不起，因为君权神授的观念由来已久，而君权若是上天意志的体现，个人是没办法撼动的、西周以来提倡“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试图用道德约束、孟子的主张更彻底，认为不符合王道就应被推翻。
孟子区分了贵戚之卿和异姓之卿，他们都是精英，只是与君主的亲近程度不同而已，相通之处则是都不盲从君主，而是帮助君主改正错误，君主若是不从，异姓之卿可以离去，贵戚之卿可以更换君主、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认为君臣都应遵循王道，各司其责，《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相形之下，孟子比孔子激进多了、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极度专制时代才有的观念，违反人性，完全不是儒家的理念、事实上，孟子还在一般意义上论证了“汤武革命”的合法性：
商汤和周武王是儒家推崇的圣君，但他们作为臣子推翻了自己的国君、关于这一点，孔子心里多少还有些疙瘩，《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歌颂舜的乐舞，孔子觉得内容和形式都很好；《武》是歌颂周武王的乐舞，孔子觉得形式很美，内容有点问题，因为这是以下犯上，以臣弑君、孟子则不然，他认为任何人都应依照仁义行事，否则国君就是独裁者，就会自动丧失合法性，那样的话，人民起来推翻他，也就合情合理。
因此，孟子主张精英政治，但并不否定民权，而是自始至终强调权力来自人民、《理想国》同样倡导贤人政治，但它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哲学王：
在柏拉图的理想世界里，哲学王的最高权力来自于“某种必然性”和“受到神的感化”，大抵还带有君权神授的意味、相对而言，孟子走得更为深远。
什么是深度民主？简而言之是合法性的终极确认、也就是说，主权在民的口号很动人，但怎样体现国家属于人民呢？关键在于权力由谁赋予，社会准则由谁制定、孟子当然讲得比较简单，现代民主已相当细化、古代主要是自上而下地治民，亦即君主和精英高高在上，出于仁义之心管理人民、现代社会恰好相反，合法性的终极确认在于自下而上，亦即人民通过制定法律和民主选举等手段规范政府、当然，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儒家并未涉及，只是较为笼统地有所触及，即使如此，也已让那些醉心于专制的帝王大为恼火，但这反过来证明了这些思想的生命力。
我们今天探讨原始儒家的理想，并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学术探讨，更在于当代阐释和建构、当下国学很热，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到底需要怎样的国学？什么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已有一百多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糟粕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对现时代而言，更重要的不是“破”，而是“立”，亦即利用传统智慧创造有当代特色的思想文化。
不过，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并存，倘若没有火眼金睛，就会缺乏足够的辨别力、例如眼下《弟子规》的推广十分火热，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为什么？我们学习儒家思想，理应学习它最可宝贵的东西，而儒家的可贵之处在于孔孟处身春秋战国的乱世，有着满腹的牢骚和批判、《春秋公羊传》说得非常明白，孔子编订《春秋》，意在“拨乱世反诸正”、意思是说，时代越糟糕，越要仰望星空，勾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种批判精神，才是儒家思想生命力和创造力得以经久不息的核心所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世越来越盛行的颂圣文化，这是糟粕之尤，动辄三呼万岁，根本不是原始儒家的理想。
令人遗憾的是，自宋代以后，近八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几乎都是糟粕，只有王阳明、李贽等少数几个特立独行的人、《弟子规》由李毓秀编撰于清康熙年间，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匍匐在专制魔王的淫威之下，以软骨头居多，他们编写的东西一丁点儿价值都没有、何况读书的关键是以心会心，重在传承精神，《弟子规》只是简单摘取一些形式性的东西七拼八凑，并无任何批判精神可言、况且礼的本质是仁，而仁发自内心深处，若不能从骨子里启迪仁义，培养出来的不是伪君子就是真小人。
若要推荐的话，我们可以回到原始儒家，那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小朋友可以读《诗经》，感发意志，涵养情感，孔子不正是这样教导子弟的么？《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成人可以读《春秋》，孔子自明其志时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说明这是他最为看重的著作，充分表达了他的牢骚与梦想，只有这样的精神才值得继承和发扬、例如《春秋公羊传》开篇阐明“大一统”的主旨，这是什么意思？专制时代往往将其解释成大统一，亦即只能有一个主义或一种思想，更有甚者将其归为帝王意志，这完全违背了《春秋》的本意、孔子强调，这是周文王而不是周武王的大一统，文治永远比武功重要、而且，把某种思想定于一尊是专制，而实现大一统的方式应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人们自由呼吸、自由思想，否则只能培养出奴才，而不是大写的人。
专制时代已日渐远去，但我们的思想观念是否真正做到了彻底解放？打开电视，满眼都是清宫戏，实在是让人费解，因为这会让许多人，尤其是未成年人误以为君臣关系等于张口“主子”、闭口“奴才”，或者人只能像奴才一样活着，这对培育现代公民和公民社会毫无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