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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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事领域大有学问

一提起“军事”,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刀光剑影、沙场征战、赳赳武夫等,很难把它与“学问”二字联系在一起,认为冲冲杀杀,只要精通武艺和勇敢不怕死就行,没有多少学问可言,更谈不上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这种认识无疑是十分肤浅的。

军事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底蕴极其深厚、理论性与实践性极强的学问,就其所涉及的知识范畴而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几乎无所不包。军事领域几乎应用与汇集了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所能积累的全部知识。除了具有一般学科的共同特征外,它与实践的关系比任何学科更密切、更直接、更严格。它来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能有半点马虎,真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优劣正误,咫尺之间,生死存亡所系,弄不好万千人头就会落地,付出的是血的代价,这是其他学科所不突出或无法相比的。军事学实际上是用血与火写就的一门科学,是直接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治集团生死存亡的科学。它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极其生动、极其丰富、极其活跃的知识门类。我国著名科学家、思想家、中国系统科学的奠基人钱学森,在论述现代科学体系时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现代知识体系由军事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等十一个并列的大部门构成。而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军事学。在这里钱学森不仅强调军事学是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把军事学放到了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军事学与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并列为国家11个学科门类。军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国家正式确认。

《左传》成公三年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有两件,一是祭祀,一是战争。在信奉“君权神授”的年代,祭祀就是通过与神的对话,根据神的旨意进行统治,以此维持其统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战争则是以武力排除各种障碍与挑战,建立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前者是软实力,后者是硬实力。没有硬实力,软实力也是空的。

中国春秋战国狩猎攻战图

在远古时代,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军事手段是维持与扩大生存条件最经常性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原始公社来说,“战争就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1。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最初形态的战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时的战争已完全“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2。进入阶级社会,战争逐步失去与生产过程的直接联系,它们争夺的不仅是天然资源,而且是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乃至劳动力本身。战争成为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

人类早期的战争,作战持续时间短暂,作战方法简单,作战手段主要是原始的生产与生活工具,双方交战主要是集群正面冲杀,角力斗勇,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战人员的数量、体力和勇气,还谈不上对战争的自觉谋划和作战方式、方法的灵活运用。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和长期实战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领悟出各种要素对战争的影响,领悟出战争的胜负规律,逐渐懂得了在战争中运用计谋,摸索出不同的作战方法和战争指导方法,并依据不同的作战条件和作战需要进行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战争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渐孕育了早期的军事知识体系,并由此诞生了早期的军事学。

在世界历史上,早期的军事学知识大多存在于军事历史的著述之中。如,有“历史之父”之称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前425年)潜心撰写的九卷本《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参加者、曾为“雅典十将军”之一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年—前400年)耗费30年心血写成的军事历史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约前430—前354年)著述的《远征记》,古希腊历史学家、曾任雅典执政官的阿里安(约公元96—180年)记述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埃及、印度,建立马其顿帝国全过程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等都蕴含了丰富的军事学知识。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首次揭示了经济对战争的决定作用。色诺芬在他的著作中对军队组织结构、武器装备、军队教育训练、战术原理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成为古希腊军事思想的杰出代表。

希波战争

公元1至4世纪,古罗马就出现了专门的军事学著作。例如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理论家弗龙蒂努斯的《谋略》一书,通过战例的分类剖析,对作战规律进行了系统阐述,特别是详细分析了各种谋略思想的具体运用之道。古罗马帝国后期的军事家韦格蒂乌斯(约公元4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初)所著的《兵法简述》共5卷,分别论述了士兵训练、军队编组、战略战术、筑城地区的进攻与防御等建军与作战规律,被认为是文艺复兴以前专门讨论军事问题的古典兵法杰作,作者韦格蒂乌斯也被誉为“古典世界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中世纪虽然战争频繁,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整个中世纪在战术发展方面,也像其他科学方面一样,是一个毫无收获的时代”3。中世纪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封闭与禁锢,几乎阻碍了军事思想的任何创新与进步。一直到17世纪,随着新的武器装备和新的常备军的出现,军事学才获得一线生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

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给军事学带来突破性的进展。在首先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和对外扩张战争中,英国资产阶级以当时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条件为依托,革新军制,组建新军,创造新的作战力量,开创了军事学的新局面。尤其是“封建制度的瓦解使雇佣兵获得了谁出钱,就为谁服务的自由”4,工业革命又为这样一支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新型的资产阶级军队提供了新的作战手段。正因为如此,英国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地,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军事学的诞生地。资产阶级军事学的第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亨利·劳埃德诞生在英国不是偶然的。作为资产阶级新型军队的将领劳埃德不仅确认军事科学的存在,而且认为“世界上没有比军事科学更难的科学”,他力图揭示战争的规律性,力图揭示影响战争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把欧洲封建社会的军事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资产阶级军事学说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广大“下层民众”作为革命战争的主体,以及正义的、崇高的革命目的,对战争和军队都产生了影响,军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作战方法和军事理论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革命的人民当时在军事上表现出了巨大的革命创造精神,他们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废除了战争方面的一切陈旧规章,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5。恩格斯评价说:“拿破仑的不朽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的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6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为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它的影响下,德国产生了著名军事理论家海因里希·迪特里希·比洛及其军事名著《最新战法要旨》,奥地利则诞生了杰出的军事统帅和理论家卡尔大公及其巨著《从德国1796年的战局论战略原理》,俄国则出现了苏沃洛夫、库图佐夫这样一些功绩卓著的统帅。他们的军事实践和理论创造进一步丰富了资产阶级军事学的内涵。

然而,把资产阶级军事学推向高峰的典型代表则是吸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军事实践的丰富营养而成长的两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普鲁士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和瑞士人A.H.若米尼。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全面总结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军事实践经验,系统地揭示了战争及其指导规律。成为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经验最忠实的记录者与总结者。若米尼集其毕生心血,历时53年而成书的《兵法概论》,全面批判了在封建君主制基础上建立的旧的军事思想及作战原则,系统阐述了法国革命群众和军队所创造的新的军事体系,被恩格斯称为描写拿破仑战争的“最好的作家”。克劳塞维茨在其巨著《战争论》中第一次明确而深刻地阐明了战争的本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论断得到列宁、毛泽东等历史巨匠的一致的高度评价。《战争论》至今仍是各国军事家、高级将领、普通军官和军校学员的必读书。在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界至今还没有第二部著作在清晰完整地阐述一般战争原理和战争哲学方面能与《战争论》相媲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若米尼的《兵法概论》不仅对其后整整一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与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至今仍被奉为资产阶级军事学的“圣经”,在西方享有至高的学术地位与荣誉。

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垄断利润的驱使与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军事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战争领域不断扩大,现代武器诸如飞机、军舰、坦克以至导弹、核武器纷纷投入战场,大大改变了战争的面貌,也使西方军事理论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美国海军少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和英国海军中将菲利普·科洛姆相继提出“海权论”,认为“制海权,特别是在与国家利益和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民族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因素中的主要因素”7。这一理论对美英等国的海军建设和海洋战略产生重大影响。意大利陆军部少将朱利奥·杜黑首创“空权论”,认为飞机作为一种空中武器用于战争是战争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为了保证国防,一个国家所做的一切都应为着一个目标,即在一旦发生战争时掌握最有效的手段夺取制空权”8。德国元帅阿·冯·施利芬提出“速决和歼灭战理论”,认为“战争自春天开始,到秋天落叶时就应以全胜敌人而告结束”。英国富勒少将(1878—1966)提出“机械化战争论”,认为坦克问世后,战争将是一种纯粹的机械化活动,战争胜负“百分之九十九在于武器”,其他因素“充其量也只能构成百分之一的胜利”。同一时期,与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相拥而立的还有法国戴高乐将军的“职业军队论”、德国泽克特将军的“小型军队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将领、德军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1865—1937)的“总体战”理论。泽克特“小型军队”论和戴高乐的“职业军队”论,主张用少量精锐的职业军队,依靠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来取得战争的胜利。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则主张进行国土、国民和军队的总动员,全面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对敌突然袭击,不宣而战,进行闪电式打击,以速决速胜。这一理论迎合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需要,并为德国法西斯“闪击战”理论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技术、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给军事领域带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划时代的军事变革,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战争面貌、战争方式、战争形态和战争规律,极大地拓展了现代军事学的理论范畴和战略空间。与上述新的军事技术基因相对应,“核威慑”理论、“高边疆”理论和“信息化战争”理论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军事理论应运而生,军事学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没有任何人能够怀疑军事学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体系宏大,结构完备的现代学科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世界军事百花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军事学在中国大地上更是源远流长,蔚为大观。中国上下五千年,战争实践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26世纪神农氏伐斧燧部落之战算起,至清代结束,四千五百多年间共发生六千多场战争。在长期战争实践中,中国古代战争的参加者、指挥者和谋划者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还把这种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完整的作战指导理论。相传早在上古时代,神农氏就有兵法一篇,黄帝轩辕氏有兵法16篇,蚩尤氏有兵法二篇,商周时期出现《军政》《军志》等军事理论专著。据有关学者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见诸目录的兵书多达3380余部,23503卷。其中存世兵书达2308部,18567卷。9两千四百多年前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所撰《孙子兵法》就是其中杰出代表,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有影响的古典军事学第一名著,是中国古典军事思想成熟与大发展的重要标志,至今仍被称颂为“东方兵学鼻祖”,世界“兵学圣典”。美国军事学者、曾任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约翰·柯林斯在其1973年所著的《大战略》一书中称,孙子是世界“公认的战略创新者”,“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到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10。中国古代,在经、史、子、集四大学科门类之一的“子”部中,兵学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将兵家细化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大类。这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对军事学的分类。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历代兵学要籍异彩纷呈,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达到成熟阶段,涌现出大量的著名兵书,除《孙子兵法》外,还有《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尉缭子》等等,以及《老子》《墨子》《管子》《商君书》《韩非子》《荀子》《鬼谷子》等谈兵之作。汉唐时期,出现了《三略》《新书》《潜夫论》《淮南子·兵略训》《将苑》《便宜十六策》《唐太宗李公问对》《李靖兵书》《太白阴经》《道德经论兵要义述》《长短经》等兵书。宋代则把古代兵学推到“武经”的高度,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正规军事教育体制。明代涌现的兵书达到了数量上的高峰。宋明以来的军事著作,著名的有《武经总要》《武经七书》《虎钤经》《百战奇法》《何博士备论》《权书》《素书》《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翠微先生北征录》《美芹十论》《守城录》《历代兵制》《三十六计》《纪效新书》《草庐经略》《阵纪》《筹海图编》《投笔肤谈》《兵机要诀》《兵》《车营叩答合编》《武备志》《城守筹略》《乾坤大略》《戊笈谈兵》《兵经百篇》《灰画集》。近代,著名的有《海国图志》《洋防说略》《兵学新书》《曾胡治兵语录》《国防论》等。这些无不是中国历代战争经验的结晶,无不闪耀着中国历代军事家与先哲智慧的光芒。他们丰富与完善了中国军事学思想宝库,建构与支撑起世界“兵学王国”的理论大厦。

马汉

毛泽东转战陕北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自卫反击作战的丰富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军事学说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学中最辉煌的篇章。毛泽东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集军事统帅与军事思想家于一身的战略巨匠。他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沃土之中,广泛汲取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思想精华,将马克思主义军事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与卫国战争的具体实践之中,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与卫国战争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武装人民、为了人民、以劣胜优、以弱胜强,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系统理论,不仅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理论之父,而且使军事学的发展走向一个全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