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争万花筒有规律可循吗？
战争是敌对双方生死对抗的过程，是敌对双方以一定的物质力量为基础，在战场内外无情搏杀，斗智斗勇，交互作用，双向运动的过程，涉及千军万马，关系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结局胜负殊难预料。现代一次大的战争行动往往投入几十个军兵种，动用几百种武器装备，涉及上千种军事专业技术，展开在陆地、海洋、海底、天空、外层空间以至电磁空间广阔的多维战场上，达到数千千米的正面与纵深，上及数百千米的太空，下及数千米的深海，同时交替运用多种作战样式，涉及变量之多，战况之险恶，变化之急剧，是其他领域少有可比的。表面上看，的确让人摸不着头脑。然而，透过表象，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战争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轨迹。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他的著名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经指出，任何战争都有它的规律，一般战争有一般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有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特别强调：“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11
战争虽然千头万绪，千变万化，不确定因素很多，令人眼花缭乱，但任何一场战争总是以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严格制约的。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决定战争的进行方式，也决定战争的轨迹。因此，认识战争的规律，关键是认识和把握影响战争的客观要素，认识和把握住了这些客观要素，就能揭示战争的运行轨迹与客观规律。那么，影响和决定战争的客观要素有那些呢？
（一）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总和。从其重要性来讲，有国家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从其表现形态上来看，核心利益又可分为国家生存利益与国家发展利益。国家生存利益通常表现为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不受侵犯，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不受外力强制而改变，人民的和平劳动得到可靠的保障。国家发展利益通常表现为国家战略全局的稳定和平等互利的对外交往不受干扰，国家战略资源不受掠夺，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合法地位、发展空间和民族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
国家利益是决定战争发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因。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19世纪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雷利也说过：“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战争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暴力手段。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战争就爆发了，战争是调节利益关系的最后和最高的手段。国家利益是我们观察和认识战争，把握战争规律的首要因素。它不仅决定着战争的发生，而且制约着战争发展的全过程。战争规模大小、战争强度高低、战争持续时间长短、战争打击与防御方向的确定、战争样式与战场的选择，无不以国家利益的考量为转移。国家利益原则是决定战争的一条根本原则。
（二）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决定战争的性质。克劳塞维茨指出：“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12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著名论断得到列宁、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多次引用。无论军事技术如何发展，即使在核条件下，战争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政治属性。“战争是由政治诱导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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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作为战争行为的主体，其政治性质主要包括社会政治制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这是国家政治性质的本质与核心。战争的目的的设定、战略方向与作战方式的选择，敌友的判断，无不受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与利益集团利益判断之影响与制约，无不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质。战争首先是对立的政治力量的较量。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政治的战争。
（三）战争实力与潜力
战争实力是能够立即用于战争的各种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总和。战争潜力则是上述诸要素中平时处于潜在状态而在战争前夕或战时通过动员可以用于战争的能力。只有战争潜力，而无战争实力，难以应对突然的事变；仅有战争实力，而无战争潜力，例如一些资源贫乏的小国，则难以支撑一场持久的战争。战争实力与战争潜力共同构成整体的战争力量，缺一不可，对战争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全过程的和决定性的，是实施战争行动，达成战争目的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依据。毛泽东曾反复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14“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15离开了战争实力与潜力，就成了无米之炊。古今中外，一切失败的战争，大多与他们的战争目的超过了他们所拥有的战争实力与战争潜力有关。
战争实力与潜力最主要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科技力量等硬实力和国家意志、民族凝聚力、战略决策力等软实力。军事力量主要是军队规模结构、武器装备数量与质量、军队扩编能力、快速反应能力、指挥控制能力、兵力投送能力、机动作战能力、综合保障能力、兵源储备数量与质量等。一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后盾的高度现代化、正规化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是战争实力与潜力的骨干力量。经济因素是军事活动最深刻的根源和一切军事活动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程度，决定对各种战略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从而决定可供动员的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的大小。这是决定战争潜力与战争能力大小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国防科技工业水平直接影响与决定武器装备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影响军队的战斗力。随着世界军事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一系列高新技术群的崛起及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现代战争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大，科学技术在构成战斗力的诸因素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国家意志力、民族凝聚力和战略决策力等软实力的大小不仅是战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硬实力能否发挥的倍增器或倍减器。早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所以是不可征服的，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且在于“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自强不息，不畏强权的民族精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可以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精神对物质的积极推动作用，并最终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四）地缘战略因素
地缘战略因素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依托而形成的战略性因素。
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进行的，不能不受战略地理要素的影响与制约。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土大小、国土形状、边疆与接壤状况、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构成及分布、民族宗教和社会力量结构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都是构成地缘战略因素的重要内容。国家地理位置的自然分布对地缘战略关系的形成具有最基本的影响。一般来说内陆国家，地缘战略选择相对简单；大陆濒海国家，要同时在陆地与海洋方向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地缘战略关系相对复杂，如法国长期以来一直面临优先发展“陆权”还是优先发展“海权”的两难选择。岛国和群岛国家，虽然具有海上交通之便，但难以形成地理上的整体性，易受海洋大国的分割。国土辽阔的大国，如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一般来说战略回旋余地大，对周围辐射力较强。而一些国土过于狭小的国家特别是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一些小国，战略目标选择受限，难以独立地发挥战略性作用。而散落在大洋上的一些弱小岛国，有时甚至会成为海洋大国战略扩张的“垫脚石”。与邻国的接壤情况，也是一国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美国地处西半球，东西有两洋，南北无强邻，周边环境对美国相对有利。有些国家周边接壤的国家较多，历史遗留问题如领土与宗教纠纷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其安全环境显然复杂得多。
地缘战略因素是评估安全环境，确立相互关系性质，判断战略威胁方向，明确战略防御重心，合理建构与部署战略力量的重要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组成的轴心国战略联盟对英美法等国家和苏联、中国形成了共同的安全威胁，从而促成了美、苏、中、英、法等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力量体系的形成。二战后，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以意识形态斗争为号召，以地缘战略关系为基础，组成两大阵营，在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广阔地域，对峙与对抗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不同的战略地理特征，其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是不同的。俄罗斯虽然濒临诸多边缘海，但均无法直接面向三大洋，为打破这种地缘限制，历史上，俄罗斯曾长期致力于解决出海口的问题。寻找出海口特别是寻找暖水港，曾是俄罗斯走向世界海洋的重要地缘意识和战略选择。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军事强国，其全球战略始终以欧亚大陆为重心，力求首先控制欧亚大陆两大边缘地带，实施全球军事干预，通过掌握外层空间的控制权和世界主要海上战略枢纽和战略线，实现对世界战略空间的全面控制。
不同的战略地理特征，也往往形成其战略力量建设的不同重点。如内陆国家战略力量一般以陆军为主，主要用于防卫国家中心枢纽和边界。海上列岛大国，国家安全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洋和海上交通线，因而必然重视海空力量建设。大陆濒海国家，既有陆海两利，也有陆海两个方向的防卫任务，通常陆海空均衡发展。
（五）战略文化传统
战略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战略行为中所蕴含的持久稳定的文化特征。它是一个民族与文明的历史经验、民族特性，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在战略层次上的集中反映。一个国家的战争行为固然是此时此地现实利益的反映，但同时深深地植根于历史的、此前形成的战略文化传统之中。
战略文化传统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文明的关联性和价值观念的主导性等基本特征。对一个民族与一种文明的战略文化传统的把握，必须建立在对其历史经验的长时段考察的基础上，把握其延续性的、屡经历史变动而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特征。历史上偶发的或稍纵即逝的文化现象并不必然参与传统的构成。例如，西方的分裂与扩张传统至少源于希腊罗马时代，中国的大一统的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更为关注国内秩序的传统，在秦汉时代便已基本定型。所谓文明的关联性就是，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战略文化都是其文明特性的反映。游牧文明与航海文明往往表现为扩张、进取、尚武的战略文化倾向，农耕文明往往表现出内向、和平的战略文化传统，这是因为游牧民族经济结构上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是其频频发动对外战争的内在动力，而航海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外向型的文明，海外扩张是其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与殖民地，成为航海文明的天然使命，而战争则是开拓和维护殖民地，争夺贸易霸权的基本手段。对于农耕文明来说，一切正好相反，财富的创造主要是通过人与土地结合来实现的，战争只能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和文明重心的失衡。因此，农耕文明更多地表现出求稳定、求和平、内向而非外向的战略文化传统。所谓价值观念的主导性，即战略文化传统的基本性格受所处文化传统的主导性价值观念的渗透与影响。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道义的力量，具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表现在战争观上就是强调“义兵”“义战”，强调“以德服人”，这是与中国文化中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影响分不开的，这与西方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战略文化传统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战争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也影响战略环境的判断，战略目标的制定与战争手段、战争方式的选择。中国战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顺天应人”“睦邻亲仁”的同一性思维特征，而西方文化则更多地崇尚“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战略目标的确定上，西方的基本战略理念是只要存在资源和机会，国家就必然扩张他们的力量，利益的扩张与霸权的获取是其最高目标；而中国的战略目标历来是卫国土、保和平、求统一、制侵凌，没有海外掠夺扩张的内在动力。在战略手段的选择上，中国战略文化历来强调“慎战”与“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调“后发制人”“不得已而为之”，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与西方战略文化中的绝对优势、绝对安全、绝对征服的极端思维与零和思维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战争行为必然打上战略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是战略文化传统的必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