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说儒》前史：影响《说儒》写作的内源性因素

胡适有关儒及儒家、儒学的认知始于少年时代，其在《竞业旬报》上对传统道德和迷信的批评显示出晚清都市新潮少年对中国传统权威的挑战以及反省传统道德的特点。然而，经历了1917年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A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即《先秦名学史》），特别是1918年7月前撰成并修改，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260]以中国哲学史开山姿态研究和写作的胡适完全有必要从原儒入手，以便为后人打下一个哲学史、思想史和儒学史的考据学或史料的基础。但此时，胡适的重点在于老子和墨子，是将老子放在核心地位和中国哲学的源头，而将墨家名学与西洋逻辑学相类比，墨家思想与科学相连接，对于儒家、孔子则有些漫不经心，故原儒问题一直被搁置。

1934年8月30日，胡适在致孟森（1869-1937）信中谈及与原儒相关的“三年之丧为殷礼”一事，其“致思至十七年之久”之说常被误以为是“《说儒》构思了十七年”。其实，原信中虽言《说儒》“是数年来积思所得”，但未明言“十七年”。而“三年之丧”之新说，也是对孟森提问的回答，从他“所用材料皆人人所熟知”这一点看，他要真想原儒，也不必等到十几年后。[261]

原儒问题被搁置的情况到1923年“整理国故”运动正式开始后，亦并未发生改变。原儒既非运动之核心问题，而胡适本人也仿佛无暇顾及于此。他们当时关心的问题更为古老，即三皇五帝的成立与否，还轮不上后来者，儒家。当然，新文化运动对儒家“定于一尊”的批评，亦留下了后遗症，他们不希望重拾儒家、孔子，以防止为“尊孔读经”的文化保守思潮“帮闲”。但何以到了1934年，时隔十余年，在对于先秦历史和儒家起源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兴趣的情况下写出《说儒》一文？从1919年2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后，胡适对于原始儒家和先秦历史的论说就不多见，查相关著述目录，仅有个别篇章有所涉及。现在看来，虽然外铄因素较之内源因素要大得多，但仍需从内源因素说起。[262]

胡适晚年在谈到对儒家、孔子的态度时说：“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12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263]

这段话如果仅仅作为胡适“不反儒”，抑或“反儒”的证据显然是化约了问题。因为胡适在此提示人们，他对于“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意即对于作为“教”的儒家（或儒学），他不赞同，而与此相对照的都是具体的儒家中的人物（代表），他当然是“十分崇敬”孔子、孟子和朱熹（1130-1200）的。事实上，到胡适晚年，反孔教仍是他一生需要坚守的形象之一，他的自我塑造仍没有丝毫改变，所以当1960年1月，梅贻琦（1889-1962）为组建“孔孟学会”，敦请胡适担任发起人时，胡适回答说，“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个学派独尊的传统。我现在老了，不能改变四十多年的思想习惯。所以不能担任‘孔孟学会’发起人之一”。[264]

然而，反对现实中被利用和尊崇的孔教并不妨碍学术上对儒家、儒学和孔子的价值作一个客观的符合历史的评判。这涉及胡适思想的两个层面（即现实或政治层面和学术或历史层面）的共存、交织和纠结，所以他要在自述中加上“就全体来说”或“在本质上”这两个前提，只有在这两个前提都成立的情况下才“不反儒”。

诚如唐德刚先生所言，胡适处于一个“发展中的时代”，因而他从事的也是“发展中学术（developing scholarship）”，而胡适也始终是“发展中”的学者。[265]所以，胡适少年时代受理学影响也属于无法选择的宿命，并不能预先决定他以后对孔儒的看法。类似情况也包括他在《竞业旬报》时期对传统道德中负面因素直截了当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