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使命如山

军人最具力量的武器不是枪弹，而是信念和意志

刘珪所在的特战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组建的一支特种部队。

20多年来，这支有“南国利剑”之称的英雄劲旅，先后有10多名官兵在军事斗争准备和执行任务中牺牲，200多人受伤致残。刘珪刚到特战旅不久，就曾亲眼目睹一名战士在伞降训练中牺牲。

和平年代，是什么激励他们不惧艰险、勇于献身？立功？受奖？提干？……

刘珪说，都不是！因为，那些东西和生命相比，太微不足道！对军人而言，比生命更重要的，是忠诚、使命！

在特战旅，身高刚过1米7、体重不足60公斤的刘珪，一开始素质并不突出。

为了闯过极限体能关，10公里负重越野，他背着26公斤的装具，坚持每天跑一趟；指力训练，别人抓3斤多重的砖头，他双手各抓一块四五斤重的鹅卵石；扛举100多斤重的圆木，他坚持每天举50多次……两年后，他22个体能课目全部优秀，6个课目刷新特战旅纪录。

极限体能只是特种兵的“入门证”，具备超常技能才配有“资格证”。

众所周知，手枪必须双手协力才能拉枪机上膛。为了掌握单手负伤情况下，用脚踢枪上膛的快速射击动作要领，刘珪反复练习，练就了“脚跟上膛、枪响靶落”的绝活。

“高跳低开”伞降课目实战性强，但风险极高。刘珪毫不畏惧，只要有机会就反复体验，一次次降低开伞的高度，探索各种天候下的伞降技能，练成了3000米高空自由下落、500米高度开伞的绝技，达到特级水准。

“其实也没什么绝招，只是不愿放弃。”面对战友们的赞叹，刘珪说，“军人最具力量的武器不是枪弹，而是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

2009年9月，刘珪与其他13名战友走出国门，被部队派往土耳其安卡拉特种作战学校学习。

这是一所以训练残酷而出名的学校。参加危险课目训练前，每个人都必须签订“生死状”：凡是因操作失误导致的伤亡，学校一概不负责任。

这样的“生死状”，刘珪学习期间一共签了4份。

一次负重25公斤、7.2公里武装越野训练，高大魁梧的土耳其专职体能教官塔克站在队列前，双手环胸，“轻蔑”地冲着学员们嘶吼：“你们记住，在这里，以前、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人超越我的越野纪录……”

此时，刘珪和战友们刚刚在野外进行了6天6夜的“魔鬼训练”。疲困、饥饿和伤痛，让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濒临崩溃的边缘。

迎着塔克傲慢的眼神，刘珪横下一条心：就是死，也要为祖国荣誉而战，为中国军人争光！

凭着必胜的信念和勇气，挑战过程中，刘珪先紧紧“咬住”塔克不放，最后连续加速冲刺，硬是在终点线前把塔克甩在身后。

多年来，安卡拉特种作战学校的学员淘汰率高达70%。而直到结业考核，14名中国学员无一人被淘汰；刘珪以总评第一的成绩，荣膺“年度优秀学员”。

毕业典礼上，该校校长奥特沙专门赠送给刘珪一把土耳其特种部队匕首。他称赞道：“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当代军人的品格和意志！”

军人只有两种状态，打仗和准备打仗

从土耳其学习归来，刘珪被任命为特战旅二营一连连长。

第一次组织5公里武装越野训练，有的战士抄近道，有的水壶里不装水，有的防毒面具不带滤毒罐。

刘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第二天，他把连队带到一条笔直的县道上继续训练——这次，爱抄近路的战士落到了后面，水壶没水的渴得嗓子“冒烟”，没带滤毒罐的通过“染毒地域”时呛得直流泪。

“军人的状态只有两种：打仗和准备打仗。训练场可以抄近路，但战场没有近路可抄。”训练讲评时，刘珪直言不讳地大声痛斥，“少跑一米，子弹就会追上你！丢弃一个滤毒罐，就是丢弃生存的希望！”

2009年年底，一连参加全旅5公里重装越野考核，队伍刚要出发，却被刘珪叫停：“全部回去，换作战靴！”

考核结束，向来“领跑”的一连“意外”地丢了冠军。大家纷纷把气撒在鞋子上：“要不是连长非要我们穿作战靴，保证能拿第一。”

“迷彩鞋轻便灵巧，作战靴沉重坚硬。”当晚，一名老班长好心向刘珪建议，“像5公里越野这样的训练，还是换回迷彩鞋吧。”

没想到，一向倡导军事民主的刘珪却不容商量地拒绝：“打仗穿什么，训练就穿什么。”

老班长有点委屈：“你是连长，听你的！”

“错！是听战场的！”刘珪回答。

3个月后，特战旅组织战备拉练，途中突遇大雨，山路异常泥泞。其他连队官兵有的连连滑倒，有的通过荆棘地时被扎伤，只有一连官兵穿着作战靴，走得稳稳当当，第一个到达指定地域。

包括老班长在内，一连从此再没人抱怨鞋子。

在刘珪带领下，一连官兵不仅穿鞋与众不同，就连打靶射击也颇为“另类”。

射击考核，战士们一路搜索到靶壕边上，仍没发现任何射击目标。

摸不着头脑的大伙儿一琢磨，可能是考核保障出了问题，一个个背着枪又返回集结地域。

“零分！”刘珪判定；“靶都没有，怎么打？”有人不服。

“顺我手指方向看……”刘珪指向靶壕侧后方的灌木丛，里面隐约露出3个半身靶，有的还是“侧身”，不细瞅根本看不到。

“打靶训练又不是找靶训练！”有人嘟囔。

“敌人会老老实实站在正前方让你射击？把敌人想得太简单了，你也就太简单了。”刘珪回应。

重新考核，刘珪先做示范。

只见他突入射击地域后，抬手就是一枪，草丛中弹出来的靶标应声倒地。紧接着，山包后、小树旁，靶标此起彼伏，刘珪左突右闪，接连将5个隐蔽靶逐枪放倒。

“训练场是战场的预演，未来战场上的对决，往往在训练场上已经分出了胜负。”刘珪说，对于特种兵而言，训练上的每一个细节，不仅影响成败，甚至决定生死。

这样的认识，使得刘珪在日常训练和生活中，对官兵们的要求近乎苛刻：

潜伏训练，每名官兵侦、吃、住、藏范围不超过5平方米，粪便、尿液不能留下任何痕迹；狙击手击发后不可急于下一次射击，要间隔10秒，这样既便于隐藏自己，又可让枪管冷却，提高射击精度；子弹袋、背囊上外露的背带必须用胶布缠住，避免挂到树枝留下行动痕迹……

耳闻目睹后，一位将军如此感慨：在一连，事事处处都能闻到打仗的味道！

军人既要拼血性，也要斗理性

2012年6月，李勇从外单位调到特战旅任作战科长。

不久，对刘珪仰慕已久的他，却顿感“大失所望”：旅里组织战术编组作业演练，担任机降组组长的刘珪，竟然把机降地点选择在敌方通信站正前方的山包后。

“这不是找死吗？”李勇不解。按战术原则，机降地点一般都选择在敌阵地后方，隐蔽接敌，可刘珪却把机降地点选择在正前方，完全是当活靶子。

“传说中神奇，不过如此。”对刘珪，李勇心里暗暗打了几分折扣。

正式推演那天，轮到刘珪发言：“出其不意，才能收到奇效。我从正面直接攻击，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给予最直接的打击……”

“正前方不正是敌人的靶子？”有人质疑。

“那个山包，是敌方射击死角，对我们不构成威胁。况且机降时间很短，敌人来不及组织狙击。我们机降后，可以快速跃进反击，直打‘七寸’。而选择敌后方，需泅渡河沟，攀爬峭壁，一旦遭攻击，进退两难……”刘珪的独到见解，让李勇眼前一亮。

“特种作战不能逞匹夫之勇，不是攻城略地，而是要打影响战局、扭转乾坤的点睛之战，既要拼血性，也要斗理性。”这是多年来复盘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特种部队一个个典型战例后，刘珪收获的启示之一，“世界各国特种兵的‘硬实力’都差不多，较量主要集中于指挥体系、经验智慧等‘软实力’上。”

2012年金秋，粤东某山岳丛林地，一场红蓝对抗演练激战正酣。突然，“红军”后方告警：“蓝军”一支特战小分队对“红军”补给点进行了“清缴”，油料、弹药等保障物资被“炸”为乌有。

“这家伙，够狠！”“红军”指挥员心疼得直跺脚，“速查，谁搞的鬼！”5分钟后接到报告：“刘珪！”

“又是刘珪！”指挥员大怒，“谁抓到刘珪，立二等功！”——去年的一次演习中，就是刘珪让他吃尽了各种苦头：一会儿狙击援军，一会儿侵入后方，最后干脆把他的指挥所“一窝端”。

报仇心切，“红军”有些恼羞成怒：紧急调动两个装甲步兵营和一支侦察小分队对刘珪的特战分队进行狙击，并调用无人机从空中多角度对他可能“逃窜”的路线进行全方位搜索和侦察。

没想到，撒开一张无边大网，却连刘珪的影子都没捞到。

就在此时，郁闷至极的“红军”又接到演习导演部通报：设置在指挥所后方一个山洞里的预备指挥所被“蓝军”破袭！

地图显示，从刘珪刚才的活动区域到预备指挥所，中间那道20多米宽的深沟宽堑是唯一的可能。

“刘珪是怎么飞过这道天堑的？”“红军”指挥员苦笑一声，“这家伙，像狼一样狠，又像泥鳅一样滑。”

（新华社广州2013年3月19日，合作者：王洪山、李宣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