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40年前念的报纸

有时候，我心里会暗自回放这样一个场景，它发生在40年前的沪郊南汇县书院公社外灶大队。

这个大队有位年轻的党支部书记，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名叫韩丁（William Hinton）的美国记者，在黑龙江友谊农场借助机械化，一家人种了3000亩地，他拿起报纸，把韩丁种地的故事念给社员们听，并对他们说：

看，这就是农业现代化。

时光飞速流转，这位念报纸的大队书记，后来进了大学读书，又从上海市委组织部起步，30岁已是当时的上海县委书记；他后来当过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管理过上海郊县工业，还曾是上海农委的副书记和副主任，再后来，有过多个上海郊县一把手经验的他，又成了松江区委书记。

当盛亚飞这样回顾他的过去，同样在农村生活过的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在那个中国多数人口都“困守”在农村，每天辛苦劳作，却只能勉强糊口的年代，除了他，又会有几个人会捧着报纸畅想，将来有一天要开着拖拉机，一家人种上个几千亩地呢？

让盛亚飞念念不忘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在那次采访中，他冷冷地盯着我说：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说，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当时农业现代化是排在第一位的，但到现在还没完全实现”。

这并不仅仅是个励志故事的地方在于，后来的盛亚飞，仍然记得年轻时代的那份报纸，并且用行动证明中国也可以实现。他说，他在松江推动的城乡改革有备而来，这个想法他想了几十年。

在盛亚飞治下的松江，农民们就像韩丁那样驾驶着拖拉机驶入了万亩粮田，并成功跻身“十万元户”，仍在农村的老年农民也不必因为现金收入太少而发愁；更多进城的农民，每年还有一部分来自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分红作为保障；一些改革先行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更是不用买房，却拥有了可以买卖、与乡村居住面积相当的商品房。

2016年夏天，当普遍拥有五六百万元房产的松江小昆山镇农民，纷纷为不断高涨的房价窃喜之时，盛亚飞已在为能早点办完退休手续，四处奔波的路上。当年2月1日，任期已满的他最后一次出席松江党政负责干部会议，总结起松江九年两个月的工作，他感慨万千地说：

感谢上海市委的肯定，让我的工作最后一站在松江度过，让我和同事们在9年多的时间里，干成了几件具有重要意义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工作。

第二天我突然看到这条新闻，相当不平静地给他发了条短信，当时内心默想，他在松江推动的城乡改革，应该算是其中一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