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块地”

韩丁在飞机上所看到的景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开始，今天在城市和乡村所看到的，风格迥异的乡村景观，又历经近40年变迁。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3年第一次采访盛亚飞时，我问过他一个问题。

我说，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讲，如果还是“大集体”时代，可能农村到2000年就实现机械化了。盛亚飞回答说，那你告诉你父亲，到不了2000年，机械化就能实现，但那时候农村隐性失业问题会更加严重，农民会变得更穷，因为农村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土地产出增长是有限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更为积极的变化，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从事副业，再经过上世纪80年代“村村冒烟、队队办厂”的乡镇企业时代，2000年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城市与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崛起，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了。

相隔年代如此久远——如果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过来人”，到今天想要说清楚近40年来农村景观变化背后的来龙去脉，估计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毕竟如今不少人对农村的印象，往往也只剩下种田了。

“过来人”盛亚飞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视野里，农村不仅有农民种田的耕地，还有农民居住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乡村景观的变化，即是这“三块地”不同使用现状的变化，从人民公社时期发展至今，它们的来源、功能用途均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耕地，盛亚飞说：

它就是通常所指的承包地，来源于建国之初土地改革农民分得的土地，后来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变为村集体经济的耕地。无论是人民公社，或是家庭联产承包时期，它一直承担的是生产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基本功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本集体所有、共同劳动的耕地，通过承包经营权分离，确权到了每家每户农民头上。韩丁所说“大块土地变小块”，即指集体耕地承包经营后的样貌，由于规模有限，分割后的农田，难以实现生产效率更高的机械化作业。

更确切地说，上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更多只是发生在耕地——农村“三块地”之一的局部变革。

耕地规模变小的另一结果，即由于规模有限，收入有限，种地对农民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乡村景观上的表现，就是弃耕与抛荒，再者粮田被产值更高的菜地、鱼塘、果园或苗木场乃至堆场等代替。

耕地一直在减少——除了城市通过征地，不断“蚕食”耕地而扩张，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也在挤压耕地的空间。如今类似于开弦弓村逼仄的宅基地村落并非偶然：

承担农民居住用地功能的宅基地，人民公社时期，当时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民集体劳动、耕地又是集体统一安排播种、收割，加上当时农民收入有限、建筑材料匮乏，农民家庭人口增加，当时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还是比较小的，想建房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除非是家庭中儿女长大成人，要结婚娶妻或入赘，才会申请在原有宅基地内占地建房；也只有因原有宅基地实在无地可建房，才能申请新的宅基地。

申请了审批也很严格，往往需要一两年时间才能走完流程，即使批准你扩建或迁建宅基地，也只能建在自己家的自留地上，不得占用或极少占用集体经营的耕地，此时，宅基地占用集体耕地并不多。

直至上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二是农民对建房置产有传统的偏好；三是每家每户独自耕种属于自己的承包地之后，在承包地上盖房比在集体土地上盖房显然宽松多了，加之当时基层组织普遍对占用耕地建房行为管理上的放松，今天在农村普遍看到的鳞次栉比的住宅建筑才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郊区等地区开始加强对农民宅基地建设的规范和管理，但此时，农民大盖住宅之风已近尾声，不少农民已经几次翻建住房了。农民先是将原来的草房翻修成砖瓦房，再翻成小楼房，甚至再变成小别墅，这段时间，整个宅基地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体量大幅增加。

在农民大修宅基地的同时，农民进城的步伐加快了，所以其农村住宅的功能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农民多数时间居住在城市里，在农村大量修建的宅基地，常年人去楼空，它已不再承担农民基本居住功能，而成为炫富与攀比的工具。

农民在宅基地上翻建农房形成的“城中村”，盛亚飞用“留下骨头卖掉肉”来解释它的出现过程：

在城市化初期，当时土地价格不高，动迁成本较大，于是城市土地的开发，就出现了没有人居住的农田先征用掉，发展工业和城市，这就叫做“留下骨头卖掉肉”，而自然村落等地面建筑物较多的地块，就暂时搁置不考虑动迁。

当时大家都在盯着城市发展，对这些留下的自然村落的人口集聚和无序发展关注不够，等后来注意到的时候，发现已经尾大不掉。这些自然村落已经成了存在大量违法建筑、集聚大量外来人口居住、生活状况极其恶劣的“城中村”了。

至于集体建设用地，顾名思义，即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用地。

20世纪80年代农村耕地确权到户了，宅基地上的房子也翻建了，但集体建设用地，包括附着在它上面的各类集体资产，仅仅从人民公社、大队、小队过渡至乡（镇）、村、村民小组三级所有，产权关系并未得到进一步明晰，但它却深藏着农民近3万亿元的财富秘密。盛亚飞说：

集体建设用地最初由集体打谷场、卫生室、畜牧养殖场等所占集体耕地组成；人民公社时期发展社队企业，农村耕地中出现了少量工厂占地；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工厂用地的规模有较明显的扩大，此即所谓“村村冒烟、队队办厂”；但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品供需关系的变化，随着国家土地管理的加强，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工业向园区集中成为一种趋势，农村工业占地的情形得到了遇制。

与不断增加的宅基地相比，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总体数量相对较少、增幅有限，留存的集体建设用地，除了乡村道路等公共设施占用了一部分，还有就是集体工厂、集体物业所占用的集体土地。虽然总量较少、增幅有限，但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盖起来的各种经营性资产，却是城镇化过程中增值最大的一部分财富。

梳理农村“三块地”的来龙去脉，它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原因在于：

1．因规模小而导致的“农民不种田”，长期来看，将导致粮食生产能力持续弱化，国际贸易战阴影之下，粮食安全势必受到挑战；

2．农民进城却买不起城市商品房，他们在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却越盖越高，农村的房子不仅不能买卖，常年不住之余，低成本翻建的住宅质量堪忧，村庄和城市一样越摊越大，耕地也变得越来越少；

3．农民固然是进城了，但他们缺乏足够的保障，可他们留在乡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集体资产却在不断增值，只是因为产权模糊，多数进城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的好处，甚至忘记了还有这部分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