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迈过那道历史的山岗

一

农历狗年春节的大年初二，和煦的阳光照在厨房门口的樟木柴堆上，一切显得暖洋洋。我习惯性地蹲在院子里，看着一只灰白色的虎斑猫悠悠地钻过房东的旧木船。我并不是要找这只猫，而是潜意识地在寻找两只流浪的小狗。

那两只流浪的小狗，是隔壁邻居家的，也可以说不是隔壁邻居家的。年前的某天，胎毛未脱的它们蓦然冒了出来，弱小而颤抖地出现在了村里，隔壁脾气火爆、每天骑着三轮车拾柴的老先生，为它们搭了一个简易的窝。

在它们还没有和人熟络的时候，我只能远远望着它们，然后将手中的火腿肠掰成几段，尽量精准地抛给它们，到外面吃饭，剩下的骨头也会带回来，就这样，那两条小狗逐渐长大，以至于我们每次从城里回来，听到车声，它们就会汪汪叫地冲上来。

但我仍觉得某一天，它们还是会消失。因为有人说，敢不敢抓它们到车上，然后送到镇上丢掉，我才忽然意识到，其实这两条狗，在偌大的农村，即便是四处乞怜，命运同样无处安放。

我无法做到。在从小农村长大的记忆里，我至少目睹过六条狗的死掉，并且死法凄惨，无不是误食了野地里的死老鼠，而死老鼠，则是误食了当时农村普遍用过的一种剧毒的老鼠药。今天之所以动了恻隐之心，也是源于幼时的乡村遗憾。

只是今天的农村，也许还会有遗憾。就拿这两条小狗来说，狗妈丢掉它们的概率不大，更可能的是——在它们刚出生不久，狗妈就已经不在了，从过去多次道听途说，比如年末狗贩子往往会进村，用毒针射杀村狗的经验来看，背后未必是个好故事。

没有人知道这两条蓦然出现小狗的来历，也不会有人过于关心，除了像我这种，出生在乡下，曾住在城里，又搬到乡下的人。我们曾经搜罗出家中的旧衣服，在一个雪夜垫到了狗窝里，但第二天，衣服就不见了，想必是村里人觉得可惜，就拿去另作他用了。

这仍然可以理解。乡下人眼里的狗，是没有城里人所谓“宠物”概念的，与那个更为遥远的、物质极度匮乏时代一同走过来的老人，更不会这样想，乡村本身就意味着蛋白质稀缺，狗，除了看门护院，也是肉食来源。

从乡村到城市，仅在狗的这件事情上，大家的看法，就已注定着天渊之别。对一个农民来说，不要说给狗穿御寒用的毛衣，仅用马可波罗火腿肠喂狗，即已是不可想象之事，而当一个城里人得知，农民养了一年的狗，到年底会杀了做下酒菜时，同样也会感觉很痛苦。

可也是这样，农村人要进城，城里人想返村。

二

忘记说了，两年多前，我就从上海的城里搬到了乡下，在沪郊青浦区的一个村子，租了本地村民的房子，然后重新装修住了进去。

我们村是个神奇的存在。多年前，一对来自中国台湾、70多岁的老夫妇，卖掉了他们在高雄的房子来到上海，反复辗转后，他们发现了这个村，并且租了一栋农民房。他们把房子内部重新铺了地砖，做了最简朴的改造，再在院子里挖口水井，做个荷塘，又将水泥地铺上泥土，种上了20多种植物，那里就变成了他们的新家。

这对老夫妇的举动，在后来的日子里，吸引了很多来村里游玩之城里人的注意，并产生了更为有趣的影响——不少城里人发现，原来日子可以这样过，他们也在村里找到了房子，抱着养老、农耕或者周末休闲等目的返了村。

时至今日，在这个有着400多户原住人口的沪郊村庄，已吸引了40多户城里人来来往往，而我，也是一次采访中意外发现这里，在当时，被我称为“新村民”的群体，规模已蔚为壮观，他们由乡村规划师、探险家、名校理学博士、生态学硕士、皮划艇业余赛冠军、艺术家、音乐师等组成，除了中国人，还有美国人和新加坡人。

我和做旅行定制的上海太太，接着也就搬到了村里。作为一名农业记者，这个村让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这些在城里已是中产，或者高学历拥有者的返村居住，是否会形成一种有别于单纯金钱投入的人力资本变量，可以挽救如今城镇化时代的乡村颓势。

非常遗憾，在住了两年多后，我没有找到肯定的答案，相反，我觉得农村人进城是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而搬回村里住，它更可能是城市里的小布尔乔亚者，带有乡村浪漫主义色彩的一厢情愿。

原因也很简单，它就是我们乡村生活所目睹和经历的一切：

我没有看到除了为数不多的劳务性收入之外，能让老村民更为有效的增收办法，而新村民与老村民更为深远的互动，其实并不可能。这不仅是普通话与方言不通的天然沟壑，同样也是彼此之间的目的和追求不同。

贾府上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不仅城里人将狗当宠物养，农村人会不习惯，城里人将租来的水泥院子重新铺上泥土种上花草，同样也不会被农村人接受。小有所成、已有不少积蓄的城里人追求的是生活闲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人，想得更多的，还是挣钱来补贴家用。

对本地村民而言，在农村获得可观收入的机会的确不多：

以农民最拿手的种地来说，要是都在农村，人多地少，每个人就一亩多地，一亩地就算顶格年产1500斤稻谷，以1.5元/斤来算，产出也不过2250元，再扣除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其实净收入寥寥，田间地头辛苦一年，还不如城里打工一月挣得多。

城里人和村里人从此分道扬镳。城里人返乡又如何，生计面前，进城依然是村里绝大多数村民的选择，上海郊区如此，更不必说经济条件远不如上海的中西部地区。

其实，在村里的新村民，排除像我这种不必进城坐班的自由职业者，以及积蓄不少、单纯养老居住的城里人群体，指望种菜等纯农业生产而维持生活，更是高难度之事。不仅村里由城里人承包的农场，已历经两次洗牌，一名已搬离村子的新村民，回顾起他种菜的经历，更是告诉我：

“本来想着来村里扶贫的，没想到最后自己被扶贫了。”

即便我们家中装修和城里别无二致，互联网已是200兆的光纤，但在村子里住久了，仍然深感不便。以平时吃饭来说，要么自己做，要么去外面吃，无论哪一种，它都将耗费你至少一个半小时时间。

村里居住空间固然比城里宽敞，但超级耗能——每年冬季，一个月为取暖而耗的电费即夸张地超过千元；出行开车，一年油费不是个小数目；远离城区，朋友联系多有不便，社交损失更无法估量。

城里人返村，其实更像是一场奢侈的消费，农民进城打工，却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排除所谓“乡村浪漫主义”的想法，村居两三年之后，如果再给我一个选择，如果不是职业研究兴趣，我相信我会继续待在城里。

三

将时光倒退到1945年。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开打在即。当年不会有很多人想到，仅需3年时间，由中国乡下最贫苦农民组成的人民军队，将打败有飞机、大炮和美援助力，全副武装的800万国民党军；更鲜有人会意识到，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将会逐渐变为国力日渐强盛的工业化国家。

但有一位中国年轻人意识到了。

彼时，当华东农民酝酿着用“小推车”推出革命胜利之际，那位在大洋彼岸哈佛大学读书的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并写就了一篇博士毕业论文。

随后的时光里，他将因这篇博士论文扬名世界经济学界；即便是桀骜不驯的张五常，也要叫他一声“大哥”，他当年的作品，如今读起来依然畅快淋漓，比对起中国如今的巨变，你不得不感叹，他的确走在了时间前面。

这名年轻人叫张培刚，他那篇名为《农业与工业化》的博士论文，以当时尚是农业国的中国为模板写就，他在里面提到：

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想做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实行全面的工业化。

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将只扮演一个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农业可以通过输出农产品，帮助发动工业化，但中国农产品输出的扩张性很可能是不大的，所以发动工业化的资金，有赖于其他渠道。

在农村人口进城这件事情上，他写道：

农场通常给工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而从农场到工厂的劳动力转移，则形成了工业化过程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

换句话说，农村人进城，不只是“焦大的追求”,也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

1949年土地革命胜利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个全世界最多农村人口的农业国家，开始以一种蹒跚的步调，艰辛备尝地走上了国家工业化道路。

在城市里，当恢复因战争而遭受损失的轻纺工业，以满足人民日常生活之必需之时，奠定国家初步工业化部门经济基础的“156项重点工程”同步启动，国家工业化的艰苦探索由此开启；在农村，广大农民则以分得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等份入股，走上了合作化与集体经济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时，政治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当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66.1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比重达70%，工业总产值比重仅30%。89.4%的人口在农村生活和就业。

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为了快速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式经济发展战略。农业充当着提供低价农产品，以满足城市低价食品供应、保障低工资和低成本的角色。

为此，几乎所有农产品的生产由政府决定，并按计划进行。国家还对农业全面取消了市场和价格系统的作用，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垄断了粮食贸易和其他绝大多数农产品。规定农户除了保有必需的食品、饲料和种子外，绝大多数农产品都以较低的价格（订购价格）卖给国家粮食部门。

彼时，城乡还是隔绝的，多数农业人口仍困守在乡村，离开农村只有两条路——读书去上大、中专（“文革”前）或当兵提干，而城里因就业、居住条件不充分，还有一大批年轻人踏上支边之路或“上山下乡”来到农村。

这一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变化。“经济自由、创业，可以跑”，像粮食供应方面，允许农民自带粮食进城，慢慢的情况就不同了。

折射到现实，那就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亿万农民的大进城之旅，它又历经乡村工业化和出口导向（沿海）工业化两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千上万的农民，先是就近涌入家乡附近的乡镇企业，并造就了乡镇企业的黄金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陷入困境，外资企业，加之以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沿海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兴起，他们又匆匆过完春节，挤上了南下或者东去的绿皮火车。

这些被称之为“农民工”群体的季节迁徙，让沿海地区形成了更为完备和富足的工业带，凭借足够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中国制造在全球攻城掠地，并助推中国经济体量跻身世界第二；越来越多的人定居在了城市，城市进一步扩张，又促进了产业的继续分工和升级。

1978年至今，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当年的17.9%增至58.52%，而进城农民工也被称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幕后英雄”。

回顾这段历史，它不仅是张培刚所说的“从农场到工厂的劳动力转移”，同时也是多数“80后”生人父辈、祖辈所走过的进城路，换言之，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个回不去的故乡。

四

农村人选择进城，是生计所需，也就好像一个“分蛋糕游戏”。

与城市随工业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蛋糕”越做越大不同，“乡村蛋糕”天然有限——不仅农地产出有天花板，同时它又受科技水平和经营规模制约，农田数量是不变的，农村人口增多，有限的“蛋糕”就变得更少了。

随着人口增多，只要困守在乡村土地上，必然发生隐性失业——表面上看人人都有地种，但均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土地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这又影响到农业机械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更致命的是，它还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种地只能勉强糊口。基于生计的考虑，“回头”对多数人并不现实。

此种前提下，也只有不断减少农村人口一条路。参考欧美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无不是——更多农村人口进城，做大“城市蛋糕”，留在农村的少部分人，进而通过机械化，耕种更大规模土地，为城市生产食物之余，个人产出提高得以获得体面收入。

按照张培刚对全面工业化的定义，它并非消灭农业，而是：

将农业作为工业的一个生产部门来对待，即它包括着农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全面工业化有两大衡量指标——农业产值与农业劳动人口的分别占比：

一个农业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只有当工业化进展到相当高的阶段，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原来的2/3甚至3/4以上，降到1/3甚至1/4以下，同时农业劳动者总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也由原来的2/3甚至3/4以上，降到1/3甚至1/4以下，这个国家才算实现了工业化。这两方面的比重或比例数字都降到此种程度，才算达到工业化标准，二者缺一不可。

2017年，中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下降至6.9%，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下降至27%，但考虑到真实城镇化率因素，由于不少老人和儿童生活在乡村，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也未完全变为市民，言及“全面实现工业化”仍为时尚早——以城镇常住人口为标准统计， 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58.52%，若以户籍统计，城镇化率只有42.35%。

换言之，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当中。如果想要全面实现工业化，未来还会有数亿农村人口需要转移，衡量它的标准则应是城乡保障均等。

也只有城乡保障均等、农民顺利进城了，才不会重蹈20世纪50年代进城又返乡，缺衣少食的覆辙；进城农民变为市民安居乐业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继续推进；站在国家崛起的角度，它应必然发生且势不可当。此时，中国仍有超过6亿农民生活在乡村。

农村人口的转移，也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以农业就业人口占比变化衡量，1830-1930年，美国人用了足足100年时间将它从70.8%降至22.5%。而从1978年开始，中国仅用了40年时间，却完成了远多于时下美国总人口（近3.3亿）的农村人口转移。

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已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加之近14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它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农民进城更为迅疾和猛烈，而未来的进城路，更不会一马平川。

五

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再回首，将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是它最大现实意义所在。当时的农村改革推动者杜润生，在回忆改革前基层调查说：

记得有一次，我到河北石家庄附近一个大村庄调查，那是一个先进大队，却实行了包干到户。我问：你们为什么愿意包干到户？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块儿吃那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这些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中国农民有了一点自由是能够做出许多创造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则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评价称：“中国的农村改革在其进程中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试错性和实用主义。”他还指出：

1979年到1994年，中国农业总产出年均增长6.3%，而且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依靠投入更多的资源而取得的；改革的另一个成就是，在农村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1973年到1993年，农村大概创造了8000万个非农就业机会，这些新的机会，对改革初期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无论是杜润生还是约翰逊，皆不认为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完成了。

晚年的杜润生有着诸多改革未竟之心。除了不认可外界对他所冠“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名头，在2003年7月28日90岁生日那天，他说他有两个放心不下的问题：

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转移，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现在有近亿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第二个问题则更为深远，他说，“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约翰逊早在1998年即提醒，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将对未来社会和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收入差距越大，由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压力就越大：

必需的政策改革中，首先应强调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势头。

在今后25年，为了使生产率继续提高，并使农民收入的实际增长与城镇工人相当，中国农业必须实现资本对劳动力的大量替代。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也必须不断扩大，因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持续的过程。从长远而言，中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现代化。

在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路上，注定中国农村和农业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收入比曾一度下降到2以下，1983年最低时仅有1.82，但之后就开始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从2002年到2013年，这一数据一直在3以上，其中又以2009年为最高峰，达3.33。2014年之后，它下降至3以下，但2017年，它还是达到了2.71。

这种变化，由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差距决定：

1960-2015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09%，明显低于二、三产业5.70%的年均增长率；55年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增长9.07倍，同期，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21.1倍。

由“工资”“家庭经营”“转移支付”和“财产”为不同来源的农民四项收入总盘子，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耐人寻味：

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伊始，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依靠农业生产和管理而获得的家庭经营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但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速度并不高，自1983年以来，它的占比又一直在下降。2013年起，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率开始低于30%, 2016年更已下降到25.22%，甚至低于从国家、单位和社会团体各种转移支付而来、贡献率达27.80%的转移性收入。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不断下降时，2001-2016年间，除个别年份，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变为最大，且大多数年份稳定在50%左右的水平。

所谓财产收入，通俗来讲，主要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通过比如租房、租地所获得的收入，因为天然或历史原因，长期以来，这块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占比并不高，中国农民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前面三种。

家庭经营收入不断下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工资性收入加速增长可能性并不大；转移支付而来的收入，更难有持续性。综合来判，农民进一步增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此情此景之下，如何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势头，也就成了中国农业改革最为现实的挑战，它也是“进城没有回头路”的压力所在。与此相关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和数亿进城农民的保障问题，也都不是轻松事。

除了争议重重的粮食安全问题，2013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说：

按照2012年年底的数据，城镇人口有7亿多人，但其中三分之一是没有城镇户口的，若去掉这部分城镇居民，实际城镇化率只有35.2%。仅以当时数据折算，在城市中便有约两个日本国民总人口、超过2亿进城农民工需要在稳定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和子女随迁入学四大问题上平等对待。

“咱们先要研究的不是农民下一步还来不来城镇，而是先要研究已经进来城市的这波农民怎么办，这是迫在眉睫的。”陈锡文说，“这不是换一张纸的事情、换个本的事，没那么简单，需要解决的问题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

再至2016年12月13日晚的一次会面中，陈锡文略有感慨地对我和数名在座人士说：

我总的一种感觉，中国的发展还要迈过几道坎，最重要的还是“三农”问题，它到底能不能解决，是决定未来全局的大事情。

回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对标它从粮食生产到提高农民收入等各方面的具体细化措施，它是这个越来越多农村人口汇流城市的“城乡中国”时代，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然动作。

六

作为一名农民子弟出身的农业记者，除了幼时放牛割草，年底拉粪还田，跟随父辈们一起去修大寨田的农村生活经历，我对外部农村更多的了解，是2004年意外获得中国田野调查基金。

当时断断续续持续有一年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山东济宁鱼台县的一个村子。并获得了不少师友的各种帮助，那是我对农村再认识的开始。

及至2006年大学毕业正式踏入新闻圈，此后12年的媒体生涯里，无数次我行走在田间地头，看到那些有趣的人和事，都会情不自禁地冒出要写一本书的想法：

它们是浮现在我脑海里的100名农民和他们脚下土地的故事；是一座曾经繁盛山村人去房空，每个离去村民命运各不相同的40年进城影像；他们还是从西北边陲、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到黄土高原的累累窑洞，再到江南鳞次栉比青砖黛瓦间，无数个卑微而倔强努力活着的小人物命运。

我并不认为时下真的就如流行观点所说，“农业已经不重要了”，这点张培刚半个多世纪前就已做解答。

相反，我觉得在中国农民在进城道路上已走完半程的今天，其实挺缺乏一本站在农民立场上，再去看时下城乡巨变的书。这并非完全因为尚未走完的“张培刚式”城乡命题，而是对这个衔枚疾进的时代，应该有所交代。

也许是因为信息实在太过于繁杂浩大，常年在外的东奔西跑，谈不上有太多系统的积累，过去很多次的类似想法，终究还是没来得及落地。但凡事皆有定数，五年前，我意外闯入上海松江，此后上海书展经周其仁教授怂恿，又在我单位大力支持下，万万没想到，此后的多数农业调查时间，都将会是在那里，在观察它的农业改革中度过。

松江改革对我致命的吸引力在于——继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的村庄叙事，它的改革视野由村庄扩展至城乡一体，而它从家庭农场到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再至城乡土地统筹等多项改革内容，皆领全国之先取得了实效，并陆续被写入中央文件，成为了全国试点和推广。

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至今，农民进城打破了城乡界限，辐射至城市的农村和农业“短板”面广而复杂，从粮食生产到农民进城，单列出任何一个子项改革，其体量即已不可同日而语。

和上一场改革相比，两者有着相似的“自上而下”特征——它离不开农民出身、松江前区委书记盛亚飞的力推，以及松江区前农委主任封坚强等基层干部挺身一线的落地执行。

身为十一届、十二届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全国“两会”，盛亚飞始终以“我为农业代言”的形象出现在会场上。而从2006年11月上任以来，他在松江的农业改革，一推便是近10年。

多年的交往中，深感盛亚飞不仅是一位富有魄力的改革者，更是眼光深远的智者，也正是他和封坚强的多次不吝赐教，才引导我逐步窥知了城乡中国时期，未来农业改革的玄机所在。

七

从改革最终成效来说，松江改革更像是一个微缩理想版的“城乡中国”：

在农村，当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民，因种地没有可观收入选择弃耕时，松江农民却在抢着种地，农民种地年净收入动辄超过十数万元；当很多地方的农民死守家园不愿拆迁时，一些松江农民却在为尽早拆迁而上访，因为可以置换到城镇里同等面积、可以买卖的商品房。

虽说大部分农民是进城了，但他们每年还有来自于镇、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数量可观的集体资产分红；而当全国很多地方的老年农民，每个月的养老金不足100元时，松江老年农民却可以拿到1500元/月左右的养老金。

对标农民“四项收入”总盘子：

在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上，松江通过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改革来实现；在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上，松江通过以集体资产改革为代表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宅基地置换等为内容的城乡土地统筹方式来实现；而在城市，因为产城融合的有序推进，松江新城人口得以有效聚集，进一步又保障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提高。

相比于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维持在2.71的水平，截至2014年底，较之松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9510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21736元，城乡收入比只有1.82，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收窄同时，2015年起，松江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统计合并为一，指标名称更改为“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当年，它已达39529元，再至最近公开可查的2016年，它更达43517元，同比增长10.1%。

在过去很多次我与外界人士探讨松江诸多改革举措时，外界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上海有钱”。其实不然，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更为充分，进一步的农业改革率先发生有其必然性。

松江并非全国最有钱的区县，“钱多”不是主因。它针对的问题，则是全国普遍存在或随城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后，将会遇到的问题，固然它是地区样本，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值得参照。

在整个松江改革的框架内，除了在农村发生的家庭农场改革，它跨越城乡、针对进城农民权益保障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及被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所称道的“超级增减挂钩”等部分，于现实更有千钧之重。

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针对“三农”不同问题，有针对性地分别提出了更具效率的制度改革新思路；由于它的城乡跨度，与其说是“三农”改革，不如说是城乡改革更为恰当。

作为维护国家粮食自给率的制度探索，松江家庭农场有别于常规的粮食价格支持路径，它将改革重心放在了规范耕地流转和对经营权的有效保护上。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成功增加农民收入之余，它走了上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国际差距的效率竞争之路。

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不仅扼住了基层腐败的咽喉，通过产权进一步明晰和每年分红，多了一份保障的农民实现了“带着土地放心进城”，农民利益与城镇化利益实现统一，更为高效地推动了农业人口的转移。

“超级增减挂钩”则终结了“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在城乡统一规划基础上，城市发展不再是发展到哪，征地拆迁就到哪，而是锁定区域范围，依据科学合理的规划，通过增减挂钩和城乡统筹来实现更高效的发展——不仅没有占用更多的土地资源，反而结余出了一部分建设用地，土地的稀缺价值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它最大的进步，是在这一土地增值的过程中，农民分享到了更多好处，进而有了更强有力的保障，最终得以充分进城。

规范耕地流转与保护经营权，离不开农民养老和进城保障的解决，解决农民养老和进城保障，更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它又离不开城乡资源统筹和农村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超级增减挂钩”与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由此而来。

将这些子项改革放在一起，便是城乡通盘考虑、全面而彻底，并取得成效的一整套深化改革方案。它足以被称之为一个历史事件，对应的则是新一轮城乡改革悄无声息的起点。

所有这些题材，至少是我目之所及最为珍稀且可遇而不可求的真实改革案例，它试图积极改变的亦非当地独有，这为我站在松江的起点上，进一步窥探中国城乡变革的可能未来，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

本书的写作目的也在此。它绝非刻意为松江或盛亚飞立传，而是以松江为蓝本，去探讨更广泛意义上中国城乡问题的解决方案。

作为在松江改革观察上投入时间最长、拥有最巨量采访录音的记者，我不会放过诸如给农民买养老金、给农民分红等，不易被外界理解和关注，同时又意义非凡的诸多细节，它们本身，就是中国城乡改革的一部分。

我并不想刻意揣度松江之外，其他地方的真实想法和诚意，我只想说，20世纪80年代改革过后的今天，已变为城乡改革的“三农”问题，绝非躺在功劳簿上就可万事无虞，改革再出发面临的复杂形势，也非当年可比。

这时候，是知难而上还是畏难不前，的确还是那句领导饭局上的话——“它到底能不能解决，是决定未来全局的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