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结婚

带着医院的实习鉴定册，我春风得意地回到大石佛庄，继续住在明友家，开始了我的赤脚医生生涯。

1970年5月，我和明友订了婚。半年之后，我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婚的那天，是1970年10月1日，与国同庆。

被审查批斗的父亲没能参加我们的婚礼，但我真切地感知到了父亲对我们的默默祝福。姐姐哥哥都在外地，由于不便，也缺席了婚礼。

我是家中最小的，是父母最宠爱的孩子。父亲觉得对不住我，就让母亲把我送到婆家。

还记得，那是结婚的头天晚上，明友和他二大爷赶着马车来家，将我的陪嫁悄悄拉到大石佛庄。陪嫁很简单，有一床炕被，两个皮箱，一只暖瓶，还有一些衣物。马车一走，母亲流下了眼泪，对我说：“别人家办婚事都是热热闹闹的，咱们却偷偷摸摸像做贼似的。”说着哽咽了起来。我倒觉得简简单单没啥不妥。我深知父母的处境，深深感受到父母的爱，深深地同情和理解他们。我安慰着母亲，劝母亲想开点儿，没人笑话咱。

10月1日早上，接亲的马车准时到来，母亲陪我前行。马车上没有披红戴花，家门口也没放鞭炮。

婚礼办得极其简朴。我们进院子时，响了一通鞭炮，其他仪式全无。

所谓喜筵，其实差不多就是一顿普通的中午饭。共计12人，炕上一桌，炕下一桌。

开饭前，李哥代表婆家讲话。他对我母亲说：“大婶，明友和淑玫的婚事就这么简单地办，您老没意见吧？”我母亲点了点头，嗯了一声，眼里含着泪。李哥接着说：“今天是国庆节，也是我兄弟明友和淑玫结婚的大喜日子。大婶亲自把闺女送过来，我代表全家人表示欢迎和感谢。请大婶放心，我们全家人会好好相处的。以后大叔如果有空，我们欢迎大叔大婶一块儿常来看闺女，走亲戚！”

婆婆非常热情地给母亲夹菜，笑着说：“亲家母！本想请上家里所有的亲戚大办一下，但是淑玫这孩子不愿意，怕见人。”李哥随即抢过话茬儿说：“所以咱们赶时兴，来个新事新办。”大家的掌声过后，李哥提议大家：“祝明友和淑玫新婚圆满，白头偕老，干杯！”

婚礼虽然简单，但热闹和谐。

吃过饭，母亲歇了一会儿要走，婆婆一再挽留。母亲说：“不了，晚上还要值夜班，不好请假。”

我和明友把母亲送到庄头。母亲坐在马车上，挥动着擦泪的手帕，渐行渐远。望着母亲越来越模糊的身影，我的泪水吧嗒吧嗒地滚落下来。这时的我才意识到，从这天起，我就正式离开生我养我的温暖的家，成了大石佛庄的媳妇了，庄稼日子从此开始。

不经意间成就了终身大事，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村妇！

回过头来想一想，促成我和明友结合的因素不少，既有父母的意愿，也有我当上赤脚医生的感恩，还有明友的“主动进攻”。总之就是一个缘分！我这个人受家族熏陶，一心向善，如果有人敬了我一尺，我非得寻找机会回敬人家一丈，这是我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缩水”的信条。我感谢明友他们一家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还帮助我当上了赤脚医生。凭我的了解和体会，我坚信明友是个老实厚道而且有本事的好人。

缘分，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约定吧。缘分就像一本书，翻得不经心可能会错过精彩的章节和段落，翻得太认真也可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记得劳动间隙，地头“歇烟儿”的时候，有爱开玩笑的社员曾经调侃过我们这些知青们：“女知青是‘飞鸽’牌儿的，吃不了几年苦就回城里嫁人了；男知青是‘永久’牌儿的，都得在庄里打持久战，想在城里娶个大闺女是没戏了！”有位男知青俏皮地反驳：“那就不兴调个个儿啦？没准儿会有男‘飞鸽’、女‘永久’呢！”一位女社员马上怼他：“你想的倒挺美！”这一对一答的，引得男女老少笑声一片。有个小伙子还吹了一声尖声刺耳的口哨，以示喝彩。

我正好应了那个男知青的话，我成了“永久”牌儿的了。不过，我“娶”的不是城里的大闺女，而是嫁给了农村的棒小伙儿。

我意识到，自己真的要在这片沙土地上扎根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扑下身子，干好自己的赤脚医生，还要学会干农活儿，喂鸡养鸭，喂猪养兔，过好庄稼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