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奈的抉择

我的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医学院校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属于“臭老九”，是监督改造的对象。文革伊始，父母就受到政治冲击。父亲被批斗和劳动改造，身心备受摧残。母亲的境况比父亲稍好，但属于被监督对象，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每时每刻都得低声下气，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受父母政治上的连累，我面对老三届知青大安置，绝对不敢有丝毫怠慢。

我们兄妹四人，哥哥姐姐都在外埠，跟随父母生活的子女只有我一个。

听说像我家这种情况，我可以留城待在父母身边。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被要求下乡了。我不敢，我妈不敢，我爸更不敢提出让我留城的申请，唯恐“引火烧身”。父亲已经自身难保，一旦再给他扣上一顶“对抗国家上山下乡大政方针”的帽子，那“罪过”可就严重了。参军服兵役？那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上山下乡。

去哪儿呢？跟随本校的同学去昌黎县集体插队是个选项。可是，家里有被检查出患了乳腺癌的舅姥姥，她的病情很重，需要有人照顾。父亲已经失去人身自由，母亲在上班时间不敢请假，他们都指望着我能继续照顾舅姥姥呢。故此，父母愿意我插队的地点离家近些，以便能时不时地回来侍奉舅姥姥。为实现这一愿望，母亲悄悄在单位和邻里中打听谁家的孩子要去附近的农村插队，意在能使我结伴同去。没过多久就得到令其振奋的好消息：我校高二丙班的女同学张毅平要到农村的亲戚家插队落户，离家很近。我母亲跟张毅平的母亲素来熟悉，就主动商量能否让我与张毅平搭伴插队的事。张母爽快地答应了，她感到俩孩子在一起能够互相照应，是件大好事。这下，我能比较方便地回家照顾舅姥姥了，悬在父母亲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个消息也足足令我高兴了好几天。俗话说夜长梦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赶紧去派出所注销了城市户口，巴不得立刻就成为一个农民。

我兴高采烈地哼着小曲，抓紧收拾下乡要用到的生活物品，心里美滋滋的。

能够就近下乡，以便照顾舅姥姥，为什么令我兴奋无比呢？这是因为，舅姥姥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她老人家是我母亲的二舅母，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住在我家。父母工作太忙，经常加班和倒班，顾不了家。舅姥姥帮着父母料理家务，带我们兄弟姐妹。说起来，我是舅姥姥一手带大的。在我的心目中，我与舅姥姥的亲情程度不亚于我与父母。老人家和父母一样，是我最亲近的长辈。我们娘俩无话不说，亲如骨肉。如今舅姥姥身患绝症，我有责任照顾她。照顾她一直到老，这是我必须达成的心愿！

如今，我照顾舅姥姥的心愿得以实现了，这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