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踏上这片沙土地
1968年10月29日，我和张毅平同学结伴，落户到河北省唐山地区滦县塔坨公社大石佛庄大队第十四生产队。我跟着毅平投靠的是她的姑姥姥姑姥爷家。
大石佛庄是滦县的一个边缘村庄，与唐山市古冶区仅隔着一条河流——沙河。我和毅平两家都在古冶区，彼此住得不远。两家至大石佛庄的直线距离在4公里左右，折线距离大约7-8公里。
大石佛庄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还有另外几拨集体插队的知青。他们90多人，与我俩不在一个生产队劳动，居住生活也不在一起。这些知青按照上级的安排，自发地成立了知青点。
无论是回乡插队还是集体插队，大家在这里落了户，就都成了这里的农民。
当时的大石佛庄有3600百多口人，是人口和耕地较多的一个自然村。该村多数耕地位于沙河河套附近，土地沙质，地力瘠薄。主要农作物是花生，其余是玉米、高粱、谷子、红薯等。这里是个十分贫穷的地方。经济收入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整工的工值最高仅达5角钱。一个整工是指全天下地劳动三段时间，可得到10个工分的最高报酬。我们第十四生产队的经济收入差多了，一个10分整工一天才1角多。社员中身体强、农活好的壮劳力能拿到整工，被称为10分工。我们知青普遍工分较少，男知青身价一般能达到7-9分，女知青一般能挣到6-8分。我身高不够一米六，体重不足100斤，身单力薄，而且是初来乍到，确定挣不到高分。起初给我定的是干一天活儿挣0.5个整工，后来评到了7分。这意味着，辛辛苦苦劳动一天仅能挣到不足1角的工钱。这等收入一年下来，就算劳动了300多天，也不足以支付口粮和煤、柴的费用，是需要从父母那儿要钱“倒贴”给生产队的。你不“倒贴”，那就会沦为生产队的欠账户。想到“倒贴”这个字眼，实在令人难为情！
对于给多少报酬，我无可奈何，其实也没怎么在意，更没有半点儿抱怨。我的想法很单纯，那就是：既然来了，就要怀着一颗红心，好好学习，好好劳动，好好接受好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落户到大石佛庄后，毅平的姑姥姥给毅平和我腾出了东厢房，供我俩生活起居。我俩合住里屋，在外屋烧水做饭，事事靠自己。
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我们，到了农村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犹如隔世。电灯见不到了，只有煤油灯；用惯了多年的自来水没有了，只能从街旁的简陋水井里打水；没有卫生间，只有简易旱厕（茅坑）。
我俩在生产队知青当中，论年龄属于偏大的，但生活自理能力却是较差的。我俩从小到大上学多年，在食宿方面，不是完全依赖父母，就是吃食堂住学校过集体生活，生活经验可谓少之又少。
我俩跟村里普通农户也无法相比。家家户户有老有少，人手齐全，主内主外有较为明确的分工。壮劳力一般只管出工干农活儿，用不着操心家里的生活杂事，收工回家后能吃上现成的热乎饭菜。而我们两个单身，里里外外全包全管。劳动一天回来后还要忙不迭打水、搬柴、生火、做饭，件件不能少；洗衣、烧水、缝补、洒扫，事事必须做。无论哪一样没弄利索，这日子就乱了套。日常生活是弱手，下地劳动是差手，我们恨不得多长出几只手。
这样的日子，折腾得我俩天天手忙脚乱。
每个生产队都有挂在树上的一个旧犁头或一根旧钢轨，社员们管它叫“牌子”。每天到了出工的点钟，生产队长就用锤头敲响它，提醒社员赶快走出家门，到“牌子”底下等待分配农活。对我俩来说，“牌子”的响声就如同催命一般，因为这时候我们往往还饿着肚子呢。
吃不上饭的原因不外乎打水、烧火、做饭不顺当。我俩不是缺这就是少那，不是柴禾潮得点不着火，就是到井边打不上水来。
就说从井里打水吧，对于村里人而言轻而易举，对我俩来说却是个头疼事儿。我俩还没走到井边，头就晕了，腿就软了。水桶系到井底，老在水面打转儿，就是沉不下去。碰巧打满了水，由于力气小，胆子更小，把水桶提到地面就如同克难历险一般。把水桶掉到井里，更是家常便饭。为防止掉桶，我俩曾突发奇想，用鞋带儿或细绳把水桶和扁担钩绑在一起，反复努力，也往往无济于事。水井很深，往井里都不敢看一眼。恐惧让我们打水不成。
水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不可一日无水。为了打水，我俩绞尽了脑汁，却迟迟不得要领。
我俩给自己上纲上线了：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要战天斗地，岂能被打水这点儿困难吓到！怎么办？张毅平比我壮实，我身单力薄，那就合作吧。我在她腰上绑了根粗麻绳，她站在井台上摆动扁担和水桶，我拽着麻绳另一头站在远处，在后面使劲儿拉。那别扭的姿势，费力的劲头，常常引得庄里人哈哈大笑。
有一次打水的操作手法又出错，毅平把水桶和扁担都掉到井里了。恰在此时，催人上工的“牌子”当当当地响了起来。我俩急得不知所措，索性坐在井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不一会儿，中年女社员谢素华大嫂过来了，帮助我俩把水桶和扁担从井里捞了上来。她身手敏捷，操作娴熟，而且热心地问我俩吃饭了没有。得知我俩还饿着肚子，她立刻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大把的红薯干分给我俩吃。我俩嚼着甘甜的薯干，望着失而复得的水桶和扁担，百感交集，眼眶里含着感激的泪花。
红薯干也能抗饿的，我俩狂吃，狼吞虎咽一般，吃完之后干脆免做了这顿饭。我俩把水桶和扁担送回家，飞也似的直奔田头。
我俩向社员们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打水经过，笑得大家前仰后合。后来听说有位女社员笑得过头，尿湿了裤子。
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农村的落后状况和农民生活的困囧，让我俩难以置信。但我们看得真真切切，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啊。
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对于我俩来说，就像是一条铺满荆棘的山路，前行艰难，驻足尴尬，即便是后退也并非简单容易。
苦日子就勇敢面对吧，而且还得苦中寻乐，尽量把日子过得充实一些。
到了夜晚，我俩躺在炕上，学校住读期间的那种快乐浪漫情调就会“沉渣泛起”。毅平喜欢看小说，我偏爱诗歌。她看《红楼梦》时，常常被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所打动，不时发出感叹。我不但喜欢朗诵诗歌，还力求将诗歌背诵下来。我把俄国诗人惠特曼的诗背给她听，她似乎对此不感兴趣。听腻了的时候她就说：“吹灯吧，困了。”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她的鼾声。我辗转反侧，还在琢磨惠特曼的诗。我心想，惠特曼就是在悲凉中不消极不沉沦，透过那星星微茫寄寓希望之光的。想着想着，我的思绪也进入了缥缈的梦乡。
毅平来到农村以后，几次请假回家，而我却不能频繁回城。我怕回家勤了连累父亲，怕医院的造反派们给他扣上“干扰知青上山下乡”的帽子，“罪加一等”。那样的话，他们会变本加厉地折磨父亲。
医院的造反派们以“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加害父亲。实际上，父亲就是一个普通医生，根本够不上学术权威，也没有党政头衔。至于里通外国之罪名，不过是因为他的一篇关于《气管滴入蒜液治疗肺结核》的学术论文曾经发表在某权威国际杂志上的缘故。那是他凭借多年临床经验撰写的专业性著述，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疗实践总结，与里通外国风马牛不相及。面对造反派们无中生有的诬陷，父亲非常倔强，从未屈服。但是，造反派们强行压制，逼其就范。父亲被这些人害苦了。
在毅平回家的时日，我只能独自在庄里劳动和生活。白天忙忙忙碌，顾不上想这想那。晚上闲着无聊，有时就数星星望月亮，盼着毅平早点儿回来。
1969年的11月初，毅平又回家了，半个多月了还没回来。艰苦的劳动和寂寞的生活使我也越来越想念父母和舅姥姥了。对，回城！请个假，悄悄进家，哪怕少在家里待一会儿，也得看望一下时时刻刻惦记着我的父母和舅姥姥呀！另外，还可以顺便看看毅平和她的父母呢。次日，我跟生产队长打了招呼获准，骑上自行车，直奔城里。
回家的路不远，一般情况下，穿过宽阔松软的滩涂，跨过沙河上的一座用铁板铺成的窄桥，一会儿工夫就能到达开滦林西矿区，然后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时不凑巧，前两天刚刚下过一场雨，河水上涨，河面宽度比以往增加了一倍多。铁板窄桥很低，已经被淹没在河面以下无法看到。两岸的人们要想去河的对岸，要么蹚水过河，要么就得绕很远的路途去找能过汽车的正规大桥。
正在我犹豫之际，看到三位男士卷起裤腿，扛着自行车陆续下水，一脚深一脚浅地慢慢走向对岸。一位男士嘴里嚷嚷着：“水凉也得淌啊，回到家让老婆捂唔脚就舒服了。”另一位男士大笑着起哄：“进家就跟嫂子睡觉呗！”从他们的说话中听出是下班的工人。他们的举动给了我鼓励。我一咬牙，也卷起裤腿，扛着自行车，跟着他们蹚水过河。初冬的节气，河水冰冷刺骨。走着走着，脚下溜滑趔趄了一下，幸好没摔倒，但是大半身衣服被河水浸湿了。上岸后冷风袭来，浑身打哆嗦。
衣服湿了无可奈何，得赶紧骑车回家，否则越耽误时间浑身就越难受。于是急速赶路。
到家了。进了院门，见母亲已经下班在家。母亲猫着腰拿东西，没发现我，当然也看不到我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样子。我趁机迅速躲进屋子，麻利地换上秋裤、外套、袜子、鞋子。着凉的缘故，突然的一声“阿——嚏”！着实把母亲吓了一大跳。看着女儿回来，母亲高兴得不得了。
父亲还没被放回来。他早就被叫停行医了，每天在医院里刷厕所，倒垃圾，写交待材料，还得随时准备挨批斗。
晚上十点多钟，父亲回来了，脸色不好，饭也没吃就倒在了床上，吓得我不敢随便出声。隔着房门，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明天得给他准备几件換洗的衣服，造反派说他拒不交待问题，宣布从明天开始不允许他回家了。他跟那个造反派表示家里有病人，能否特殊照顾一下，就为这遭了一顿暴打。那个造反派边打边骂，说他嘴硬、不老实，让他跪了足足半个钟头。我在屋外听得一清二楚，心里阵阵发酸。心想我不能再给父母添乱了，在家不能久留。
第二天我和舅姥姥只呆了半天时间，而且刻意不出门，说话还不敢出大声，以免暴露目标。我们早就知道，有邻居受命暗中监视我家，不得不防呀。舅姥姥向我透露，父亲被强迫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还被橡胶棍子打得遍体鳞伤，情景非常凄惨。说着说着我们娘俩都泪流满面。
吃过中午饭，我带着不舍和牵挂离开了家。
我要去看望毅平和她的父母。
毅平不在家。她母亲说：“眼吧前儿她不打算回庄里了，她说庄里忒苦，我舍不得她受那份儿罪。”她母亲的这番话让我失望不已，可是又不好意思说些什么。
回到庄里的那天晚上，我独自躺在炕上，心烦意乱，陪伴着我的小小煤油灯的火苗呼拉拉作响。我躺不住了，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窗纸上映着我孤单的身影。我思前想后，不知道一个人独自往前走下去会是个什么样的前景。迷茫晕乎之中，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倒在炕头的行李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猛然间听到了催人上工的“牌子”声。于是洗漱，做饭，充饥，带着满腹的烦闷，走出家门，跟社员们一起奔向田间地头。
喜怒哀乐，不可轻形于色。我必须把内心的烦闷和苦楚掩饰起来。谁也没有看出我糟糕的心情。
在乡下，总有一些人喜欢议论东家子长，西家子短。自从有了知青，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就更加丰富了。谁家要是有点事，传出去的速度，甚至比今天的电话还快。我时刻避免着成为扯淡的对象，从来不敢把父母和我自己的闹心事抖落出去。我知道，乡亲们大多都非常朴实和具有同情心，但幸灾乐祸、歧视败者的人也大有人在。我有一个“反动”的父亲和受监视的母亲，我相信，一旦袒露了我的身世和痛苦的心境，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收获的只能是被歧视。我的心绪压抑到极点。
没有毅平做伴，身边少了说话的人，烧水做饭也没了搭档，屋里空空荡荡。本来就因为这也干不动，那也做不好，日子过得十分窘迫，现在又平添了孤单和寂寞，几近落魄。此外，我还陡增了难以名状不安全感，夜里睡不踏实。我开始用门闩插好门，再用木棍顶上，甚至把水桶、铁盆堵在门口，否则难已入睡。
受人点拨，曾经想养只狗为我当“卫兵”，又怕被其他社员们说我是另类。
老鼠也似乎看出了我是一个孤独的弱者，开始欺负我了。我在炕上独睡，老鼠们肆无忌惮地出来折腾。它们上蹿下跳，满屋乱跑，打闹撕咬，根本就不理会我的存在。老鼠们还学会了得寸进尺，敢于在我躺着的地方展开厮杀了，吓得我蜷缩成一团，把头和手都蒙在被子里，唯恐它们咬我。这些令人恐惧的家伙，索性爬到我的被子上，不但玩耍，而且又拉又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