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

《文韬》为《六韬》全书的第一部分，共由十二篇组成，其中前十一篇为虚拟的姜太公与文王的对话，最后一篇为虚拟的姜太公与武王的对话：

《文师第一》，记述周文王遵照史官编的占卜所示，前往渭阳田猎，拜访了垂钓渭水的隐士姜太公。姜太公由钓鱼之举所蕴含的道理入手，启发周文王用厚禄重赏去笼络、善待人才，并阐发了他的以“仁”、“德”、“义”、“道”为核心范畴的君王理想人格内涵，以及“天下归之”的政治目标。“仁”，指的是君王能与天下人共享天地财富，“德”指的是君王能为天下人解除祸患，“义”指的是君王能与天下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道”指的是君王能让天下人都获得利益。可见《六韬》的“仁”、“德”、“义”、“道”四个范畴，其内涵并非畛域分明，而是紧密关联、相互交集的，含义叠加在一起，其实强调的就是君王要“同天下之利”，与天下人共享物质财富，并与他们的情感态度保持一致，要爱他们所爱，恨他们所恨，忧他们所忧，乐他们所乐。只有这样，才会天下归心，赢得民众的拥戴。此篇还给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的论断，其后的《发启第十三》、《顺启第十六》等篇以及《六韬》佚文，多次重述了这一理念。

《盈虚第二》，指出天下治乱与否的根源在国君而不在天命。此篇将“从事乎无为”的帝尧树立为君主的楷模，赞美了帝尧的诸多美德，诸如生活简朴、明察善恶、赏罚公正、爱护百姓等。

《国务第三》，指出国君最重要的国务内容就是“爱民”，并揭示了“民不失务”、“农不失时”、“省刑罚”、“薄赋敛”、“俭宫室台榭”、“吏清不苛扰”等“爱民之道”。

《大礼第四》，揭示了君臣之间的行为规范，着重阐发了君主当效法上天，需做到俯身爱民、思虑周密、普施恩泽，以及君主如何掌握好执政之柄、如何充分听取民意、怎样才能做到世事洞明等。

《明传第五》，主要阐发了古代圣贤所应废弃的三种行为与所要提倡的四种品质。前者指的是：明知善事可为却心生怠惰，时机到了却疑惑不决，明知有错却不去纠正。后者指的是：柔和而清净，谦恭而严肃，能强又能弱，隐忍又刚强。

《六守第六》，揭示了君主选择人才的六条标准，即所谓“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以及如何才能选拔出合乎以上六条标准的人才；还指出君主要重视“三宝”，即农业、手工业与商业三大行业的建设，使从事不同行业的臣民各得其所，秩序井然，国家才能富足安定。

《守土第七》，指出守卫国家的基本策略是团结宗亲、仁爱民众、安抚周边邻国、控制四方势力、致力富国殷民，强调国君千万不要将手中的权力让给他人，要谨慎把握好行动良机。此篇还阐释了所谓“仁义”，就是“敬其众，合其亲”，明确指出只有民众顺从拥护，才能实现“天下和服”的政治目标。

《守国第八》，论述守卫国家的基本原则是按照自然运行法则去处理国事，认为这样就会出现“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的社会发展规律。一旦社会动荡混乱，圣君应力挽狂澜，发动战争平乱。

《上贤第九》，继《六守第六》之后，再次集中论述君主应如何选用贤才的问题。此篇先从反面立论，指出君主应本着“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的原则，警惕“六贼”和“七害”，防止这些人损害君主的德行、权力、权威，败坏社会与军队的风气，阻碍农业生产。篇末以一连串的否定句式，揭示了民、士、臣、吏、相的行为准则，指出民要“尽力”，士要“诚信”，臣要“忠谏”，相要辅佐君主实现“富国强兵”；而君主则要“示其形，隐其情”，让臣下感到高深莫测，张扬了法家的驭臣之“术”。

《举贤第十》，继续论述如何选用贤才的问题，告诫君主要警惕“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的严重后果，指出“举贤之道”在于以“将相分职”为前提，按照岗位标准去考核、选拔人才，“实当其名，名当其实”。

《赏罚第十一》，论述君王若想实现“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的赏罚之效，就需遵循“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的原则。

《兵道第十二》，认为用兵原则最重要的莫过于军事指挥权的集中统一，认为运用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发挥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成功实践这一原则的关键则在于国君。此外，还阐发了“阴其谋，密其机”、详察敌情、捕获战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用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