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的几种说法

1960年前后，国内学术界曾就《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1958年杨晦在《再论关汉卿——关汉卿与〈西厢记〉问题》⁽¹²⁾一文中提出《西厢记》的作者应为关汉卿。陈中凡不同意杨晦的意见，1960和1961年先后发表《关于〈西厢记〉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等文章，⁽¹³⁾认为王实甫虽然也作过《西厢记》，但王氏原本和今存本实非同物，王氏原本《西厢记》只不过是一部平庸粗率的作品，故不为《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和《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所注意；今传《西厢记》则系元剧创作南移杭州，受到南戏影响，由元代后期作家们在王本的基础上，不断加工、改编而成，实为元人后期的集体创作。王季思与陈氏看法不同，他先后写了《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和《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等论文，⁽¹⁴⁾根据文献记载，经过详尽分析，肯定今本《西厢记》乃出自王实甫之手。通过反复论辩，陈氏也承认“王氏原著《西厢记》与今传本大体一致”，从而确认《西厢记》的作者为王实甫，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是事情并未完结。

1980年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又重新提起这个问题。该书在谈及《西厢记》的作者问题时写道：“迄今所掌握的最早《西厢记》刊本，是明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岳家书坊重刊印行的。这个本子，没有标明作者姓字；但在书中所附的杂录里，却用了两支〔满庭芳〕曲子，分别嘲咏了戏的作者王实甫和关汉卿。明崇祯十二年（1639）的张深之校本，则径称此剧为王实甫编，关汉卿续。据此，一般认为，此剧系王实甫所作；也有人认为，其第五本，乃是关汉卿所续。”蒋星煜对这段文字颇为重视，认为“这对《西厢记》作者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他在1982年所写的《从明刊本〈西厢记〉考证其原作者》⁽¹⁵⁾一文中，在列举了许多明刊本《西厢记》的题署和序跋后，做出结语说：“结论只能是王作关续。”⁽¹⁶⁾与此同时，也有人重又提出《西厢记》的作者应为关汉卿的问题。⁽¹⁷⁾可见，《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彻底解决。实际上，对《西厢记》作者问题的争论不是从现代才开始的，而是古已有之。对这一论争的发展演变轨迹做一历史考察，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西厢记》这一古典名剧作者的确认。

《西厢记》究系何人所作，明清以来，众说纷纭，归结起来，大体有四说：王实甫作，关汉卿作，关作王续，王作关续。

四种说法就其时间顺序来说，以王作说为最早。现存著录元人杂剧作家作品的最早文献即元钟嗣成于至顺元年（1330）所撰的《录鬼簿》著录王实甫所作杂剧十四种，《西厢记》是其中之一。由于版本的不同，著录的文字也不尽一致。《说集》本、孟称舜本仅作简名《西厢记》；天一阁本著录简名《西厢记》，题目“郑太后（君）开宴北堂春”，正名“张君瑞待月西厢记”；曹楝亭本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录鬼簿》对于诸人合作的杂剧，皆在剧目后注明作者，如《黄粱梦》下注云：“第一折马致远，第二折李时中，第三折花李郎学士，第四折红字李二。”在《西厢记》之下，并未注明王实甫作前四本，关汉卿作第五本，而《录鬼簿》著录关汉卿杂剧六十余种并未有《西厢记》，亦未有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圝》。由此可见，其时并无关作或王作关续之说。

明初宁献王朱权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所撰的《太和正音谱》，在《群英所编杂剧》中也把《西厢记》首列在王实甫名下。他在《乐府》部分分宫别调辑录各家曲词时，还转录了《西厢记》“第三折”（即第一本第三折）〔拙鲁速〕和“第十七折”（即第四本第四折）〔小络丝娘〕二曲，皆属王实甫作。在《古今群英乐府格势》里，称赞“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也同《西厢记》的艺术风格相切合。朱氏之后，永乐二十年（1422）贾仲明为《录鬼簿》补撰各家悼词时，称赞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贾氏也是把《西厢记》归之于王实甫。宣德十年（1435）刊刻的刘东生《娇红记》所载丘汝乘序文写道：“元清江宋梅洞尝著《娇红记》，事俚而文深，非人若能读。余每恨不得如《崔张传》获王实甫易之以词，使途人皆能知也。”丘氏也认为描写崔张故事的《西厢记》是出之王实甫之手。

由上可见，从《西厢记》问世到明初宣德年间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西厢记》毫无疑义地被肯定为王实甫作。此后，许多有识之士，在众说不一的情况下，仍力主《西厢记》为王实甫作，且把《西厢记》五本都归之王实甫名下。嘉靖十九年（1540）刊高儒《百川书志》将“《西厢记》五卷”著录为“元王实甫著”；嘉隆间何良俊（1506—1573）认为“《西厢记》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皆为王实甫作；⁽¹⁸⁾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1615、1616）臧晋叔刻《元曲选》，卷首所载《元曲论》也将《西厢记》系之于王实甫名下，且标明为“五本”，在《元曲选·序》中也提及“《西厢》五剧”、“《西厢》二十一折”。很明显，他们是把《西厢记》作为一个整体而属于王实甫的。正如姚燮在《今乐考证》中所说：“五本之说，则《西厢》本有二十折，但未指后四折为关氏续耳。”清初，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也认为“《西厢》果属王作”。

其次是关汉卿作与关作王续说。前文曾提及成化七年（1471）北京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曾收有《西厢记十咏》，其中开头两支曲子曾咏及作者：

〔驻云飞〕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灯下搜才性，静坐添余幸。嗏，广览圣群经，议皆明。徵羽宫商，腔谱新清令，翰墨词章来诉成。

〔驻云飞〕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后把词章辏，意味都参透。嗏，风月至今留，号《春秋》。咏月嘲风，湖海传扬后，锦绣心胸世未休。

此套曲子的作者不详，其书既云“新编”，其曲写作年代当在书成（成化七年）之前不久。曲中言《西厢》为汉卿所编，“王家增修补足”，虽未明指“王家”为谁人，但从后来一些同类散曲中“王家”皆指王实甫而言，此处亦当系指王实甫无疑。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则有关《西厢记》为关作王续说的记载。可见，王作关续是在成化初年前后才出现的。与上述〔驻云飞〕二曲称誉关王二氏编补《西厢记》相反，明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金台岳家《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卷首引录了几首〔满庭芳〕曲，⁽¹⁹⁾对《西厢记》作者极力加以贬斥，其中有“汉卿不高，不明性理，专弄风骚。平白地褒贬出村和俏，卖弄才学”和“王家好忙，沽名吊（钓）誉，续短添长。别人肉贴在你腮颊上，卖狗悬羊”的句子。两者虽然对《西厢记》的作者褒贬不同，但认为《西厢记》为关作王续则是一致的。此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的《雍熙乐府》载有无名氏“〔满庭芳〕西厢十咏”也说《西厢记》为关汉卿作王实甫续，并赞美“多才汉卿，广知故事，洞晓新声。移宫换羽真堪听，义理兼明。一句句包藏着媚景，一篇篇酝酿出深情”，“聪明实甫，胸藏锦绣，口吐玑珠。清新乐府真无数，压尽其余。翻腾就尤云殢雨，显豁出寄柬传书”。《雍熙乐府》所收《西厢十咏》刊行虽较成化间〔驻云飞〕与弘治间〔满庭芳〕为晚，但就其创作时间而言，当为一时之作。

大约在关作王续说产生的同时，也出现了关汉卿作的传说。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²⁰⁾《南濠诗话》写道：

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以为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予阅《点鬼簿》，乃王实甫作，非汉卿也。实甫，元大都人，所编传奇，有《芙蓉亭》、《双蕖怨》等，与《西厢记》凡十种，然惟《西厢》盛行于时。⁽²¹⁾

从都穆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西厢记》“作于关汉卿”和“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的两种说法，当时是同时并存的。都穆还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两种说法不过是“俗传”和“以为”而已，实际上并没有确凿的根据。他正是感到传说无据而查阅了《录鬼簿》，并根据《录鬼簿》的记载重新提出《西厢记》“乃王实甫作，非汉卿也”，否定了关作或关作王续说。

尽管早在正德年间，当关作或关作王续说出现仅仅四五十年时间，都穆就作了如此明确的阐述，但仍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此后仍有人以《西厢记》为关作或关作王续。嘉靖二十年（1541）金陵富乐院妓女刘丽华《口传古本西厢记·题辞》云：“董解元、关汉卿辈，尽反其事，为《西厢》传奇，大抵写万古不平之愤，亦发明崔氏本情，非果忘张生者耳。”⁽²²⁾将《西厢记》属于关。张羽嘉靖三十六年所写的《董解元西厢记·序》即称《西厢记》为“关氏春秋”。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世贞所撰《艺苑卮言》亦载“《西厢》久传为关汉卿作”。嘉隆后海陵黄嘉惠刻董解元《西厢记》仍认为《西厢记》为关汉卿所作。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序》也说《西厢记》的作者“皆以为关汉卿，而不知有实甫”。万历十七年（1589）汪道昆《水浒传叙》也提到“关汉卿崔张杂剧”。可见万历初年有人仍以为《西厢记》为关氏所作。清乾隆间叶堂所编《纳书楹曲谱补遗》卷四《时剧》及《太古传宗》所附《时剧新谱》卷上，都收有《崔莺莺》〔山坡羊〕、〔挂枝儿〕二曲，也以为关汉卿“编成”了《西厢记》。姚华《菉猗室曲话》曾推断此二曲与《雍熙乐府》所载“〔满庭芳〕、〔小桃红〕殆为一时之作”。如果此说可信，可以说明《西厢记》为关作或关作王续说，比较集中地盛行于成化至万历初年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

此外，弘治本及熊龙峰本、刘龙田本《西厢记》都载有〔八声甘州〕“天生眷姻”⁽²³⁾套曲，其〔煞尾〕云：

董解元古词章，关汉卿新腔韵，参订《西厢》的本。晚进王生多议论，把《围棋》增。

有人以此为据，也认为《西厢记》为关汉卿作王实甫续。然而，这里所谓“王生”并未指明为实甫。《围棋》乃是以莺红对弈为内容的一折杂剧，故事大意是写月下联吟之后，莺莺与红娘在后花园下围棋遣闷，张生闻棋声逾墙偷看，将棋局惊散。这一关目为《西厢记》原本所未有，乃是增补《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之作。这一折杂剧的作者“晚进王生”并不姓王，而是詹时雨的别署。詹时雨，元末明初人，无名氏（一说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詹时雨名下，有如下一段文字：

随父宦游福建，因而家焉。为人沉静寡言，才思敏捷，乐府极多，有《补西厢弈棋》，并“银杏花凋残鸭脚黄”诸〔南吕〕，行于世。

这里的《补西厢弈棋》就是〔八声甘州〕“天生眷姻”套曲〔煞尾〕所说的《围棋》，⁽²⁴⁾作者显然即是詹时雨。詹时雨托名“晚进王生”是出于对先辈王实甫的崇敬，从中也可以窥见王实甫及其所著《西厢记》在当时的影响。因此，根据〔八声甘州〕“天生眷姻”〔煞尾〕一曲，断定《西厢记》为关作王续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在关作说出现之后，也曾有过关汉卿作董珪续之说。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的《祁州志》卷八《纪事》“关汉卿故里”条载：

汉卿，元时祁之伍仁村人也。高才博学而艰于遇，因取《会真记》作《西厢》以寄愤。脱稿未完而死，棺中每作哭涕之声。状元董君章（珪）往吊，异之，乃检遗稿，得《西厢记》十六出。曰：“所以哭者，为此耳。吾为子续之。”携出，而哭声遂息，续后四出以行于世。

此则材料的出现，已距作者生时近五百年，州志的编者亦自言“无稽”，且为神话式的传说，实不足据。在有关《西厢记》作者的诸多说法中，以此说出现最晚、影响最小，见于记载的也仅此一例。

最后是王作关续说。与关作王续说相反，在嘉靖末年又出现了王实甫作关汉卿续说。此说最早见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和顾玄纬的《增编会真记杂录·序》。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氏所撰《艺苑卮言》⁽²⁵⁾云：

《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初以为好事者传之妄，及阅《太和正音谱》，王实夫十三本，以《西厢》为首，汉卿六十一首，不载《西厢》，则亦可据。第汉卿所补〔商调〕、〔集贤宾〕及〔挂金索〕：“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杨柳眉颦，人比黄花瘦。”俊语亦不减前。⁽²⁶⁾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王作关续说是在关作说“久传”之后王氏写作《艺苑卮言》前不久才出现的，而且说法本身又很不一致，一说王作至《草桥惊梦》而止，一说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王氏起初曾对此说有所怀疑，以为好事者妄传，不肯置信。及至查阅《太和正音谱》，本应依据王实甫名下载有《西厢》而关汉卿名下不载《西厢》的著录，确认《西厢》为王实甫作，而否定王作关续的虚妄传说，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却相信了这种传说，并且进而称赞关汉卿所补〔商调〕、〔集贤宾〕及〔挂金索〕二曲“俊语亦不减前”。⁽²⁷⁾王世贞是当时文坛领袖人物，由于王世贞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声望，《艺苑卮言》所载王作关补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许多人不加详察误信了这种传说，于是王作关续说便大为兴盛，直至清末民初，成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

与王世贞大约同时，顾玄纬嘉靖四十一年（1562）所作《增编会真记杂录序》说：

余独怪夫金元晚代，肇填曲子，故校士题崔张事。时董学士、关院尹辈，矉美元《记》而记之，悉署其曰《西厢》，其嘲风弄月之思、钉壁投梭之态，咸自《会真》始。乐府者流，知《西厢》作于关、董，而不知《录鬼簿》疏云王实甫作。岂实甫、汉卿俱家大都而遂误邪？抑关本有别行者邪？今董《记》已刻之吴门，惟王四大出（按即本）外，或称关补……

顾玄纬与都穆相似，根据《录鬼簿》的记载，而反驳当时流传的关作说。从他“惟王四大出外，或称关补”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嘉靖末年关作说流行的同时，已出现了王作关补之说。这与王世贞的记载是一致的。万历以后，王作关续说渐趋主宰地位。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重刻西厢记·序》写道：

元王实甫始以绣肠创为艳词，而《西厢记》始脍炙人口。然皆以为关汉卿而不知有实甫。……盖《西厢记》自《草桥惊梦》以前作于实甫，而其后则汉卿续成之者。

徐士范刊本《西厢记》卷首所载程巨源《崔氏春秋·序》的说法亦同：

余阅《太和正音谱》载《西厢记》撰自王实甫，然至邮亭梦而止，其后则关汉卿为之补成者也。

徐士范和程巨源虽然摒弃了关作说而认为王实甫撰，但却采用了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载王实甫撰“至邮亭梦而止……其后乃汉卿所补”的说法，使王作关续说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后，王骥德对王作关续说曾有所怀疑。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考》里写道：

二人生同时，居同里，或后先踵成不可考。特其词较然两手……《卮言》又谓：“或言邮亭梦止，或言至‘碧云天’止。”则不知元剧体必四折，记中明列五大折（按即本），折必四套，“碧云天”断属第四折（本）四套之一无疑。又实甫之记，本始董解元，董词终郑恒触阶，而实甫顾阙之以待之补？所不可解耳。

王骥德从元剧特有的体例着眼，认为元剧每本必四折，“碧云天”属第四本第三折，王实甫作《西厢》绝不可能到此为止。他又依据《西厢记》是改编《董西厢》而来，《董西厢》既然以“郑恒触阶”终结，而王实甫又何必“阙之以待汉卿之补”？他的批驳和质问是有理有力的，实际上是对王作关续说的否定。因此，他在论及《西厢记》时皆归之于王实甫。他校注的《古本西厢记》仍署名为“元大都王实甫编”，并于第五本卷首注明：“此卷徐士范本直署元关汉卿撰，今无确证，姑仍旧。”王氏治理曲学谨严，对第五本虽有疑惑，仍依“古本”作王实甫编，不肯轻易信从他人。但是，他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即艺术风格的不同而有所怀疑。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中说：

旧传是记为关汉卿氏所作，迩始有归之实甫者，则涵虚子之《正音谱》故胪列在也。独世谓汉卿续成其后，未见确证，然淄渑泾渭之辨，殊自不废。两君子他作，实甫以描写，而汉卿以雕镂。描写者远摄风神，而雕镂者深次骨貌。

王骥德以为《西厢记》前四本与第五本的艺术风格有所不同，虽未明言，实际上是认为并不排除有王作关续的可能性。

与王骥德这种看法相似，以不同的风格为依据推断第五本为续书的还有胡应麟、徐复祚、槃薖硕人、凌濛初等。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中写道：

今王实甫《西厢记》为传奇冠，……关汉卿自有《城南柳》、《绯衣梦》、《窦娥冤》诸杂剧，声调绝与郑恒问答语类，邮亭梦后，或当是其所补。虽字字本色，藻丽神俊大不及王。

胡应麟认为前四本“藻丽神俊”，第五本“字字本色”，第五本“郑恒问答语”与关汉卿诸剧“声调”相类，从而推断第五本为关氏所补。⁽²⁸⁾徐复祚也以笔力的不同而确认后四出为关氏所补。他在《三家村老委谈》中说：

《西厢》后四出，定为关汉卿所补，其笔力迥出二手，且雅语、俗语、措大语、白撰语层见叠出，至于“马户尸巾”云云，则真马户尸巾矣！……丹丘评汉卿曰：“观其词语，乃在可上可下之间；盖所以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²⁹⁾

则王、关之声价，在当时已自有低昂矣。徐复祚认为第五本笔力不及前四本，并以涵虚子评关汉卿为据，推断后四出“定为关汉卿所补”。槃薖硕人与徐复祚的说法相近，称“兄实甫而弟汉卿”，认为“王之曲无可改”，“关所续后四折其曲多鄙陋芜秽，不整不韵”⁽³⁰⁾。即凌濛初也认为前四本与第五本风格不同，“自是二手”，但却对贬斥后四折者持异议。他在《西厢记·凡例十则》中写道：

但细味实甫别本，如《丽春堂》、《芙蓉亭》颇与前四本气韵相似，大约都冶纤丽；至汉卿诸本则老笔纷披，时见本色。此第五本亦然，与前自是二手。俗眸见其稍质便谓续本不及前，此不知观曲者也。

凌濛初认为前四本与王实甫别本“气韵相似”，后一本与关汉卿诸本风格相近，因而依据《点鬼簿》和周宪王本⁽³¹⁾“以前四本属王，后一本属关”。此外，如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陈邦泰的《重校北西厢记》、屠隆校正的《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李楩的《西厢记考据》、“青藤道人”序的《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张深之的《正北西厢秘本》、闵齐伋的《会真六幻》本《西厢记》、李廷谟的《北西厢》、祁彪佳的《远山堂剧品》、封岳的《详校元本西厢记》、卓珂月的《新西厢·序》、李调元的《雨村曲话》、焦循的《剧说》、梁廷楠的《曲话》⁽³²⁾及《曲海总目提要》等，直至近人王国维、吴梅、王季烈、刘世珩、鲁迅等皆相沿袭以《西厢记》为王作关续。直到解放后，经过深入地讨论和翔实的考证，王实甫作说才又渐居主宰地位。

实际上，称《西厢记》为关作或关作王续、王作关续，前人已指出，多无确证，只不过是传说和臆测而已。《录鬼簿》、《太和正音谱》是今天所见著录杂剧作家与作品的最早文献，距离元剧作家及其作品产生的时代较近，因而其可靠性较大。前人论证《西厢记》为王实甫作多据此。今天最早记载《西厢记》为关作或关作王续说的《南濠诗话》，作者就是根据《点鬼簿》论定为王实甫作而否定了关汉卿作的说法。其后，自王世贞始，许多人也引述了《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的著录肯定为王实甫作，但又保留了关汉卿作的说法，于是形成了王作关续说。主张王作关续的人，他们的说法口气多游移不定，根据又各不相同，而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如对第五本，如前所述大约就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俊语亦不减前”（王世贞）；另一种认为“其曲多鄙陋秽芜，不整不韵”（槃薖硕人），“雅语、俗语、措大语、白撰语层见叠出”（徐复祚）；再一种认为“老笔纷披”（凌濛初），“不用词藻，事事白描”⁽³³⁾（吴梅、王季烈），“字字本色”（胡应麟）。就作品风格而言，关汉卿与王实甫的区别，正如王骥德和凌濛初所说，“实甫以描写，汉卿以雕镂”；“实甫……都冶纤丽”，“汉卿诸本……时见本色”。关汉卿所作，工于刻画人世而短于写景言情，而《西厢记》所长正在于描摹眼前景物状写儿女情肠，不仅前四本如此，后一本亦然。第五本虽然写景言情较少，但从第一折〔集贤宾〕、〔逍遥乐〕、〔挂金索〕、〔金菊花〕、〔醋葫芦〕诸曲，写儿女相思情态，仍独擅胜场，曲辞也绮丽多彩。其风格与前四本及王实甫他作《贩茶船》、《芙蓉亭》等均相同，可知乃出一人之手。胡应麟、王骥德、徐复祚、凌濛初等以王、关剧作风格不同而外加于《西厢记》，谓第五本“与前自是二手”、“其笔力迥出二手”、“淄渑泾渭之辨，殊自不废”的推断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有人以涵虚子评关汉卿语作为根据，认为关汉卿“乃可上可下之才”，“声价”不如王实甫，而《西厢记》第五本又不如前四本，所以定为关汉卿所补，这种推论更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关于王作止于“碧云天”或“草桥惊梦”的说法，王骥德早已指出其非是。《西厢记》本于《董西厢》，“草桥惊梦”以后，尚有“寄赠”、“争婚”以至“团圆”等情节，《西厢记》不可能到此为止。况且，《西厢记》五本，每本均有〔络丝娘煞尾〕一曲，“缴前启后，以为关锁”⁽³⁴⁾作为承上启下的纽带。第四本〔络丝娘煞尾〕“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以及最后一句唱词“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都表明剧情未完，乃是开启下本《泥金捷报》、《尺素缄愁》及《衣锦还乡》的先声，断不能不止而止。

综上所述，几百年来虽然关于《西厢记》作者有过种种争论，但归根结底应归之于王实甫。这应是确定无疑的。

王实甫，名德信⁽³⁵⁾，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与生平事迹不详，他的创作活动大约是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正是元杂剧鼎盛时期。明初戏曲家贾仲明在增补《录鬼簿》时，写了一首〔凌波仙〕词追悼他：“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这里所说的“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是指元代官妓聚居的场所，也就是演出杂剧的勾栏。可见王实甫是个沉沦下层与民间艺人为伍的落拓文人，是个放浪形骸、不为封建礼法拘束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个有才华孚众望的作家；《西厢记》则是出类拔萃、首屈一指的作品。他创作的杂剧据《录鬼簿》著录有十四种，今天完整保留下来的全本，除《西厢记》外，只有《破窑记》和《丽春堂》两种。残存的有《贩茶船》和《芙蓉亭》各一折曲文。其他如《于公高门》、《明达卖子》、《七步成章》、《多月亭》、《进梅谏》、《丽春园》、《陆绩怀橘》、《双渠怨》、《娇红记》都已失传。此外，还有散曲一支小令、两个套数⁽³⁶⁾和一个残套，今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