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魅力（代序）

历史的研究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传统文化的重温与反思，具有清醒保持理性认知的永恒价值。同时，从尘埃封存的历史记忆库中唤醒沉睡千百年的史料加以研究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大凡有着悠久文明的古老国家地下文物和地上文献之无比丰富更加彰显出历史研究的厚重感乃至能引起世界轰动的文化发现，令人遐想犹如宇宙苍穹般无垠空间之历史的魅力。

埃及开罗附近吉萨高原沙漠中100多座金字塔是4500余年前古埃及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尼罗河河谷绿洲和撒哈拉沙漠交汇的地处。法老海夫拉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气势壮美，它的神秘莫测震撼着每一个仰视它的游客。这块用两千吨重的巨石雕刻而成的巨像仿佛是法老的守护神，几千年来以忠诚、威严的形象体现着古代埃及工匠的智慧与才华而驰名世界。在狮身人面像附近的地洞里，人们发现了一部用古拉丁文写成的羊皮书手稿，成书时间大致在公元前八世纪，作者署名丹尼斯。丹尼斯作为一个预言家将狮身人面像解释为四个星座合体：狮子对应着狮子座，象征着权力，代表一个社会的政治；人头对应着天秤座，象征着精神，代表一个社会的宗教；鹫翅对应着天蝎座，象征着智慧，代表一个社会的科技；牛尾对应着金牛座，象征着富有，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科技、经济构成人类社会的四大支柱，并且预言四大星座交会成一个恐怖的大十字时，人类的历史将宣告结束。丹尼斯的羊皮书手稿究竟是真实或是杜撰，似乎是一个历史谜团，雾里看花，扑朔迷离，却使人领略到历史魅力的无法抗拒性，它是文化中的文化，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亚洲东方中国历史之悠久，各个朝代地下文物之精美，同样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仅一座秦始皇陵周边出土兵马俑古代军阵之宏伟气势，将军、文书、步兵、骑兵、弓弩手形象的栩栩如生，已经引起世人瞩目，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何况尚未发掘的始皇陵地下寝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极尽人间逝者之奢华。有学者认为，夏商周三代镇国之宝“九鼎”、战国“和氏璧”、秦“十二铜人”以及“长明灯”等失传珍贵文物都有可能作为陪葬品埋入秦陵。目前一些考古学家建议开掘秦陵，动机也是希冀一睹秦始皇陵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地下宫殿的千古奇观，历史的神奇确实令人向往。何况，记载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二十五史”中有数不尽为历史尘埃所湮没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待着我们用新的历史观点去发掘、解读、剖析、澄清，这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所以，山东潍坊学院课题组从《明史》中发现律学家王邦直史迹与著作并专门成立课题组立项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王邦直（1513-1600），山东即墨人。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明好学，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兼学天文历法，阴阳之术。科举仕途却屡受挫折，直到40岁时方被荐“岁贡生，入太学”，经翰林院考试官至直隶盐山（今河北沧州市盐山县）“县丞”。隆庆元年（1567）12月进京候补改选时，应诏上奏“恤民十事疏”，针砭时政弊端，献计治国安邦，却因朝廷裁员而遭罢黜。罢官归故里后，农耕之暇，笔耕不辍，以近20年时间著成《律吕正声》60卷。万历二十八年病逝，享年88岁。

作为500年前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王邦直一生并无惊天动地业绩。为官不过芝麻八品，有奏文“十疏”，曾得隆庆帝“其言多切时弊，勿以官卑废言”之嘉奖，却仍受官场排挤，两袖清风回乡。以乐律著书立说，有《律吕正声》传世。自云：“不惮劳苦，竭力研穷，几二十年”（《律吕总叙》）。因此，对王邦直的历史研究，意义在于揭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一个普通文人的人生遭遇及其命运，思考制度对人的制约性以及人在制度面前能否保持尊严性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历史命题，其中也必然要以乐律研究作为重要切入点。潍坊学院课题组以学校多学科交叉研究优势，在短短几年时间中完成了《律吕正声》校注本（中华书局出版）和《王邦直与<律吕正声>》《王邦直律学思想研究》三部著作之研究成果。这种以课题组分头研究撰写，统一审稿修订形式具有主帅坐镇、麾下各个击破的战略特点；课题组负责人王守伦先生颇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度。其中，王守伦著《王邦直律学思想研究》则是一部总括其成的学术著作，该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王守伦先生向我索序，我们之间有着多年学术交往，无可推却，现略谈几点读后印象，聊以代序。

其一，原原本本，详其源流，历史脉络清晰

本书第一章对王邦直家世生平（包括时代背景、家族、履历）作了详细介绍，将历史人物生存环境进行历史还原，由远及近地勾画出研究对象的社会、血缘、经历等主观、客观因素之来龙去脉，揭露了明代吏治腐败、科举制度的罪恶。如引用赵翼《廿二史札记》之言“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王邦直所接受封建制度教育所形成的理想抱负。王邦直的家族血缘关系也追溯到相当久远的“琅琊王氏”，尤其对东晋时期王导、王敦、王羲之等名门望族的兴盛不惜笔墨，显示了家族名望对后辈之影响。王邦直的先祖王佐移居即墨后，“琅琊王氏”之分支在此繁衍生息。自汉至唐，“琅琊王氏”仅宰相即有92人，仕宦显达，名人辈出，隐喻王邦直仕途追求及其受挫的心理影响。第二章“《律吕正声》版本研究”主要对《律吕正声》成书过程及版本考察和“十疏”的写作背景与内容进行梳理，为弄清楚《律吕正声》版本流传的情况，课题组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广东、甘肃、辽宁、浙江、台湾等地，在各图书馆查阅存本，进行排比对照，得出结论。这样的严肃态度在学术研究中值得提倡。对“十疏”内容在交代社会背景前提下进行逐条分析，有理有据，在此基础上探究王邦直经世思想“民也者，国家之元气也”及“致治之道，则民固当先”，为他提出“恤民穷”的民本主张提供了内在因果联系，结论令人信服。本书研究主体则以第三章《王邦直律学思想内涵研究》、第四章《王邦直律学思想的形成与价值研究》加以展开，对该著作涉及王邦直著作中体现的思想内涵及其形成与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与阐述。第五、六章则对《律吕正声》中的“器乐文化”和“乐舞文化”作为分支内容进行作为研究陈述对象。第七章《王邦直律学思想比较研究》具有宏观视野的总结性质，突出了王邦直的律学思想在我国传统律学发展中的地位，乃至在与西方乐律学比较中的意义价值。附录“编年事迹”和“家族世系表”对王邦直的学术活动和世系梳理有着简明扼要的传统史学“编年”、“系表”特点。因此，这部专著将这一课题各个方面的相关内容都作了原原本本的历史汇总与分析研究，使人一目了然。本书清晰的历史脉络显示了总体方案的制定和著作者的汇总能力以及独到见解，具有一种专业的研究思维和写作特点。

其二，论述全面，巨细无遗，力求创新突破

本书目录结构实际已经显露出研究成果之特色，两者具有表里关系。但是，学术研究毕竟需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进行。课题组或分头作专题研究，或集合一起做考察调查，从成果印象显示出研究人员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较好的协调性。学术研究多为个体精神创作活动，群体研究则往往产生排异性现象。但是，本书无论在总体结构或每一章节研究都具有论述全面、巨细无遗的特点，并力求在学术上创新突破。从《即墨县志》中发现王邦直事迹记载并成立课题组研究本身就具有一种创新性思维亮点。王邦直作为即墨乃至山东的文化名人从已被湮没的史料中发现并且在省社科规划研究立项（2009年12月）和获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2010年7月），具有学术研究填补空白意义。课题组对王邦直的出生年月、籍贯、族系、官职升迁、画像、墓地、碑文等做了大量实地调查与考察工作，获得较为准确的资料，也属于首次发表的研究成果。仅《律吕正声》之版本研究，课题组先后到全国（含台湾）13个省市图书馆、档案馆保存的18部存本进行核对考察，这是研究工作建立在史料翔实基础之上的一例。课题组的调查与研究还不限于从书本到书本，而是深入到民间、地头、祠堂搜集相关材料，如王邦直画像是找了几位王氏后人座谈描绘后确认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铸造了王邦直铜像。在研究中不放过任何线索，由点及面，能够将五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各个方面情况较为立体化地在研究成果中加以呈现。同时，书中多数章节的材料与论述也尽可能做到全面、客观，对自明以来有关王邦直律学著作的不同评价均予以收入。所有这些，为本课题绝大部分内容的研究奠定了较好基础，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与创新价值。本书在课题组集体成果基础上加以总结，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其三，律学研究，古今难题，期待越做越好

毋庸讳言，中国乐律研究无论古今，均具有极大难度。它不仅关系到音乐实践的运用问题，在理论思维及其研究模式方面更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与争议，尤其律学研究涉及数学计算等一系列的复杂现象，更令非专业研究者望而生畏。因此，对王邦直《律吕正声》的解读与评价就成为本课题研究必须突破之“瓶颈”，尤其是对王邦直律学思想的研究，更是理论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对王邦直律学思想研究，肯定性观点或批判性观点在研究中具有不同视角却有着相等学术意义，这是由于历史研究的使命在于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历史地位以及揭示事物价值与作用的客观存在，从中得出规律性的可信结论。律学研究也是如此。我们不妨将朱载堉和王邦直作一比较：朱载堉（1536-1611）和王邦直（1513-1600）为同时代人，朱载堉于1584年（实际为1581年）完成“新法密率”（十二等程律）计算，王邦直于1586年完成《律吕正声》撰述。又几乎在同一年代，朱载堉以2开十二次方求得相邻律之间的频率倍数，再连续自乘12次还原到2（两次开平方，一次开立方得出倍应钟到正黄钟的长度），彻底解决了“黄钟还原”难题，他的研究成果即便在世界律学领域也具有领先地位。王邦直设定黄钟管长为3寸9分，用加减9分的计算方法，自以为可以解决“黄钟还原”，实际上造成管长与音高关系的混乱，陷入了律学研究“误区”。他们治学态度之自我评价也大相径庭，朱载堉云：“余为人无所长，惟算术是好，因其所好，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朱载堉《律学四物谱序》）王邦直则自诩“千载之谬可革，往圣之绝学不患于无继”（王邦直《律吕总叙》）。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朱元璋九世孙的朱载堉能够七次上疏请求放弃郑王爵位，和封建皇族断然决裂，体现刚直不阿的叛逆性格与人文精神。王邦直则为“琅琊王氏”后人名望所累，寄希望封建统治者能够“减赋役”、“实仓廪”、“禁势豪”、“正仕途”、“振纪纲”……最后自己却被淘汰出局，晚年以著述《律吕正声》了其终生。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中折射出明代后期两位律学家的不同性格与命运。诚然，他们两人律学研究有着“应用律学”和“理论律学”之不同，王邦直提出区分“三分损益”和“隔八相生”的概念，以及求取黄钟还原数据的均差特点，均有深入研究之必要，这也是课题组立项研究重要价值的体现。所以，王邦直研究从更开阔历史视野切入，应该说大有文章可做。历史人物研究极为复杂，王邦直花费二十年时间并非在做“律学游戏”，至于他的律学研究有哪些取得突破进展，是否如《明史》所说“托之空言”，或是受传统律学思维的制约与束缚，在律学界也是需要有待于来日深入研究的内核问题。评价王邦直《律吕正声》复杂性也在于此。所以，虚怀若谷的胸襟和慎之又慎的态度以求得正确的结论是历史研究人员应当持有的敬畏心理。

笔者对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在王守伦先生领导下多数为各学科教师的人员加入到课题组的研究行列，尽管目前不少地方还存在着尚待改进之处。但是，历史研究过程实际锻炼了课题组研究历史的观念、方法与能力，同时还带动了一批科研成果产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对王邦直的律学研究反复进行思考修改，得出一分为二、客观合理的结论。这样一种虚心求教的学术观念与态度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对于加强科研工作尤其具有积极意义。

在普通人眼里，历史像女人的背影，渐行渐远，只留下模糊的追寻印象。

在史学家心中，历史是广交的知音，越走越近，能达于本质的认知境界。

发思古之幽情，谈议题之得失，东拉西扯，不拘章法，是为序。

刘再生

2015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