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国士人的活动空间

总体来看，转型期的战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国家关系给知识、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首先诸侯各国需要有知识、文化的士人，一方面用于管理社会、承担行政，另一方面舆论造势、阐释政权的价值与理想。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这段文字虽然针对于儒家士人而言，但却能反映出战国士人普遍的就业趋向。“散游诸侯”的士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做“师傅卿相”，一是“友教士大夫”，至于第三类则是隐居不仕。就前两类士人而言，他们显然是直接服务于政治，“大者”做师傅卿相，如子夏、子贡、李克等人“为王者师”，间接或直接地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支持；“小者”做士大夫，即管理一方土地，担任行政事务，如子游为武城宰、吴起为鲁将、西门豹治邺等。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提到了三个时间，即魏文侯之时、秦始皇之时、威宣之际，对于这三个时间段，太史公以喜忧参半的笔调加以叙述，其感情变化的依据显然是儒学的起伏兴衰。撇开司马迁对儒家的独特情感不论，就各国政权大量吸纳士人而言，这三个时期无疑是战国阶段的代表：魏文侯代表着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早期，威宣之际代表着战国中期，而秦始皇之时代表着战国晚期。三个时期虽然政治导向有别、治政方针相异，但他们无疑都在通过吸纳士人来实施自己的统治以及构建统治的合法性。

那么各国政权的掌握者为什么如此重用士人呢？为什么到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权却需要士人来体现自己的合法性？追根究底，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变革。随着西周宗法体制的崩溃，血缘关系维持的政权结构也走向了瓦解：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大国兼并小国等等现象一再地表明，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政治已不可挽回，历史进入了强权政治的战国时代。而强权政治的维系需要国家对民众的直接控制，而不是再依靠贵族卿大夫层层分封的采邑制度。这不但是春秋战国之际各国政权的频繁更迭给予统治者的政治经验，而且是战国时期社会形势的必然要求：对于国民的直接控制，不但有助于政权的稳固，更能使这个政权迅速组织力量、对抗或威胁其他国家。也就是说，对于民众的直接掌握，能使一个政权更富有生机和活力：也许正是因为对民众这种力量的认识，逐渐形成了知识界普遍言说的“民本”思想。无论如何，进入战国时代以来，对国民的直接控制成为一个政权得以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各国统治者纷纷采取了“编户齐民”的政治策略。如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十年，秦国实行“户籍相伍”，即打破原本的国野区分，把全国民众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入全国户籍，这一政策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国家统一控制的“民”，这就是“编户齐民”。所谓“齐民”是指在某一区域的所有民众一律遵循于国家的法令、法律，接受强权国家的统一领导、统一调配、统一指挥，即各类民众在法令、法律面前地位平等。这正如杜正胜所指出的那样：“‘编户齐民’就是列入国家户籍而身份平等的人民”，而“‘齐等’是政府相对于被统治人民而言，只具备政治性和法律性的统治意义，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没有关系”。而对于“编户齐民”所针对的具体对象，刘敏指出，在先秦时期“编户齐民”的政策“具有特殊针对性的人群”，“所谓特殊针对性人群，是指消除了原分封采邑制下国人与野人之异、公民（臣属于国君）与私人（臣属于卿大夫）之别，使民统一成为接受国家授田、授爵，为国家提供赋税、徭役和兵役的‘编户齐民’”。以此来看，除了秦国，魏国的李悝变法要求“尽地力”、“善平籴”，而且颁布全国统一实施的《法经》，无疑也是以“编户齐民”为前提。另外，吴起变法、齐威王时期的邹忌改革等无疑也是“编户齐民”的一种延伸或外在表现。

总而言之，“编户齐民”的政策打破了国野分界，使最高政权所控制的国民数量激增，行政空间也随之扩大，于此行政手段也需要丰富多样，这种形势又会反过来敦促各国统治者逐渐抛弃贵族政治，而采用官僚政治。而官僚政治则需要大量具有行政能力的人，他们不但要效忠于最高政权，让最高统治者放心，更要有效地治理一方，为最高统治者不断输送人力和物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便是士人，他们具有知识、技能，能够管理国家、维护权威，并采用丰富多样的行政手段，虽然他们与现代社会的官员相比，还不是特别专业化，但与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相比，却显得很专业。这些士人如果按思想学派、价值追求的不同，可分为儒家、法家、墨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如果按照职业取向不同，又可分为学士、隐士、策士、游士、门客等；如果按照品格的高低，又可分为高士、贱士、下士等。这些众多的士人品级有别、知识背景相异、才能高下不同，但他们都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的治乱，他们的言论、著述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所以《淮南子·氾论训》说“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齐俗训》又说“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百家之学不同，但“皆务于治”。

毋庸置疑，诸子百家的出现，从本质上可以说，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行政空间的扩大给知识、技能带来展现能力的机会和平台。换言之，知识、技能在这一时期能够带来可以预见的财富和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战国时期的士人事例加以说明。《战国策·秦一》记载了苏秦游说秦国、发奋努力乃至最终成功的事迹，其中叙述他游说秦王失败后的情形：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这段文字极为形象地展示出苏秦游说失败之后的落魄、失落以及所遭受的冷漠，而这些又成为他再次奋力拼搏的直接动力。特别是“去秦而归”、“归至家”的情形，让人在苦笑之中又深深地体会到家人的冷漠以及整个社会的功利性。而苏秦“夜发书”、“伏而诵之”，乃至“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又说明，苏秦自身也是这一功利社会的产儿，他的读书目的与拯民于水火、治国平天下毫无关系，而是直接指向“金玉锦绣”、“卿相之尊”。“引锥自刺其股”的行为，实属过分而非常态，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感叹、唏嘘。在这段描写中《战国策》的叙述者虽有夸张，但正是这种夸张恰当而真实地展现出苏秦急于获得成功的焦急心理：他极度希望快速成功，而成功的主要标志便是金玉满堂和地位尊贵。所以，“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市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颇能呈现出苏秦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渴望，这也是他夜读发奋的直接动机和目的。苏秦的努力终于迎来的回报，他“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随后又“约从散横，以抑强秦”，随从队伍也是浩浩荡荡、豪华排场：“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壁（璧）百双，黄金万溢（镒），以随其后。”苏秦成功游说赵王后，叙述者以欢快的语气来修饰、润色乃至夸大苏秦的成功，即“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山东之国，从风而服”、“横历天下”、“天下莫之能伉”等。更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时，苏秦再次回乡的场景：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父母对儿子、妻子对丈夫、嫂子对弟弟态度和情感的转变，并不是因为父母、妻子、嫂子善于“知错就改”，而是因为金钱和地位的改变。也就是说，落魄时的冷漠，富贵时的热情，一切都系于财富的多少和地位的高低。这种现象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是用亲疏远近来衡量，而是用财富和地位来决断，即如苏秦自己感叹的那样“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更为重要的是，《战国策》的叙述者如此来表现苏秦，其中的羡慕和钦佩溢于言表，他显然已经把苏秦当作成功的榜样和楷模，认为苏秦的成功也值得战国时期的其他士人模仿和学习。于此而言，苏秦的经历可谓是战国士人的一个代表，他的身上被战国士人赋予了更多的希望和理想。我们如果结合相关史料的记载，会发现历史真实的苏秦并非如此成功，这就像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言说子贡的事迹一样，虽然未必符合真实的历史，但是“虚假的想象中也有某种真实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写出了战国策士崇尚富贵利禄的灵魂”。换言之，《战国策》对苏秦的刻画，颇能折射出战国士人的最为朴素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希望。

与苏秦相比，宁越的学习经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吕氏春秋·博志》记载：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

宁越，原本“中牟之鄙人也”，即春秋时期之“野人”，因不堪农事劳作之苦，所以决定学习知识和技能。在这里，叙述者重在呈现的是宁越的学习过程，即“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与苏秦的“夜读”相比，宁越虽然没有“锥刺股”，但是一样很苦：需要昼夜苦读，通过增加日常的学习时间来缩短整个学习过程。科学地来看，学习时间的延长并非代表着学习效果的提高，然而叙述者却以这种方式来突显宁越的学习过程，非科学之中又暗含着知识积累、技能锻炼过程中的艰辛困苦。然而，宁越的学习决心在表露无遗的同时，并没有说明学习的内容，对此《吕氏春秋·不广》弥补了这一缺憾。《吕氏春秋·不广》记载，齐国人攻打廪丘，赵国派孔青前去求援，结果大败齐军，“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这时宁越对孔青说：“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越闻之，古善战者，莎随贲服，却舍延尸，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对此，孔青表示疑问“敌齐不尸则如何”，宁越回答说：“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从宁越所用计策来看，侧重于兵法策略，即采用“却舍延尸”的方法使齐国“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通过“内攻”再次消耗齐国的财富；如果齐国不接纳齐兵的尸首，则有“三罪”，以达“重攻之”。针对宁越的这条计策，《不广》的作者议论道：“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所谓“武”应是辅佐孔青击败齐军，“文”即指“却舍延尸”以内耗齐国。于此来看，宁越学习的内容与苏秦一样，也是侧重于兵法、纵横、谋略、长短之术。与苏秦的成功一样，宁越受周威公所师，且与赵将孔青一起出征，本身就说明，他的苦读目的已经达到：脱离了稼穑之苦，而获得了财富和地位。

掌握了知识、技能能够获得财富和地位，还可以从孟子的经历加以证明。《孟子·公孙丑下》记载陈臻问孟子“受金”一事，颇能说明孟子在游历的过程中，至少在齐、宋、薛等国被馈赠过金钱。另外，《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这里虽然没有明指是孟子本人的行为，但从孟子对这种疑问的回答可以看出，孟子游历诸侯各国的排场，也大致如“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情形。

知识、技能的这种实用功能，无疑有助于扩大战国士人的队伍，如围绕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活动的门客动辄成千上万人，《吕氏春秋·当染》描述孔子、墨子的后学“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尊师》又历举出子张、段干木等人学习的特例，认为：“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庐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过师常宝指出：“这些大盗、巨狡他们原初的学习目的是什么，已不可考，但从这段文章来理解，他们通过学习而使自己脱胎换骨，改变自己的人生。”以真实性来看，文章所举的学习事例我们很难判断是否属真，但它的出现折射出其中的真实性，即知识和技能的确能够给人带来可以预期的财富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