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二百卷　后晋刘昫等撰

书名和篇目　此书凡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合二百卷。本名《唐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以及南宋绍兴刻本都题《唐书》而没有“旧”字。由于北宋时欧阳修、宋祁等重修《唐书》而在这部后晋时所修《唐书》前冠一“旧”字，应是南宋以后的事情。明嘉靖时闻人诠刻本就题《旧唐书》，沿用至今。今天写文章时如果前面已提过《旧唐书》，后面再提也可省称为“旧书”，和《新唐书》并提，可合称为“两《唐书》”。

唐代记述史事保存史料的制度和成果　要弄清《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应先了解唐代记述史事、保存史料的制度。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门下省有起居郎二员，“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中书省又有起居舍人二员，“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所谓“授之于国史”就是说送交中书省所属的掌修国史的史馆。作为制度，执行起来当然有时认真、有时马虎，如《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起居郎”条所说，贞观初“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武周长寿中，“宰相姚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纪，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几亦罢。而起居郎犹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编诏书，不及他事”。文宗大和九年，“诏入阁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可见起居郎、起居舍人基本上还是能克尽厥职，并无间断，只是与闻机务的程度不同而已。至于由宰相记录军国大事、撰写时政记的措施，除了武后朝外，德宗、武宗和宣宗等朝都曾实行过。

除起居郎所记的起居注和起居舍人所编的制诰德音按季送史馆、宰相所撰的时政记按月送史馆外，其他部门也根据规定按时把有关材料送交史馆，如《唐会要》卷六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所记：“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虏畜产并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刑部有即报），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又记：“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馆奏，前件事条虽标格式，因循不举，日月已深，伏请申明旧制，各下本司。从之。大历十四年正月已后至今年十月已前，所有事迹各限敕到一月日报，从此已后，外州县及诸军、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纳，在京即每季申，便为恒例。敕旨依奏。”可见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定期向史馆送纳史料，也已成为制度，尽管有时执行得不认真，史馆还能提出来加以整顿，这样就可以保证史馆进行工作。

史馆撰述的成果是实录和国史。实录是由史馆里的史官根据起居郎所记的起居注和起居舍人所编的制、诰、德音撰修的。一般在新皇帝即位后不久便修成老皇帝的实录，有的皇帝在位时就叫史官撰修自己的实录，有时出于政治原因还一修再修。为了修好实录，史官还先编纂日历。如《唐会要》卷六三所载，宪宗贞元元年九月“监修国史宰臣韦执谊奏……窃见自顷已来，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从前已来有此乖阙，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锁，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仍请永为常式。从之”。据南宋初汪藻所说，这种日历就是把起居注等类次而成的，在皇帝去世后将日历修订一下就成为实录（“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见《宋史》卷四四五文苑汪藻传）。据《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所记载和《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起居注类所著录，从唐高祖到武宗，包括武后在内的十六朝都已修成了实录，其中太宗、高宗、武后、睿宗、玄宗、德宗的实录先后修了两种到三种。昭宗大顺二年，敕修宣宗、懿宗和僖宗实录，但“逾年，竟不能编录一字”。又据《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所记，僖宗咸通中修武宗实录时还修过宣宗实录，昭宗大顺以后的光化初年还在修僖宗、懿宗实录，都未见流传，可能同样没有修成功。

关于撰修国史，《唐会要》讲得不多，据《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卷七三顾胤传、卷一○二刘子玄吴兢韦述传、卷一四八柳登传、卷一七六崔龟从传的记载，高宗永徽时令狐德棻、顾胤等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玄宗朝吴兢撰成八十多卷，韦述再增修成一百一十二卷，肃宗朝柳芳又增补为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肃宗乾元。以上国史皆为纪传体。后来柳芳又撰成编年体的《唐历》四十卷，起高祖迄代宗大历，宣宗朝令崔龟从等续修三十卷《唐历》，止于宪宗元和末。

由此可知唐代史馆的成果有：从高祖到武宗的实录，从高祖到肃宗乾元时的纪传体国史，从高祖到宪宗元和时的编年体《唐历》。这些就是五代时正式撰修《唐书》的主要凭藉。

《旧唐书》的撰修　《旧唐书》的正式撰修，始于后晋天福六年（941）二月，“诏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赵莹监修”（《旧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纪）。不久，贾纬居丧停职，又增加吕琦、尹拙。开运二年（945）六月，全书修成，由宰相刘昫领衔进上。这是《旧唐书》传本所题“臣刘昫等奉敕修”的原因。

《旧唐书》的撰修只费时五年，但搜集唐代史料的工作却从后梁时便开始了。梁末帝龙德元年二月，史馆奏请“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旧五代史》卷一○梁末帝纪）。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九月，“以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传美为蜀王衍之旧僚，家在成都，便于归计，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实录，及传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实录及残缺杂书而已”（《旧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纪）。长兴二年四月，“禁人毁废所在碑碣”。五月，“都官郎中、知制诰崔棁上言，请搜访宣宗已来野史以备编修。从之”。长兴二年十一月，史馆奏“大中以来迄于天祐四朝实录尚未纂修，寻具奏闻，谨行购募。……其两浙、福建、湖广伏乞特降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除目、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进上。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五代会要》卷一八“史馆杂录”）。梁、唐二朝这样费心地收集史料，显然抱有撰述唐史的打算。尽管都无建树，但所收罗的史料多少会被后晋史官利用。

虽然前朝史馆已尽力搜罗史料，到后晋开始撰修唐书，仍感资料缺乏。于是监修者赵莹大张旗鼓地征集史料。天福六年四月，赵莹奏称“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请下三京诸道及中外臣寮，凡有将此数朝实录诣阙进纳，请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除授一官。……自会昌至天祐垂六十年（案：这是指武宗会昌以后至唐亡缺少实录的一段时间），其初李德裕平上党，著武宗伐叛之书，其后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如此事类，记述颇多，请下中外臣寮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在征集史料方面，不能不说后晋史官已不遗余力。

《旧唐书》的撰修成功，首先得益于历朝反复征集史料，其次归功于赵莹的精心组织，在天福六年的上奏中，他提出了周密的计划和具体的安排。为了撰修本纪，“请下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天祐元年甲子，为转年长历一道”；为撰修列传，“请下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为撰修十志，请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具录各方面典章制度的增损沿革。这样安排既扩大了史料来源，又加快了撰修进程。此外，编修者贾纬在诏修唐史之日，即上所撰《唐朝补遗录》（即《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对《旧唐书》的撰修当亦有积极作用。

史料来源和价值　对《旧唐书》这样重要的史书，最好把它的史料来源逐篇逐条都弄清楚，但完全做到这样目前还困难。这里只能粗一点，就纪、志、传几个部分，大体介绍其史料来源并作评价。

（1）《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记载了贾纬进上所著《唐朝补遗录》的奏文，其中讲到史馆中“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案：即哀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略”。这里所说的“至代宗已有纪传”显系柳芳续撰的国史，“德宗亦存实录”者是德宗以下没有纪传体国史唯存实录之谓（原奏当作“德宗以下”，今本《会要》有脱误），也就是说从高祖至武宗以前都有完整的实录，所以下面说武宗唯有实录一卷，这一卷是会昌元年正月二月，见南宋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本卷六实录类（《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起居注类虽著录有韦保衡监修《武宗实录》三十卷，但艺文志序已讲明“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这三十卷《武宗实录》即“有其名而亡其书者”，所以宋敏求补中晚唐列朝实录要从武宗补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四起居类虽有《唐武宗实录》三十卷，但解题中已说“《邯郸书目》惟存一卷”，与《五代会要》、晁《志》相合）。因此，可以断定《旧唐书》本纪从高祖到文宗这部分是根据实录撰写或直接抄自国史，而国史本纪也摘自实录，所以《旧唐书》这部分本纪实际上都是实录的节本。所谓实录，当然并非名副其实的如实记录，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真相一般是不会写进去的，为政治需要还经常歪曲事实，即所谓“曲笔”，不过事情发生的年月日一般不致有太大的差误，因为实录是根据逐日记载的起居注和月终详定的日历编写的。就这点来说，实录和实录的节本《旧唐书》武宗以前的本纪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以后唐代实录除顺宗一朝外都已佚失，仅《资治通鉴考异》引用若干片断，因此这武宗以前的本纪就更可宝贵。

（2）武宗的实录已大部分佚失，宣宗以下的实录并未修成，更无国史、《唐历》可为依据，因此武宗到昭宗以至哀帝的本纪之撰修，只能是根据征集到的残存的日历、制敕册书、诸司吏牍以及时人撰述如贾纬的《唐年补录》之类。《廿二史札记》卷一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指出，宣宗“本纪书吴湘狱案至千余字，咸通八年并将延资库计账贯匹之数琐屑开入，绝似民间记簿，其除官必先具旧衔，再入新衔，如以其官某人为某官，下至刺史亦书于本纪，是以动辄累幅，虽邸抄除目无此繁芜也。然亦有未可轻訾者，凡本纪只略具事由，而其事则详于列传，此书如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王行瑜等之劫迁，朱温之篡弑，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了如”。今天研究历史要求史料越详细越好，则这部分武宗以下的本纪虽不如前此源出实录之有权威性，却仍有参考价值。

（3）赵莹奏中提出了十志，即礼志、乐志、刑法志、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职官志、郡国志、经籍志、食货志。撰成的《旧唐书》略有变动，礼志改称礼仪志，律历志改称历志，郡国志改称地理志，又另立舆服志成为十一志。其史料来源当即前引《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和赵莹奏中所请各部门编录的资料，如《旧唐书》经籍志只“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和赵莹奏中所说“唐初以降，迄于开元，图书大备”云云相符合。当然，记载典章制度的在撰修《旧唐书》时已有《大唐六典》、《通典》和苏冕《会要》、杨绍复《续会要》等专书，但《六典》只记到玄宗开元，《通典》、苏冕《会要》只记到德宗，《续会要》只记到宣宗大中。因此虽然不能排除《旧唐书》的某些志参考过以上这类专书，但肯定有很多是直接采用诸司提供的档案史料，其价值当不亚于这类专书。

（4）列传一般讲有四个来源。一是实录，实录中本附有重要人物的小传，如今存《顺宗实录》贞元二十一年四月癸酉附张荐传、五月辛卯附令狐峘传、六月乙亥附张万福传可证。二是国史中旧有的列传，赵翼《陔余丛考》卷一“《旧唐书》多国史原文”条列举唐绍传、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中称玄宗为“今上”，窦威传、郭元振传称开元时为“今”，陈少游传、曲环传称德宗为“上”，都是《旧唐书》列传承用国史的证明。《廿二史札记》“《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又举出刘仁轨传后有史臣韦述曰云云，而刘仁轨、郝处俊、裴行俭传后史臣曰称仁轨曰刘乐城、行俭曰闻喜、处俊曰甑山，不称名而称爵邑，也是“韦述当日尊呼前辈之称，且非易代后史官之词”。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一章第四节也指出：“卢杞、裴延龄等传赞‘史臣曰：臣读陆丞相论延龄疏’，田承嗣等传赞曰‘臣观开元之政’，亦显见为唐国史原文。”这类痕迹如仔细留心还可以发现一些。如刘幽求、钟绍京、郭元振、张说传的史臣曰称刘徐公、郭代公、张燕公，又如郭子仪传后有“史臣裴垍曰汾阳事上诚荩”云云一大段议论。裴垍宪宗元和四年监修国史，已在柳芳撰成国史之后，而陈少游、曲环等传记德宗时事，也非止于肃宗乾元时的柳芳国史所能包括，可见柳芳以后撰修的国史至少列传部分在后晋时还有若干未毁失，得为《旧唐书》采用。三是征集到的私家传状、谱牒，据《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死而传于史官，谥于太常，则以其行状质其当不，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又《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载史官李翱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李文公集》卷一《百官行状奏》同）可见国史旧传除采访外多依据行状和据行状撰写的家传、碑碣（后唐长兴三年之禁人毁废所在碑碣就是怕史料损失），再加上采访所得，子孙的名字、官职则本诸谱牒。四是文武显贵官以外的列传，其事迹当如《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所说：“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旧唐书》中良吏、孝友、隐逸、列女等类传即是根据国史旧传及史馆所存这类史料，再加采访所得写成，而国史旧传的根据也无非是送史馆的这类史料。以上这几方面构成列传的史料，都是很可宝贵的，因为实录、本纪只有个骨架子，全凭列传来充实血肉。其中出于行状、家传、碑碣的年月多凭事后追记，往往有差错，所记事实也难免有所讳饰，如《廿二史札记》“《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指出的，“褚遂良传不载其倾陷刘洎之事，李世传不载其瞻徇立武后之事，辛云京传不载其激变仆固怀恩之事，田神功传不载其先为贼将之事，李勉传不载其逃弃汴城之事”。有些地方还能用采访来加以补救，如很多文武显贵官的列传在夸饰其事迹后往往说几句失德的事情，作点贬词，这就是采访所得。

（5）给兄弟民族以及外国所立的突厥、回纥、吐蕃等所谓四裔传，则不同于一般列传、类传。《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中所说“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虏畜产并报）”，以及实录中有关记载，应是四裔传史料的主要来源。用四裔传和今本《唐会要》互相对勘，发现所纪事实大段符合，有些连文字都一样，但又互有详略，可见既非撰修四裔传者袭用苏冕《会要》、杨绍复《续会要》，也非北宋初王溥修今本《唐会要》时袭用四裔传，而应是二者同出一源。这种史料当然极可宝贵，尽管难免带有民族偏见。

怎样阅读　《旧唐书》既有如上所述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纪传体内容又较全面，因此有志研究唐史者必须以此书为主，认真阅读，打好坚实基础。这里提出一些系统阅读《旧唐书》的方法和建议，供读者参考。

（1）先读列传，不要一上来就读全书最前面的本纪。因为本纪虽重要，但只记简单的事实，没有写出事实的过程以及前因后果，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先读本纪既抓不住头绪，又加深不了印象，因此不如先读列传。列传除后面的类传和四裔传外，文武显贵官即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都是按时代编排的，可以分单元来阅读，如把高祖、太宗时代的人物作为一单元，高宗、武后、中宗时代的人物作为一单元，睿宗、玄宗时代的人物作为一单元，等等。在阅读每一单元的列传时，可时常查对一下本纪，弄清时间和事件顺序，还要注意在类传如外戚、宦官、良吏、酷吏等传中找到同一时期的人物一起阅读。由于同一事件会在相关的许多人传中都有记载，只是详略程度、叙述角度不同，这样，读完一个时期的列传，就会对较大的事件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掌握了记载某事哪条史料最详最可信据，便于日后研究时利用。然后，再将这一时期的本纪仔细阅读一两遍，以本纪为纲整理一下阅读列传所获得的丰富史实，形成条理清晰、全面系统的认识。接着便可以进入下一个单元的阅读。

（2）有区别地阅读志。志有其特殊性，牵涉到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各种专业知识。就《旧唐书》来说，职官志、地理志、食货志最为重要。官制、地理几乎每篇列传都遇到，必须把这两种反复通读，并随时翻检查阅。但职官志里的官制职掌只是规定如此，实际其权力之大小常随政治斗争而有变化，读列传时应加以注意，用实例来丰富职官志的内容。食货志则是集中讲财政经济，研究唐代财政首先要通读，同时在读列传时注意搜辑这类事例。刑法志是唐代的法制史，经籍志是书目，和类传里的儒学传、文苑传都是研究学术史的好资料，也都应该通读。礼仪志牵涉到原始宗教信仰和南北朝时期最盛行的三《礼》之学，在这两方面没有基础不易真正读懂，一般浏览即可。舆服志对研究唐代服饰者宜精读，并结合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否则只需浏览。天文志、历志讲天文、历法，没有这方面知识者无法读懂，翻翻知道其中写些什么就可以，不必浪费精力。五行志是用“天人感应”学说记载灾异，如果排除迷信成分，所记水旱灾、虫灾、地震等倒是有用的史料，应该浏览。

（3）阅读的同时就进行研究，这样既易产生兴趣，又易读得深入。可以先从记述史事的矛盾入手，作一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辨工作。由于《旧唐书》本纪多出于实录，列传多出于行状、家传，而此人的行状、家传与彼人的又互不相谋，再加上各种途径的采访，《旧唐书》本身讲同一件事就往往有出入，有矛盾。此外《新唐书》、《通鉴》以及其他记载和《旧唐书》之间还互有矛盾。当然，有些矛盾是无关紧要的，或很容易解决的，如《旧唐书》卷五一高宗废后王氏传，先说王皇后和萧良娣被废后，武后“令人皆缢杀之”，后面又说武后把他俩“截去手足，投于酒瓮……数日而卒”，人哪能死两次呢？很明显，后者是采自传闻，而且太不近事理，当系武后的反对派编造以甚其恶。至于无关紧要的小矛盾更到处可见，既无关紧要，就不必浪费精力去考证，考证应放在关系重大的事情上。如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临死之前，据《旧唐书》本纪，在位的宰相只剩下长孙无忌、褚遂良。死后第二天，皇太子高宗方增加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三人为宰相。据卷七八张、高的列传，却在太宗死前就做了宰相。本纪源出实录，任命宰相这样的大事所纪年月一般不会有差错，《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也全同《旧唐书》本纪，《旧唐书》张、高传应是根据行状、家传而出了差错。一般宰相早当一年迟当一年无关紧要，但在这里却说明了一个重要史实：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妻兄，又是和太宗一起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首要人物，褚遂良资历浅，是靠检举揭发他人有功而被不次升擢的，都是太宗极端亲信的私党。只让这样的私党当宰相，说明太宗晚年的用人圈子已越来越缩小，而高宗上台后必然要千方百计去掉先皇的这两个私党，以维护自己的权力，长孙无忌、褚遂良后来被贬杀有其必然性，并非高宗听信了武后才这么做。这样的考证才对揭示历史真相有帮助。还有些被有意歪曲了的史实也需要作考证，如高祖的太子建成、四子元吉在《旧唐书》的多数地方被说得毫无功劳，《新唐书》、《通鉴》等书也是如此，这显然是玄武门之变后史官秉承太宗的意旨歪曲伪造了历史，如《旧唐书》太宗本纪讲平定东都后只说太宗带了人马凯旋，卷六七李传说“太宗为上将，李为下将”带人马凯旋，故意抹掉元吉的名字，但事实上元吉是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大功的，当李世民分兵去对付窦建德时，元吉就承担了包围洛阳、钳制王世充的重任，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这个事实在《旧唐书》元吉传里透露了出来，《通鉴》卷一八九据柳芳《唐历》写凯旋时的情况也作“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将从其后”，可见一手终难掩天下目，只要仔细钩稽，被歪曲了的历史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恢复本来面目的。除了考辨史实外，还可以选择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这样在研究中熟悉史料、驾驭史料，将会产生最佳的阅读效果。

版本　古书经过传抄重刻，往往会产生脱漏差错，时代早的版本一般善于后来的重刻本，但如果重刻时作过认真的校勘，或找到更古的善本作依据，则重刻本又可成为善本，胜于时代较早的版本。可供研究唐史的史料书除新编印者外，凡属古书一般都不止一个版本，究竟用那个版本好，那个版本较为易得，都需要给读者作介绍。这里先介绍《旧唐书》的版本：（1）宋代有刻本，但由于《新唐书》盛行，此书读者少，印本流传不广，到清代只残存南宋绍兴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六十九卷，旧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2）元、明到清初此书的地位长期为《新唐书》取代，甚至被挤出了正史行列，因此历久不见重刻，到明嘉靖时重刻古书成为风尚，此书才有嘉靖十八年的闻人诠刻本（以下简称“闻人本”）。据闻人诠刻书序说所据“遗籍俱出宋时模板”，则是用宋本重刻，但与现存南宋绍兴残本在文字上又间有异同，因此有人认为系“别据一宋刻”（如《十七史商榷》卷六九“《旧唐书》各种本不同宜择善而从”条所说）。又有人认为仍是出于绍兴本，与宋刻间有异同当系闻人诠所据宋刻不全而用抄本补缺的缘故。不管怎样，自有闻人本后，《旧唐书》才能以完整面目流传下来，不再有如《旧五代史》原本那样失传的危险。现在闻人本又已成为难得的善本书。（3）至乐楼抄本，不知是明抄还是清初抄，每卷卷后所题校勘人名和绍兴本相同，可能即从绍兴本传抄。清初藏书家叶万据以校闻人本，但只校了一半，可能抄本本来就不完全。其后抄本和叶校原本均不知去向，仅铁琴铜剑楼藏有清中叶顾之逵临校叶本，即校于闻人本上，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4）清乾隆四年校刻“二十三史”，收入《旧唐书》与《新唐书》并列，重新恢复《旧唐书》的正史地位。清前期中期撰修刊刻书籍的地点在武英殿，因此通称武英殿刊刻的书籍为“武英殿本”或简称“殿本”。殿本正史除《明史》外每卷后面都附有考证，殿本《旧唐书》的校勘考证都出于沈德潜等人之手，据书后沈德潜用“上言”形式所写的跋语，是用闻人本为底本，再用《新唐书》、《通鉴》、《通鉴纲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文苑英华》、《唐文粹》和《新旧唐书合钞》等加以校勘考证。沈德潜本是诗人，不懂史学，从上述用以校勘的书籍之杂乱无章，就已显示其浅薄，在跋语中竟说闻人本“表全散轶”，认为《旧唐书》原是有表的，岂非绝大笑柄！因此，所附考证也只能引用一些《新旧唐书合钞》的陈说，敷衍塞责，很少自己的心得，正文则往往据他书随便改窜，若干地方失去了《旧唐书》本来的面貌，实在不如闻人本。殿本“二十三史”在乾隆四十九年增刻辑本《旧五代史》成为殿本“二十四史”，覆刻和影印的本子极多，常见的有咸丰时广州陈氏覆刻本，光绪时成都书局覆刻本，光绪时同文书局、五洲同文书局两种影印本，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排印本，竹简斋剪贴影印本，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剪贴影印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影印本。“二十五史”是影印殿本“二十四史”加上退耕堂原刻《新元史》，在每种史后都附有参考书目，惜去取不尽确当，更欠完备。此外，同治、光绪时金陵（在南京）、江苏（在苏州）、浙江（在杭州）、淮南（在扬州）、崇文（在武昌）五书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则“十七史”覆刻明末毛晋汲古阁本，其余重刻殿本，《旧唐书》为浙江书局重刻殿本。（5）清道光二十年扬州岑建功惧盈斋刻本，校刻工作则由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文淇等人主持。这个本子是根据殿本仿照汲古阁“十七史”版式重刻的，大概由于殿本是官书的缘故，其实用闻人本重刻才对，这是岑本的最大缺点。但书后所附刘文淇等人撰写的校勘记六十六卷，用闻人本和其他史料校殿本，远胜殿本沈德潜的考证。书后所附逸文十二卷，则多辑自《太平御览》里标名为《旧唐书》、《唐书》的文字，虽然这《旧唐书》、《唐书》未必真是刘昫进上的《旧唐书》（岑仲勉认为是旧国史、实录之类，见所著论文《旧唐书逸文辨》，载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但汇集到一起也方便阅读。（6）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编印了一部汇集各种旧刻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旧唐书》用南宋绍兴刻残本六十九卷影印，缺卷用闻人本配印，绍兴本久属孤本，闻人本亦已难得，有了这个百衲本，一般历史研究工作者才能见到这两种旧刻本的真面目。另外，张元济还撰有《校史随笔》二册（商务印书馆本），用札记的体裁记述各种旧刻正史的源流，以及百衲本所据旧刻的优点，很值得一读。百衲本“二十四史”建国后商务印书馆又出过缩印精装本。台湾也影印有仁寿本“二十六史”精装七十册，其中除《史记》改用北宋景祐监本，并增添《新元史》和台湾“国防研究院”修订本《清史》外，均一仍商务百衲本之旧。（7）建国后60年代起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70年代已出齐，其中多数比较好，在“十年动乱”中点校出版的则有少数不理想，1975年出版的新旧《唐书》即是颇不理想的两种，《旧唐书》点校底本不用保存旧刻面目的百衲本，而用经沈德潜等改窜过的殿本的岑建功重刻本，已是失策，而且点校也极草率。校的问题一是并无严格的校例，如卷一九○下文苑李白传“山东人”下竟出校勘记引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的考证来否定李白是山东人之说，完全超出校勘文字的范围，照此办理则前人近人对《旧唐书》失实之处的考证都得统统收进校勘记里，可是又未这样做，这岂非自乱其例？二是继承了殿本改窜文字的坏作风，根据《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随便改动原书，仅在卷后的校勘记里说明一下，有些《旧唐书》的记载本来与《新唐书》等不同，也硬要用《新唐书》等来改《旧唐书》，这是给原书作修改，哪是在作校勘？此外，校点分段之错误失当就更常见，个别地方还出现整个句子被漏掉未印的情况。至于书前出版说明之大讲“儒法斗争”，则倒是“十年动乱”中司空见惯的官样文章，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