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史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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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 日本圆仁撰

日本僧圆仁于唐文宗开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六月从日本太宰府出发来中国,经扬州、登州、青州、魏州到五台山,开成五年三月入长安。此时文宗死,武宗即位,次年改元会昌,尊道反佛。圆仁在会昌五年被迫伪装还俗,五月离长安谋归国,次年即宣宗大中元年(承和十四年)九月渡海回太宰府。前后往还合十年。本书是圆仁用汉文按年月日自记此十年中见闻,所记内容涉及唐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俗、交通、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极有史料价值。其记述也十分详尽,有关文书都通篇抄录,对各种礼仪、活动的细节也不厌其烦地描写,因而保存了不少微此则难以知晓的唐代情状。其中较重要的史料有这样几类:(1)唐代地理交通情况。圆仁仔细记录了所经过的州县、村镇、河流、山峰、海岛、港湾及每日行程和食宿驿店,甚至记载到道路上的里程标志,所谓“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五尺、六尺不等,曰之‘里隔柱’”。(2)唐代的行政制度。如各级政府的行政公文,州县长官早、晚两次开衙办公制度,地方长官接受诏书的隆重仪式。在圆仁一行企图滞留唐土,并申请游历佛教胜地的过程中,反映了各级政府的权限和州县之间的行政关系。(3)武宗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通鉴》开成五年正月记载“时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此书则记“闻开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天下三日举哀着服。又闻新天子上位,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时承恩者也”,由此知这次屠杀波及之广。此后如武宗灭佛、围剿泽潞、查抄仇士良家产等均有详细记载,可补史书的不足。(4)关于神策军和神策中尉的情况,圆仁在京城居住期间,曾赴左神策中尉衙院会见中尉仇士良,又记录不少传闻,从中可知神策军的机构、神策中尉的职权、神策中尉和皇帝的关系、神策中尉任职仪式等,特别是讲出了神策军的重要作用,所谓“左、右神策军者,天子护军也。每军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仍置此军已来,无人敢夺国位”。(5)唐代社会经济状况。圆仁在书中记载了途经诸县的粮食价格,制衣、赁驴的工钱,市易砂金、绢帛的价钱,以及禁卖铜铁的执行情况等,都是有价值的经济资料。(6)唐代佛教情况。书中记载了各地寺院的建筑、陈设、僧众人数、宗教仪式,日本僧人在唐求学情况,特别是记录了唐武宗会昌灭佛的详细过程,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第一手资料。(7)唐代的时令风俗。开成、会昌年间从元日到冬至的节庆活动在此书都有记载。当然,由于反佛的缘故,圆仁对武宗十分仇恨,其中往往有带着偏见的记述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同时,由于圆仁是外国人,对当时某些事情也往往记述得不够确切(如把被武宗剿除的昭义节度使刘稹误作刘从简,其实刘稹是刘从谏的侄儿),引用时宜有所别择。

版本 长期在日本抄传,明治以后始有刊本,较通行的有:(1)1918年日本佛书刊行会出版《大日本佛教全书》游方传丛书第一收入此书。(2)1926年日本东京东洋文库影印京都东寺观智院所藏的最早抄本,作为《东洋文库论丛》第七附篇。(3)我国此后虽也曾有印本,但流传不广。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据东洋文库本。(4)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校注日本小野胜年原撰,我国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于注释多有补充,用力至勤,遂成精善可用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