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称“经”考论
《山海经》一书号称难治，其中最难者有两个问题：一是其著作时代；二是其书的性质。关于前者，过去学者有“夏代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秦汉说”“西晋说”等等。晚近以来，随着《山海经》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对于其作时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此书各部分成书时代不一，非一时一人之作，全书是先秦至秦汉间逐渐附益而成。而对于其书的性质，则有以下数种看法：鲁迅认为《山海经》是“古之巫书”，袁珂认为“《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1)。徐旭生说：“《山海经》中之《山经》是我国最古地理书之一，并非如清代修《四库全书》诸臣所斥为小说家言，固无疑问。其‘海内’、‘海外’、‘大荒’各经，亦保存古代传说甚多。其真正价值绝不在《禹贡》诸篇之下。”(2)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也持此说(3)。新近一些学者又提出《山海经》是“方物书”“小说家书”“综合志书”等说法。总之对《山海经》的性质的界定存在很大的争论。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争议，首先要从《山海经》书名称“经”问题入手。
古今大部分学者认为《山海经》书名之“经”等同于儒家“六经”之“经”，指典籍、经典而言。然而也有一些学者从大禹、伯益著《山海经》的旧说入手，认为书名“经”字非“书籍”之谓，而是指“经历”“推步”，意思是大禹治水，平定九州，推步、经历山海道里而述其所在之物产风俗神话(4)。笔者以为，《山海经》之“经”仍当作“经典”解。今略陈己意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山海经》之“经”非“推步”
持《山海经》之“经”为“经历、推步”说者，时间远者有清代学者郝懿行，后有现代神话研究专家袁珂先生，最近者有张春生先生。郝氏《山海经笺疏》云：“经，言禹所经过也。”袁氏在此基础上也说“《山海经》之‘经’乃‘经历’之‘经’，意谓山海所经，初非为‘经典’之义”(5)。到张氏则进一步推衍其说，谓：“如上所说，‘天下名山’，既为禹所经，其里数又为禹所步，因此，‘经’字除了‘经过’、‘经历’之外，还应当包含‘推步’这一层意思在内。”他还举了《海外东经》中“帝命竖亥步”的例子来说明“步”即是推步，并说其术具载于《淮南子·天文训》。末了又说刘歆《七略》将《山海经》列于“数术略形法家”之首，《汉书·艺文志》承之。也可证明其说。其实仔细推敲起来，上述证据均不能成立。
第一，谓《山海经》所记山川为禹所经历，前提是肯定《山海经》为记禹治水敷土之旧说。由其内容及文字风格来看，《山海经》非经一人一时而成书，当是逐渐附益而成。今经学者们考明，《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各部分成书时代不同。如此，则其说之不能成立，显而易见。
第二，《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按：此句为注误入正文。）”此处之“步”为推步不假，然而与《山海经》称名并无任何关系。
第三，刘歆及《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列入“数术类”“形法家”之首，固然可以说明《山海经》与某种术数有关，但也不能成为《山海经》称名的直接证据。班固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形法的核心是相术，即因形而求气。以此类之，有的学者认为将《山海经》与相人、相畜、相宫室之类的书并列在一起，殊为不类。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二》：“《山海经》与相人书为类，《汉志》之授人口实处也。”(6)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亦云：“以此形气言相，非专门名家难言之。然以《山海经》次其间，则其驳也。”(7)由此来看，前人已经意识到，将《山海经》视为“推步山、海道里远近”之书是有问题的。既然如此，《山海经》书名之“经”亦不能理解为“经历”“推步”。
二、《山海经》书名本意非“山海之经纪”
叶舒宪等学者所著《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一书，是近年《山海经》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的著作。书中认为，将《山海经》之“经”解为“经历”这种说法不可信。该书著者引述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云：
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著述同科，其于六艺之文，固无嫌也。(8)
在此基础上，叶舒宪先生进一步推论认为：“把‘经纪’与山川连用，大致可以看出《山海经》的本来意思是‘经纪山海’或‘山海之经纪’吧。‘山海之经纪’就是‘山海’之条理、秩序。”(9)其实这个推论也很有问题。
就拿《山海经》本身的例子，即可证明，将《山海经》书名之“经”理解为“经纪”是不妥当的。如《五藏山经》各部分均作“某某经”如“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等，其下均分作“某次某经”如“南次二经”“北次二经”等，显而易见“经”字并非“经纪”。再如《山海经》卷五末云：“右《五藏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此处之“经”显见是指典籍而言。再如《海外南经》载：“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通其道。”据毕沅校，此段文字中“四海之内”，《淮南子·墬形训》引作“四极之内”(10)。是《山海经》之言“四海”本意为“四极”，即四方边远之地，“海”字意为“极”，而非“江海”之“海”。叶舒宪先生显然是把《山海经》之“海”误解为后一义了，所以才说“经纪山海”。其次，上引《海外南经》中言“经”星辰，“纪”四时，“经”“纪”显然均为动词，如果依叶先生之说，则《山海经》书名应作“经山海”才是。显然，将《山海经》之“经”理解为“经纪”是说不通的。
最近陈连山先生《山海经学术史考论》一书系统地梳理了前人关于《山海经》研究的成果，对以往《山海经》研究中的一些难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山海经》一书应是一部由上层统治者掌握的记载矿产资源的地理书，并认为其产生时代当在西周（前此张步天亦认为《五藏山经》为西周王官之学的产物），即使到了汉代，《山海经》也属皇家专藏文献，不是一般人可以阅读的。这些观点都极富启发意义。但他又据上所述指出“《山海经》一名的原始含义就是关于山川和远方各地的地理区划”(11)。这个解释却仍不能令人信服。且不说将《山海经》书名“经”字理解为“划界”、进而引申为“地理区划”不符合“经”字的本义。退一步讲，侧重于行政目的的“地理区划”和《山海经》记载矿产资源所在位置并不相符合，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山海经》本有图有文，是图文并行的，文字当是对图的解释和说明。考虑到这一事实，将《山海经》书名中的“经”字解释成“地理区划”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三、《山海经》称“经”的两个取向
笔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记录远古时期人们对当时中国境内及周边山川、矿物、动植物及风物的认识和想象，以及与这些地区有关的祀典和神话传说的地理书，这在其主体部分《五藏山经》(12)中体现得尤其突出。书名中的“经”，仍当理解为“经典”之经，即指“典籍”“书籍”。西汉刘秀（歆）《上山海经表》曰：
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绝绞（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栞（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肎（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谨上。(13)
刘歆文中六次提到《山海经》，从其上下文语境来分析，都是指一部书而言。最重要者，刘歆以《山海经》与《尚书·禹贡》相提并论，并认为其书与大禹治水有关。很显然，《山海经》书名称“经”，在刘歆眼里，已与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之称“经”大略相同。经秦火之后，天下篇籍散佚严重，故汉代人十分重视前代书籍。刘歆以为《山海经》也是前代经典，因为书中所述“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为了证明其观点，刘歆还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其中的内容都是信而有征的。退一步讲，如果书名中“经”字做“经历”“推步”讲，书名应当是“经山海”才对，要不然就不能成词了。
晋人郭璞为《山海经》作注，其《序》中云：“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徵于今日者，则《山海》之言，其几乎废矣。……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意矣。於戏！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14)郭氏之序，首言世人不解《山海经》，皆疑其所记虚枉，此非达观之论。他举出前人怀疑《左传》《国语》等书言周穆王西游会西王之事为虚诞，但汲冢竹书有《穆天子传》言其事，表明学者们的怀疑无据；郭氏还以司马迁不轻疑《禹本纪》《山海经》怪物为例，引以为戒，认为《山海经》为上古之书，所以疑之者，皆因疑者识见不及也。又两言《山海》，《山海》者，即《山海经》之简称。犹《诗经》可简称为《诗》，《书经》可简称为《书》。由此来看，郭璞亦以《山海经》之“经”视为上古以来的书籍、典籍，与解经的“传”相对，而非“经历、推步”之意。
秦汉以来，随着思想界格局的变化，儒家典籍多历经典化过程而称“经”，而《山海经》既非儒书，且颇多涉及“语怪力乱神”之内容，为何也称“经”呢？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山海经》称“经”是典籍流传整理的需要。先秦典籍的编辑生成和流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同一学派或同类性质的文献，常常以类相从，按时间先后顺序编在一起。为区分师说与后学之说，常以“经”字冠师说。如《墨子》一书，既有墨翟的言论，也有其后学的言论；前者常称“经”，以示与后学之说的区别。再如《韩非子》的《储说》《说林》等也采取这种形式。《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产生最早，之后肯定有人为之作“传”，为与这类解释性文本相区分，故称前者为“经”。刘歆整理《山海经》，也存在原文同“传”的区分问题。今本《南山经》末云“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毕沅、郝懿行都认为此条非经文，也非刘歆所加，这显然是汉代以前学者整理经文所记。这说明汉代以前学者也曾校理过《南山经》，只不过其文字未全部保留下来而已。
第二，《山海经》称“经”也与西汉时代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西汉至武帝朝，国力上升，四面开疆拓土的现实需要，使《山海经》这样的记载殊方异域之地理、物产、风俗的文献受到朝廷的充分重视，并被奉为经典；东方朔之识异鸟，刘向之说贰负，即其例也。其次，《山海经》中涉及物占和灾异的内容，从文献学的角度印证了汉代兴起的谶纬之学的合理性，因此《山海经》也被“经典化”。刘歆的上书中提到一个细节，即认为《山海经》之“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据张步天统计：“《山海经》记载的占验凡62处，其对象大多是动物，而且是少见的野生动物，这与上古先民从事的狩猎生产不无关系。据统计，在62处占验记载中，59处出自《五藏山经》，3处散见于‘海经’。”(15)占验事象多分为两类：第一大类的吉验，如“见则其国大穰”（《西次三经》玉山条）、“见则天下安宁”（《南次三经》凤凰条）等；第二大类是凶象，如大量见于《五藏山经》的“见则天下大风”“大水”“大兵”“大旱”“多土功”“有火”等占验事象。这些事象因出自先秦旧籍而具备了天然的权威性，也符合当时人们迷信“古已有之”的好古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它也恰恰能与西汉谶言灾异理论意欲以谶言应验宣示天意民心的政治用心达成一种密合无间的关系，所以“朝士”及“文学大儒皆读学”之。
到东汉，这种以《山海经》为“经典”的看法已经比较普遍。如王充《论衡·别通》就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16)《山海经》的著作权已经归于儒家心目中的圣君大禹。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言：“（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17)也是将《山海经》目为记录大禹功业的“经典”了。
第三，《山海经》，尤其是《五藏山经》，在战国时代已经被屈原大量引用作为其诗歌创作的素材，到汉代也成为赋家辞赋创作取材的重要渊薮，这也是《山海经》“经典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屈原《离骚》《天问》等作品引用《山海经》的情况，见于王逸《楚辞章句》的有关注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也说“三闾所称草木多出于《山海经》”(18)；不仅草木，即山川地理、民俗风物、人物典故等，出于《山海经》者亦复很多。仅《离骚》一篇，据今人张春生统计就有20例之多(19)。这个问题，马昕露的《〈山海经〉与〈楚辞〉名物互文性研究》一文也有详细讨论(20)。至于汉代辞赋，尤其是散体大赋，引用《山海经》的地方就更多了。李雨涵《〈山海经〉对汉赋创作的影响》钩稽有关材料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讨论(21)，本文不再展开。这些已经足以说明，在以“润色鸿业”为创作目的的西汉赋家心目中，《山海经》也已是“经典”了。
总而言之，《山海经》一书称“经”，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是“经历”“推步”“疆理”的意思，其实原本只是标明此为载录山川地理、矿产资源、动物植物、风俗人情等的典籍。后来因为其书与战国以来文人创作，以及西汉以来社会政治文化现实需要的契合而有经典化的趋势，从而也带有“经典”的性质。虽然只是对《山海经》书名中“经”字的理解不同，但是却事关《山海经》的深入研究，因此不能忽略。“名正”而后“言顺”，明乎其本义，《山海经》的研究亦可循此理而渐趋深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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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珂《山海经校注·序》（最终修订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页。
(2)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附录“读《山海经》札记”，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302页。
(3) 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见《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4) 张春生《〈山海经〉释名》，刊《学术月刊》2000年第11期。
(5) 袁珂《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71页。
(6)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3页。
(7)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3页。
(8)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经解中》，叶瑛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7页。
(9) 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22页。
(10) 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79页。
(11) 陈连山《〈山海经〉学术史考论》第一章“《山海经》的著作年代和性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8页。
(12) 日本学者小川琢治据日本版《山海经》（明版覆刻本）对其篇目的说明认为刘歆所校进的《山海经》只有《五藏山经》而未收《大荒经》和《海内经》。其说见《山海经考》，收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下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4—26页。
(13) 袁珂《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版）之附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98—399页。
(14) 郭璞《山海经序》，见《四库全书》本《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四库笔记小说丛书》影印本。
(15) 张步天《山海经概论》，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17页。
(16)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9页。
(17) 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18) 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引自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
(19) 张春生《〈离骚〉、〈山海经〉对读》，收其《山海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382页。
(20) 马昕露《〈山海经〉与〈楚辞〉名物互文性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21) 李雨涵《〈山海经〉对汉赋的影响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