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几个思想问题之二：道德功利问题——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廿一日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讲

诸位先生：

今天讲到第二个题目：“道德功利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思想界常常在讨论的问题之一，也许是诸位先生所关心的，所以提出来和大家研究。

昨天我们已经说过甚么是道德，今天再来看甚么是“功利”。汉朝董仲舒有句话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后来常被宋明道学家所引用。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说：“鸡鸣而起，孜孜为义者，舜之徒也；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一个人鸡鸣而起，为义的是君子。如果鸡鸣而起，为的是利，那就是小人了。孔子有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话，宋明道学家亦常说君子与小人之分，即在义利之别。为义的是君子，为利的是小人。这些话与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有相同的意思。

我提出这几句话来，或者有人会质问我，我们不讲功利，但是社会上有许多事就是功利。办工厂、开矿，这不是功利吗？因此也有人骂儒家，说孔子赞美贫穷。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些话就是赞美颜渊的贫穷。这好像贫穷本身有甚么好处。今天也有人埋怨孔子，说今天中国穷到这个地步，就是受了儒家的影响，他说贫穷好，赞美贫穷，弄到中国今天，及不上外国了。也有人说儒家思想，最是矛盾，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孔子去卫国，冉有给他赶车到了卫国，孔子说“庶矣哉！”冉有听见孔子称赞卫国人多，就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冉有倒也有趣，问孔子人多要怎样？孔子说：“富之。”孔子说是要教人民富。冉有还要问他“富了又怎样？”孔子说：“教之。”直到最后才提出“教”来。在“教”之前，先要人家有饭吃，增加人民的财富，这不是利吗？所以说孔子前后矛盾。孟子呢？也是矛盾，何以故？《孟子》里说：“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说了何以吾利国，孟子马上给他一个钉子，说王何必讲利，只要仁义就得了。但后来孟子又来了一个经济计划，对梁惠王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个经济计划，叫大家能穿绸吃肉，还说到“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现在有人指出这是孟子的矛盾，既叫梁惠王不要讲利，又来贡献一套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就是功利，岂不矛盾。这种批评，到底对与不对，暂时搁起不说。先把我们所要讲的话，分成两段来讲：第一段，说明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第二段，说明明其道不计其功。

先说到正其谊不谋其利，这话到底对不对呢？前面已经引出，近来有人认为孔子是前后矛盾的，孔子到卫国说的这些话与君子喻于义的话是否矛盾？我认为是并不矛盾。儒家的所谓义是甚么意思？为甚么与利冲突？我们先来看一看义字的解释，这在昨天已经说过。应该做的做了，就算是义的行为，这是照字面的解释。再进一步的解释是要问：甚么是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做了有甚么好处？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凡是做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所谓义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总是与社会有利，所以也可以说义的行为其目的在于增进社会的利益。明白了这些，就可以知义与利并不冲突。如果利是公利，是社会的利，这个利便是义了。譬如我要做一件事，这一件事是为国家为社会的利益，虽说是利，但是公利，公利即是义。既然如此，义利的不相冲突，也就明白了。我更以为非但不相冲突，同时更须以利为义的内容，如果义离开了利，这义就是空的了。儒家所说义利之分，其利是私利。如果这个利是私利，那便不是义而是利。譬如我们拿点东西回去给父母吃，这就是孝。父母有东西留给子女吃，这就是慈。所以儒家所反对的利不是公利，他所反对的是私利。公利的利就是义。假若分清楚公利私利，义利之分，也就明白。同时对于儒家所说义利底态度也就不致误解了。孔子赞美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并不是这种贫穷生活，值得赞美，孔子是赞美颜回的不改其乐。颜回在这种艰苦的情形之下，并未因生活痛苦而荒废了他的学问，这是值得赞美的。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句话可以明白孔子并不反对富贵，他所反对的是不义的富贵。若使是从义得来的富贵，没有甚么可反对。孔子赞美颜渊，实在并不是赞美他的贫穷生活，而是赞美他坚定的意志。再不妨解说一下孟子给梁惠王一个钉子，是甚么道理。假使我们在现在来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何以利我中华民国”，那么孟子决不会给我们一个钉子碰；但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他的国就是他自己，“何以利吾国”，也等于说何以利我自己，所以孟子听了，马上就回答：“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也说得很明白：“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他告诉梁惠王：“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足见这时候所说的何以利吾国，等于说是何以利吾自己，与我们所要说的何以利吾中华民国大不相同。所以孟子不赞成说利，是不赞成说私利，不肯说利个人的利，如果是有利于社会国家的利，那他一样的赞成。

所以义和利不相容，是义和私利不相容。如果是公利，在儒家的说法，那就叫做义了。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的意思，也是如此。我们做一件事只要问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就不管他对于我们个人是有利无利。说得更清楚一点，只要为公利的行为便是义的行为。

今天我这样解释义与利，并不是一种新的说法，从前的人也这样说的，不过大家不曾将他弄得清楚罢了。程伊川先生说过：“义与利便是公与私也。”这话说得很明白，如是为公利的行为便是义，为私利的行为则是利，这样来分别义和利是最透澈不过的。程伊川先生又说：“公而以人体之谓之仁。”这话的解释便是，义的行为加上人的情感的体贴才是仁的行为，为公共利益是义，但觉得应该如此做而做时，还存有至诚恻怛之心，这就是仁，仁比起义来更多了一点。这个意思昨天已经讲过。再举个例，譬如有地方发生了灾荒，有人向你募捐，你就捐一百块钱，心里觉得应该捐的，这种行为可称之为义底行为；如果捐钱时候，心里还觉灾民无衣无食，有种恻隐之心，这就可以说是仁的行为了。我今天说仁义两字，并不是新的说法，这些都是古已有之的说法，不过从前大家不曾弄清楚而已。

关于义和利的分别，义和利的关系，说得已经很多，明白了义利的分别与关系，我们自然也明白董仲舒所说“正其谊不谋其利”一句话的意义了。

第二段要说明其道不计其功。

道字可以说就是道德，功是事情成就的大小，所以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只问一事是不是应该做，不管其结果如何。

儒家对于道德，注重在尽伦尽职两方面。伦有五伦，即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究竟伦是不是这五个，还是另有其他，可以不问。伦即是人与人的关系，也许不即是这五个，也许还不止这五个，也说不定。无论如何，人与人之间总有伦存在，既总有伦存在，那末就必须尽伦。尽职是甚么？一个人到社会上一定有他的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假若在他的地位所应该做的事，都已做了，这就是尽职。现在流行一句话，说是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他所应做的事。这岗位便是职。如果说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应该做的事，那就是儒家所说的尽职了。

儒家说尽伦尽职，不管你有什么伦，你都可以尽伦。为君的要尽君道，为父的要尽父道……你有什么伦就去尽甚么道。尽职亦然。不管你的职是甚么，你都可以尽职。如打仗时，不能说你是总司令你可以尽职，我是班长小兵，我不可以尽职。无论总司令、小兵，一样都可以尽职的。总司令尽总司令的职，小兵尽小兵的职。有如唱戏，唱得好与不好，与台上扮什么角色没有丝毫关系。唱须生的可以唱好戏，唱青衣的也可以唱好戏，就是一个小丑也可以唱好戏。不但什么角色没有关系，即是戏里面做大做小也没有关系。梅兰芳这样的名角，但在戏里不一定是扮皇后，即使扮个小丫头，一样是唱好戏。这个譬喻就可以明白尽伦尽职没有限制。

还有，尽伦与尽职也不管其对象是不是值得的。如尽忠，是忠臣，忠臣不问他的君值不值得有个臣为尽忠。又如尽孝，是孝子，孝子也不问他父亲值不值得有子为其尽孝。然做忠臣孝子的总希望使他的君父做到值得有臣为尽忠、有子为尽孝，但假若他做不到时，他仍然尽忠尽孝。这一点，很多人不大了解，往往见了一个忠臣为皇帝尽忠，但这个皇帝是个昏君，大家就觉得他尽忠大不值得。但是现在人人要为国家尽孝，为民族尽忠，试问我们是否应当先来考虑一下，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否值得有人为尽孝？我们的民族是否值得有人为尽孝？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民族是值得我们为他尽忠尽孝，但即使不值得，我们还是一样要去尽忠尽孝。这一点就是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理。

尽伦尽职，其行为成功或失败，对于他的道德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一个人做了一件为国家民族有利的事，这一件事如果做成功了自然最好，要是做不成功，还是一般有价值。我们常常说到文天祥、史可法，这两位根本是失败了的，兵败人亡，从军事观点来说，还有甚么话讲。假使从道德的观点来说，他虽然兵败人亡，他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一点也不减少。他若把宋朝明朝复兴起来，固值得钦佩，就是不能把宋朝明朝复兴起来，今天我们还是一样崇敬，所以尽伦尽职是不计其功的。一件事成功有多大，结果是如何，或有或无，是大是小，都没有关系。儒家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失败是注定了的，何必去做。看来好像说不通，但文天祥、史可法并不是以为他们可以成功才去做，他们不能成功，他们的行为，依然有道德价值。

以上是说明“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理。或者有人会说这话流弊很大，这样说了，以后做事不再有人用心了，反正成功固然好，失败了一样有道德价值。这样说法，对不对呢？我要声明一句：在一个道德行为中，一个人所作的事，失败了仍有道德价值，必须具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在失败之前他曾经尽心竭力去做。若使他没有尽心竭力去做，那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不但没有道德价值，简直是为恶，成了一个罪人了。一个人的父母生病，他尽心竭力请了医生来诊治，那么就是他的父母医治不好而死了。这个人仍然可算孝子。要是一个人的父母生病，他不请医生，不买药吃，纵然他的父母病愈，也不过是他的父母运气好。假使死了，便是不孝。再有人要问所谓尽心竭力，有何凭据，拿甚么来作标准？一个军队打了败仗，总司令回来说是已经尽心竭力了，你用甚么方法去证明他的话是真是假？这是不错底。是不是尽心竭力，是不容易考查的，不过不要忽略了一点，今天是讲道德，与讲法律不同。在法庭上要找证据，有了确切底证据才可以判徒刑判死刑。现在讲道德。是要一个人自己判自己的罪。他是不是尽心竭力去做了。别人诚然不易知道，他自己心里一定明白。行道德本来不是叫人知道的，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样一说，有人又说孔子为己了。要知道这个为己，是不管人知道不知道。不要人知道，他曾经尽心竭力，也不要人知道，只求自己明白。现在一般人常常要人家知道，要人家赞美，这那根本不是为义，而是为利了。说到这里，我要讲一讲“慎独”了。独是人家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独便是要格外注意这些地方。所以儒家提倡诚意，在《大学》中说，诚意也就是不自欺。我们没有尽心竭力去做，回来告诉人说已经尽心竭力去做了，以为人家无法知道，这不仅自欺，还是欺人。必须不自欺才是君子，尽心竭力与否，骗得了人家，骗不了自己。这样一看，明其道不计其功一句话便可更为明白，事的结果大小有无，可以不问，只要于社会有利，尽心竭力做去，成功了固然是好，不能成功，道德□□□□□一样存在。

要说的两段话已经说了，下面再说，一个人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并不在才的大小，也不在运气的好坏，全靠自己去努力。我们在社会上要有所成就，我以为，要靠三个条件。这三种条件，第一种是天资的聪明与愚笨，我取个名字叫“才”。第二种条件是努力不努力，我取个名字叫“力”。第三种条件是运气好不好，我取个名字叫“命”。“才”与“力”不必我来解释，所谓“命”，并不是在马路上见的大哲学家的算命先生的所说的命，更不提倡宿命；我所谓命，是一个人的遭遇机会，没有道理可讲者。譬如大家说我们生在这个多事的时代，为何不生在唐虞三代，为何不生在将来承平时代，这是我们的遭遇，没有道理可讲的。我所说的命与大哲学家所说的命不同就在这里。

在社会上要有所成就，总得要这三种条件配合起来。至于这三种条件之中，哪种条件所占的成分大，我以为须看所谓成就是哪种成就而定。所以我又把成就分为三种，就是学问、事业、道德。如果要在学问上有所成就，那么“才”占的成分大。在学校里要考六十分及格，努力一点自然不成问题，不必要什么大才，但要有特别表现，非有才是不成的。譬如做诗，有些人用很大的功，写出来的诗看看平仄很对，韵也不错，新诗也一行行的写，但读起来没有诗味。所以学问是要才加力然后方能成功。

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命的成分要占的大。我已经说了，我说的命不是阎王判官所管的命，是机会遭遇。无论什么事业决不能像玩乐器一样，一个人可以玩的。必定是有许多人在一起才能玩，所以常要和人竞争。有如下棋赛球，不能一个人独自去玩。既有多人，那么得和人竞争，才能成功。下棋时我要看对手如何，不能一定必赢，从前有一个人好下棋，他想求□□永远赢棋的方法，便去扶乩，请问如何才能常赢，乩上写出来说没有永远赢的方法，但有永远不输的方法。他想永远不输也好，便问如何可以永远不输，乩上又写只有不下棋。我们做事亦是如此，不去做事不会失败。如果要做，难保没有失败，在历史上有许多人本身原是英雄，但因碰到对方本领比他更高，于是失败了。项羽不能不算是英雄□□□□□□□刘邦，他的本领比他更强，他就没有办法，纵然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到结果还是“虞兮虞兮奈若何”。另一方面也看到确有许多人是不行的，但他是成功了，这个成功并非是他本领大，而是当时没有比他更强的人，所以他没有本领也成功了。中国自古以来，最成功的是历朝的太祖高皇帝，太祖高皇帝的成就，也自有他的机会来凑合。

在道德上有所成就这是力占的成分大了。何以故？学问上要有所成就，就受才的限制，有大才方可以做大学问，没有大才就不行。事业上有所成就，也常受命运的影响，机会好，成功快，机会不好，就有本领也无用。但道德有所成就，那就大部分是力的成份了，道德上有所成就是不管学问是高是低，机会好与不好，也便是方才说的无论何人尽伦尽职，是不管处甚么伦，有什么职。所以道德上的成就，也不受才不受命的限制。运气好事情成功了，不见得就是道德成功；反之运气不好，不成功而失败，如果他的行为是道德行为，他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依然不受影响。尽心竭力与否，权操之在我，而事业的成就与否，则权不在我。尽心竭力与否之权操之在我，所以不受命运天才的限制。明白这一点，也就是明白了“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理。

我国古时还有一句常说的话是“士先志”，就是先要立志。立志要立甚么志呢？就是立志要做圣贤，中国的古圣先贤从来未曾教人立志要做一个李白、杜甫，或者项羽、汉高祖、拿破仑。为甚么不教人立这个志向？也就因为拿破仑或汉高祖，不是单单靠了努力可以成功，其中还有命运的成份在内。但是“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就是要做成尧舜那一类的伟大人格，其权操之在我。所以立志做个汉高祖不容易，而立志做圣贤就不是难事。宋朝邵康节说：“圣者人之至者也。”孟子也曾说：“圣人，人伦之至也。”由此可知，立志做圣贤，成功与否就看自己努力不努力。孟子说过：“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话便是说所求者不在外边，就在自己。他又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这是所求者不是在内，则求固然可以求，得不得是另一问题。一个人求学问，求功名，受着才与命的限制，自然得不得是有问题的。假如求的是道德的成就，求之在自己，而非求之在外，那决不会求之不得，只在你的努力与否罢了。

近来常常见到的一个社会现象，有不少青年自杀或疯狂，自杀或疯狂的原因，大部是因为所求不得，这是因为他不曾弄清楚有些事情是可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有些则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假若能够明白这点，我想很多问题都是迎刃而解。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为甚么君子□总是坦荡荡而小人要常戚戚呢？就因君子总是尽心竭力去做他所应该做的事。事情能否成功，则不去管他，所以心里坦荡荡，小人一天到晚不是愁不成功，便是既得之，患失之，不但终日在想，连晚上睡觉也是不安，所以要常戚戚了。

现在又补充了不少的话，要讲的话也大概是如此。道德和功利这个问题，有时候看来互相冲突，有时候却并不冲突，正是相反相成。为甚如此，便是上面所说的这些曲曲折折，今天想说的也无非是把这些曲曲折折的道理解释一下，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以贡献。

（居正修 记）

原载《文化先锋》第二卷第四期，1943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