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之精神

中国的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理想的生活。求理想生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精神所在。

理想生活是怎样？《中庸》说：“极高明而道中庸”，正可借为理想生活之说明。儒家哲学所求之理想生活，是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又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是极高明之意；而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乃是中庸之道。所以这种理想生活，对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不即不离”。用现代的话说，最理想的生活，亦是最现实的生活。

理想和现实本来是相对立的。超越日常生活，和即在一般人日常生活之中，也是对立的。在中国旧时哲学中，有动静的对立，内外的对立，本末的对立，出世入世的对立，体用的对立。这些对立，简言之，就是高明与中庸的对立。儒家所要求的理想生活，即在统一这种对立。极高明而道中庸，中间的“而”字，正是统一的表示。但如何使极高明和中庸统一起来，是中国哲学自古至今所要解决的问题。此问题得到解决，便是中国哲学的贡献。

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极高明是就人的境界说，道中庸是就人的行为说。境界是什么？这里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何在？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同者只一点点。照生物学讲，人也是动物之一。人要饮食，禽兽也要饮食；人要睡觉，禽兽也要睡觉，并无不同之处。有人以为人是有社会组织的，禽兽没有，这是人兽分别所在。可是仔细一想，并不尽然。人固有社会组织，而蜜蜂蚂蚁也是有组织的，也许比人的组织还要严密。所以有无组织，也不是人兽不同之点。然而人与禽兽所异之几希何在？照我的意思，是在有觉解与否。禽兽和人是同样有活动的，而禽兽并不了解其活动的作用，毫无自觉。人不然，人能了解其活动的作用，并有自觉。再明显一点说：狗要吃饭，人也要吃饭，但是狗吃饭未必了解其作用，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无非看见有东西去吃。人不同，能了解吃饭的作用，也能自觉其需要。又如蚂蚁也能出兵打仗，可是蚂蚁不明白打仗之所以然，它之所以出兵打仗者，不过出于本能罢了。而人不然，出兵打仗，能知道其作用，有了解也有自觉。这是人与禽兽不同之点。

自觉和了解，简言可称之为觉解。人有了觉解，就显出与禽兽之不同。事物对于人才有了意义。觉解有高低之分，故意义亦有多寡之别。意义生于觉解。举例以明之：譬如现在这里演讲，禽兽听了，便不知所以，演讲于它毫无意义。未受教育的人听了，虽然他了解比禽兽为多，知道有人在演讲，但也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演讲于他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假使受过教育的人听了，知道是演讲哲学，就由了解生出了意义。又以各人所受教育有不同，其觉解也有分别，如两人玩山，学地质者，必鉴别此山是火成岩抑水成岩，学历史者，必注意其有无古迹名胜；两人同玩一山，因觉解不同，其所生意义也就两样了。

宇宙和人生，有不同的觉解者，其所觉解之宇宙则一也；因人的觉解不同，意义则各有异。这种不同的意义，构成了各人的境界。所以每人境界也是不相同的。这种说法，是介乎常识与佛法之间。佛家说：各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如众灯明，各遍似一”。一室之中有很多的灯，各有其所发的光，不过因其各遍于室中，所以似乎只有一个光。但以常识言：此世界似无什么分别，各个人都在一个世界的。各人的境界虽然不同，但也可以分为四类：

（一）自然境界。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的，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并不了解其意义与目的，无非凭他的天资，认为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了。如入经济系的学生，他是认为对经济有兴趣，但并不知道读了经济有什么好处，这是由于顺才。再如入经济系的学生，亦有因为入经济系人多即加入的，原无兴趣关系，更不明白益处所在，看见大家去也就去了，这是由于顺习。《诗经》的诗是当时民间歌谣，作者未必知其价值如何，只凭其天才而为之，也是由于顺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不知作息之所以，也是由于顺习。他如天真烂漫的小孩，一无所知，亦属自然境界。高度工业化的人，只知道到时上工退工，拿薪水，也可以说是自然境界的。自然境界的人，所做的事，价值也有高低。而他对于价值，并不了解，顺其天资与习惯，浑浑噩噩为之而已。

（二）功利境界。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图谋功利的人，对于行为和目的，非常清楚，他的行为、他的目的都是为利。利之所在，尽力为之，和自然境界的人绝然不同。其行为如为增加自己的财产，或是提高个人的地位，皆是为利。为利的人都属功利境界。

（三）道德境界。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义的。义利之辨，为中国哲学家重要之论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这个分际，也就是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区别。有人对于义利的分别，每有误解，以为行义者不能讲利，讲利的不能行义。如修铁路、办工厂都是为利，儒家必以为这种事都是不义的。有人以为孔孟之道，亦有矛盾之处，孔子既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则孔子就不应该讲利。但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这不是讲利么？孟子见了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足见孟子是重仁义的，但是他贡献梁惠王的经济计划却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都是讲利的，和仁义是否有矛盾呢？不过要知道，利有公私之别，如果为的是私利，自然于仁义有背，要是为的是公利，此利也就是义了。不但与义不相背，并且是相成的。程伊川亦说：义与利的分别，也就是公与私的不同。然则梁惠王所问何以利吾国，这似乎是公利，为什么孟子对曰，何必曰利？殊不知梁惠王之视国，如一般人之视家然，利国即利他自己。这就不是公利了。总之，为己求利的行为，是功利境界。为人求利的行为，是道德境界。

一个人为什么要行义，照儒家说，并没有为什么，如有目的，那就是功利境界了。据儒家说，这种境界里的人，了解人之所以为人，认识人之上还有“全”——社会之全。人不过“全”之一部分，去实行对于“全”之义务，所以要行义。这事要附带说明全体和部分的先后，二者究竟孰先孰后，论者不一。以常识言：自然部分在先，有部分，才有全体。像房子，当然要先有梁柱，架起来才能成为房子。梁柱是部分的，房子是全体的。部分在先，似乎很明显。然而细细研究，并不尽然，假使没有房子，梁也不成其为梁，柱也不成其为柱，只是一个大木材而已。梁之所以为梁，柱之所以为柱，是由于有了房子而显出来的。这样讲来，可以说有全体才有部分，则全体在先，亦不为无理。孔孟亦说人不能离开人伦，意亦全体在先。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其意是：人必须在政治社会组织中，始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否则不能成为人，无异一堆肉，俗谚所谓行尸走肉而已。正像桌子的腿，离了桌子，不能成为桌腿，不过一个棍子而已。所以个人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替社会服务。但也有人说：个人和社会是对立的，社会是压迫个人自由的。可是在道德的观点来看，便是错误。如果认为社会压迫个人，主张要把人从社会中解放出来的话，无异说梁为房子所压迫，应予解放；但是解放之后，梁即失了作用，不成其为梁了。

（四）天地境界。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天即宇宙，要知道，哲学所说的宇宙和科学所说的宇宙不同。科学的宇宙，是物质结构；哲学的宇宙，是“全”的意思。一切东西都包括在内，亦可称之为大全。在这种“全”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我要离开宇宙，也不能问宇宙以外有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宇宙是无所不包的。天地境界的人，了解有大全，其一切行为，都是为天地服务；照中国旧时说：在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在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在功利自然境界的人，那就是我们这一群了。

境界的高低，即以觉解的多寡为标准。自然境界的人，其觉解比功利境界的人为少。道德境界的人的觉解，又比天地境界的人为少。功利境界的人，知道有个人，道德境界的人，知道有社会，天地境界的人，除知道有个人、社会外，还知道有大全。不过他的境界虽高，所做的事，还是和一般人一样。在天地境界的人，都是为天地服务，像《中庸》所说：“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并非有呼风唤雨移山倒海之奇能。要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天地之化育。如了解其是天地化育之化育，我们的行动就是赞天地之化育，否则，即为天地所化育了。像禽兽与草木，因为它不了解，所以为天地所化育了。人如没有了解，也是要为天地所化育。圣人固可有特别才能，但也可以做普通人所做的事，因为他有了解，了解很高深，所以所作的事，意义不同，境界也不同。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如今公务员如果去担水砍柴，意义也就不同。因为他的担水砍柴是为了抗战，并不是为生活，妙道即在日常生活。如欲在日常生活之外另找妙道，那无异骑驴觅驴了。

总而言之，圣贤之所以境界高，并非有奇才异能，即有，亦系另外一回事，于境界的高低无干，无非对于一般人的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圣人的生活，原也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不过他比一般人对于日常生活的了解为充分。了解有不同，意义也有了分别，因而他的生活超越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所谓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他的社会地位里所应该做的生活。照旧时说法：就是为臣要尽忠，为子要尽孝。照现代说法：就是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他应该做的事。圣人也不过做到了这一点。有人这样说：人人每天都做些平常的事，世界上就没有创作发明了。也有人说：中国之所以创作发明少，进步比西洋差，是由于儒家提倡平常生活。其实这个批评是错误的。圣人做的事，就是一般人所做的事，但并没有不准他有创作发明。每个人站在岗位上做其应做之事，此岗位如果应该有创作发明，他就应该去创作发明，我们并没有说一个人在岗位上做事不应该创作发明。

以上所说的四种境界，不是于行为外独立存在的。在不同境界的人，可以有相同的行为。不过行为虽然相同，而行为对于他们的意义，那就大不相同了。境界不能离开行为的，这并不是逃避现实，因为现实里边应该做的，圣人一定去力行。圣人所以为圣人，不是离了行为光讲境界。不然，不但是错误，而且是笑话。譬如父母病了，我以为我有道德境界，不去找医生，这不是笑话么？要知道德境界是跟行为来的。没有行为，也就没有境界了。人的境界即在行为之中，这个本来如此。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就是对于本来如此有了充分了解，不是素隐行怪，离开了本来，做些奇怪的事。

（徐飘萍 记）

原载《中央周刊》第五卷第四十一期，194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