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活跃和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

知识分子旧日称为“士”。在周代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下，士是贵族中的最低阶层。他们都受过一些教育，通晓“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能文能武。打仗时候，可以做下级军官，和平时候，可以做卿大夫高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助手。他们也可以“食田”，过剥削生活。他们的职守也是世袭的。这就是说，在贵族等级制度中，他们有固定的地位，固定的生活和固定的工作。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士也起了变化，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随着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的崩坏，士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和职守，也无“田”可“食”，只得自谋生活。在不断战争中，还有许多原来高于士的贵族，甚至是原来的国君，都失去他们原来的地位，流亡到各地。这些大小贵族们，过去凭世袭的身份，过剥削的生活，现在靠他们对于“六艺”的知识，自谋生活。他们也成为没有固定生活与固定工作的知识分子，在各地游来游去，寻找职业，因此得到“游士”的称号。其中长于礼、乐，熟悉古代典籍，成为传授知识的老师，或在别人家有丧祭事的时候，替人家指导怎样行礼（“相礼”）。这个时期，从新兴地主和小生产者阶层中也涌现出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也拥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士原来是贵族的最低阶层，后来成为“四民之首”，有比农、工、商高一点的社会地位。

士的最大的希望还是投靠统治者在政治上得到出路，参加政权。他们“上说下教”；“上说”可以做官食禄，在政治上得出路，“下教”可以招徕门徒，收些“束脩”，并且扩大影响。这些门徒可以来自不同的阶级，因此，士的社会根源是很复杂的。

士是当时社会中很活跃的一种人。当时国君与大贵族都要“养士”，以取得他们的拥护。例如公元前4世纪前3世纪之间，齐国的王在齐国都城近郊“稷下”聚集“文学游说之士”，称为“学士”，有“千数百人”。其中地位高的有七十多个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齐世家》）。其他大贵族，如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等，都“养士”数千人。他们“养士”所用的生活资料，当然都是从加重对于农民的剥削而来。《战国策》记载，孟尝君因为“养士”派人到乡下去收高利贷的利息。《吕氏春秋》记载有人把惠施比为蝗虫（《不屈》）。大部分士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靠当时有政权的人的供给。因此，在这时候，士虽亦号为“四民之首”，但在基本上是剥削阶级内部的一个阶层。

斯大林说：“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份子组成的阶层。”（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第五节）他们必需依附于某一阶级以为生活。在战国时候的士，对于某一国的统治者，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游来游去”，有相对的自由。但归根到底，他们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他们“上说下教”，随时从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吸收本阶层的补充队伍。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的接触面比较广，也有各种不同的出身。他们因所投靠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的不同，因出身不同，或者接触面不同，在他们的思想言论中，就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不同阶级的意识与要求。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他们成了这个时期各阶级在思想上的代言人。他们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这些不同的主张和哲学思想，就是不同阶级的意识与要求的表现。

他们是当时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主要活动者，也是当时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的主要宣传者。其中有些杰出的代表，在思想言论上建立了自己的学派。各派之间，有激烈的斗争。这种思想上的分化与斗争，是当时的阶级分化与斗争的反映，反过来也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

马克思在有一次论到小资产阶级的时候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想像，以为小资产阶级把实现其私自阶级利益的意图推崇为原则。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己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根本消灭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想像，以为所有的民主派分子都确实是些小店主或是崇拜小店主的人物。依照其教育程度和他们个人地位来说，他们可能是与小店主相隔天壤的。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如下一种情况，即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所得出的任务和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上引导小资产者得出的任务和办法。一般说来，凡属一个阶级在政治方面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与他们所代表的这个阶级间的关系，都是如此。”［《路易·波拿巴政变记》，《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二五一至二五二页］先秦各派的哲学家对于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关系也正是如此。他们也都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理论是惟一正确的原则，企图用以改变当时的社会，所谓“以其道易天下”。同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也都越不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所越不出的界限。他们在理论上所得出的任务和办法，也就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上引导这些阶级或阶层得出来的任务和办法。

马克思又说：“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实际上该阶级的这些代表才是它的积极成员，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像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敌视便会自行消失。”（《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五十三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虽然是就统治阶级及其理论家说的，但对于各个阶级及其理论家也都可以适用。一个阶级的理论家的理论是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的集中表现，是这个阶级的问题及其自己的解决办法的集中反映，因此具有更典型的性质。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可能与这个阶级中的个别人的见解有出入，但是他是这个阶级的真正的代表。

在一个社会为一个阶级所统治的时候，代表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当时统治的思想。跟它不同的思想就都被压抑，不能有发展的机会。在一个社会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时期，原来的统治阶级已经逐渐失去它的统治的权威；新的阶级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在这个时期，旧的统治思想也失去了统治的地位；新的统治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或多或少地有机会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和愿望。代表他们的或者接近他们的知识分子，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机会把这些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化，理论化。这就成为代表这一阶级的哲学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在如上所说的复杂错综的阶级分化和斗争的情况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当时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这跟我们现在的“百家争鸣”有本质的不同。

这个时期的百家争鸣，大大促进了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在阶级斗争和百家争鸣中，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流派主要的是下面所说的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