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席卷全川的罢市斗争和成都血案
一 席卷全川的罢市斗争
在特别股东大会开幕不久，破约保路问题尚无结果的时候，发生了邮传部札委李稷勋仍总理宜归工程的问题。这是盛宣怀与端方密谋策划强收川汉路权的一个阴险步骤。
端方号午桥，曾历任巡抚、总督等职，深得慈禧信任。1909年被载沣革职。久蛰思启，以行贿数十万，得到起用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他奉谕之后，与盛宣怀密议对付争路人民的办法，一是用收买，二是用惩办。在湘鄂路事中，他们收买了不少两湖绅士及报馆主笔(99)。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四川斗争后来居上。盛、端之流就在川人中物色收买对象，他们看中了川汉路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同时还把四川京官甘大璋等多人拉过来，让他们代表川绅上奏，响应“国有”政策和强收路股的办法。
李稷勋，原系邮传部左参议，因丁忧返籍，1909年8月间由前四川总督奏派为川路驻宜昌总理。四川保路同志会蠭起后，6月底，盛宣怀命他进京述职，借机收买他来劫夺川路。盛宣怀、端方内定在“国有”前提下，让李继续总理宜归段工程；李稷勋表示愿以现存租股七百余万两办宜归工程，同时他还答应由彼自行设法运动川路公司。秘密商定之后，他于7月7日先唆使川路宜昌分公司董事局致电川路公司股东会，要求将川路股票换成国家铁路股票；将现有存款交给政府专修宜归一段。继于7月15日用自己名义从北京致电川汉铁路总公司，暗示只应注意争款，不可别生枝节，说：“国家政策”“恐难转圜”(100)，意图诱使成都方面放弃废约保路。与此同时，他竟无视总公司迭次通知他“坚持破约”、“拒绝交待”的指示，于7月16日以个人名义擅自呈文邮传部，同意接受邮传部派往宜昌查勘大员马汝骥清厘款目，以旧历五月初一为界限，在此以前的支出各款妥订归结办法；在此以后的去留事项，统候邮传部裁夺。这是李稷勋自己做主把大家正在争取川汉路的一段，让邮传部劫夺过去了。邮传部根据这一“呈请”，就以铁道工程“最贵迅速”为理由，着李稷勋继续任宜归段总理，主持进行，“勿庸停工”，“所需工项，仍由川款支应”。盛、端用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一转手间，就把宜归段工程和路款改变了性质。就在此时，由于宜昌筑路工人的问题，在武昌的端方、瑞澂急电李稷勋返宜。李离京南返路过武昌时，又与端方密谋。端方为他在原薪五百两之外“提加给夫马五百两”，并嘱咐他“将宜归一段一手办成”(101)。
李稷勋回到宜昌后不久，成都举行的特别股东会开幕了。特别股东会于8月5日开始，8月6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收到邮传部宜昌工程由李稷勋用川款续办的咨文。这一消息于8月8日在特别股东会上一经宣布，“会众异常愤激”，当天由总公司董事局致电宜昌董事局，请董事们共同质问李稷勋，令其自电阁部，并电会众辞去其总理职务(102)。8月10日特别股东会又请赵尔丰代奏纠劾盛宣怀与李稷勋“私相授受”，“违旨盗权”之罪(103)。到了8月13日，特别股东会又电告李稷勋，表示“全体股东不认部咨”，限其“十日内”妥结辞职(104)。盛宣怀知此情况后，急与端方和瑞澂密谋，让端方、瑞澂赶紧会衔上一道奏派李稷勋留管宜昌路局的电文，准备以谕旨压服川人。他们还诬蔑股东会说：“此次川省集会倡议之人，类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绅董”，又信口造谣说：“闻自东内渡者，均纷纷回川，恐有受人煽惑情事，尤恐名为争执路事，实则别有隐谋。”(105)清廷得奏，于8月19日下旨：钦派李稷勋仍总宜工，并饬川督将所有川款查明，实力奉行(106)。这个谕旨终于把四川人民逼反了。
赵尔丰接到“上谕”后，只告诉给几个立宪派首领，他们都认为此事不能发表，否则“众必大愤”。但是，宜昌方面已得此消息，成都方面也终于无法掩盖了。消息一经传开，群众异常激愤。特别股东会放弃了原定的休息日，8月24日当天上午召开紧急会议。会场上一片哭、喊、叫、骂、捶胸、跌足之声，秩序大乱。也有人提出一些对付办法，但由于主持会议者的犹豫，无结果而散。这天下午，保路同志会又举行大会，几万群众涌进了会场，要求罢市、罢课、罢捐，并要到总督衙门去请愿。当罗纶、邓孝可等犹豫不决，会议还在进行时，街上已在关门罢市了。同时，街头上出现了传单，号召“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107)。
这天晚上，学界保路同志协会决定，各校当即开始罢课。
成都沸腾了。赵尔丰急忙命令营务处总办田征葵调遣巡防军进城，分驻平安桥、四圣祠、丁公祠、子龙塘、通顺桥、双凤桥等处，严加戒备。另一方面，他又召集颜楷、张澜、罗纶、邓孝可、曾培、彭芬等商谈疏导办法。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心情惶惑，一边感到群众起来了，“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但又怕由此而激起群众的暴动；因此，他们与赵尔丰想恢复秩序的要求，有共同的地方。根据赵尔丰的意图，当晚，股东会领导人与各街协会代表共商开市和保守秩序的办法：他们通过提法使周善培、巡警道徐樾，派出巡警监视各街道爱国群众，同时用同志会名义刊发《公启》，规定“勿在街市群聚”，“不得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等等戒条。另外他们还想出一条办法，用黄纸刊印光绪皇帝的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的对联，分发给各街各户张贴门首，让每家居民每日早晚焚香礼拜。立宪派的首领们想用这办法作护符，证明自己不是“犯上作乱”的；但它却起了让人们无须乎害怕“造反”获罪，把更多的群众动员起来的作用。于是各街道中心随即都扎起了“皇位台”，台上都供起了光绪帝的牌位，牌位上几行大字十分令人注目，其形式如下：
在这个“皇位台”的两侧，还树起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文官下轿”，下联是“武官下马”。
这种供奉光绪皇帝牌位的形式，立宪派原想借以防止群众的行动越轨；结果却起了保护群众的作用，因为这种形式，使保路斗争完全合理合法，剥夺了反动统治官员们一切诬蔑和反对的借口。
8月25日，即成都罢市开始的第一天，赵尔丰派府县官员亲到街上召集商民劝谕开市，但是商民们都“一哄而散”(108)。川督赵尔丰虽以凶悍著名，但当时省城兵力单薄，而且他还顾虑到警察、新军都是本省人，难免有“眷怀桑梓之念”，“欲其捍卫尽力，实难凭信”(109)。在这样群众运动的威力面前，他不敢轻举妄动，只得一面向清廷报告求援，一面封锁消息。
成都一罢市，各县留省人员即“雇快马捷足走告本埠”(110)。温江、华阳、灌县、郫县、简州、汉州、双流、新繁、新津、新都、崇宁、崇庆、金堂、什邡等处，凡是先得到消息的地方都一齐罢了市；接着潼川府、嘉定府、叙州府、资州、重庆府等处也纷纷响应。江上各船户也“俱相率罢工”，使水上交通瘫痪(111)。到9月7日南至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112)。风潮开展得如此迅速和猛烈，是清政府的反动官僚们预料不到的，也是温和的立宪派绅士们所不敢设想的。
各市县罢市开始后，新繁、崇庆、彭县等地发生捣毁巡警署、经征局的事件，四川人民逐渐挣脱了立宪派的精神桎梏，直接行动起来了。
四川人民的斗争，反映到清政府中，引起内阁意见分歧。度支部大臣载泽、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及端方、瑞澂等人是力主“严拿首要，格杀勿论”的。例如，盛宣怀在8月26日（七月初三）致赵尔丰的电中便说：“要胁罢市、罢课即是乱党。湘粤初亦如此，经告示严禁，有‘格杀勿论’字样，乃能相安无事。……闰六月初六日电旨：‘倘敢抗违，即将倡首数人严拿惩办，以销患于未萌’等因，钦此。罢市、罢课倡首数人，一经严拿惩办，自可息事宁人。”(113)
但是，统治阶级内部有矛盾。内阁奕劻，认为载泽有觊觎自己地位的野心，所以对度支部事事加以掣肘，而铁路借款问题，度支部和邮传部是紧密联在一起的。站在两派争夺权力之间的摄政王载沣，又中心无主。因此，清政府在对付川人罢市问题上，一段时间内，举棋不定。
成都的赵尔丰，面对全省罢市怒潮，焦灼不安而又束手无策。成都将军玉昆原是奕劻的亲信，是附和奕劻，反对载泽、盛宣怀的。他对赵尔丰的行动起着牵制作用。赵尔丰从玉昆身上看出内阁中意见分歧，再看到立宪派掌握下的股东绅士们还能和他合作，并无滋扰情形，罢市罢课的人民，也还没有大举暴动，所以他虽感到局势的危岌，但总不敢立即采取卤莽的镇压行动。反之在罢市开始以后，他还屡次代奏申述股东会及川人意见，要求转圜的办法。8月28日，他又与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会衔代奏，请朝廷将川路“准予暂归商办”，“将借款修路一事，俟资政院开会时提交决议”(114)。因此这期间立宪派对他仍充满着依赖的心理。
罢市后的第五天，即8月29日晚上，赵尔丰派遣官员与蒲殿俊磋商补救办法，蒲殿俊认为省城不会有危险，“所恐者惟外邑耳！”由此，可看出到这时以蒲殿俊为代表的一派绅士们的态度，仍然是在防止暴动，走合法争路的道路。即他们自称的“文明争路”。
8月31日，罢市后的第七天，蒲殿俊、罗纶等人按照赵尔丰的要求，发起成立了以防止暴动为目的的“官绅商学界联合维持会”。罗纶说：“维持者，系维持罢市时间无生他变”，希望官绅之间“化除意见，如同舟共济”。但是维持会刚成立，成都街上出现了“招贴”：“对于维持会不无怀疑”，谴责立宪派“讨好官场”(115)。
从8月30日到9月5日这几天中，以盛宣怀、端方、瑞澂为代表的极端反动势力与为破约保路而起来的四川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接近短兵相接的阶段。川督赵尔丰和骑虎难下的立宪派首领们在这股激流中间，时起时落地翻腾着，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近时远地变化着。端方、盛宣怀等痛恨赵尔丰“庸懦无能”，不能“严行镇压”；他们已计划着派重臣入川查办，“并治赵尔丰以应得处分”。8月28日，端方严参了赵尔丰的“抚驭无术”。瑞澂也跟着参劾了赵尔丰的应付失策。8月30日，赵尔丰受到“倘或办理不善，以致别滋事端，定惟该督是问”的申饬(116)。同日，赵尔丰收到载泽、盛宣怀把持下的内阁两封电报，表示查款、收路的政策，决不改变，并决不交资政院与谘议局去讨论。四川人民得知这些消息后，异常激愤，包括立宪派人士在内，也感到幻想的破灭。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他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9月1日上午举行的股东会，通过了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分厘。上项决定除由谘议局呈资政院外，并通告全国。这个决定对清政府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四川的岁入，除供本省政费外，还协济滇、黔、新、甘、藏等省区，四川动摇，西南半壁都要受其影响。在这样危局面前，赵尔丰联合将军玉昆及各司道于9月1日反过来参劾盛宣怀争路酿变，要求罢斥盛宣怀，勿任邮传部操纵路政，以弭祸乱。赵尔丰敢于参劾盛宣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抗粮抗捐的群众声威，玉昆的支持，都是重要的原因，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时英驻成都领事，也以四川人民的“民气固结为虑”，致函赵尔丰愿“代筹转圜之法”(117)，赵尔丰于8月30日专门上了一道奏折报告此事。但是当时的清政府把借债卖路作为“续命汤”，结果还是盛宣怀、端方的主张占了优势，赵尔丰与玉昆的参奏，再一次受到“倘听其借端滋事”，“定治该署督之罪”的严厉申饬(118)。
二 成都血案
立宪派为主导的股东会，虽然作出“抗粮抗捐”的决议，但他们对赵尔丰并无太大恶感，并且还计划着在取得某种条件后，相机取消罢市。然而，赵尔丰已接连受到申饬，感到自己地位的危险，他已不想再“为民请命”，而准备采取镇压手段了。再加他周围僚属都与谘议局的议员早有矛盾，拚命地怂恿鼓动，向他输送假情报。赵尔丰相信了“近省有匪勾结同志会，定于十六（阳历9月8日）起事”的捏造消息，遂下了“拿办首要”的决心(119)。
清廷派端方带兵入川查办的消息传来，立宪派于9月6日举行股东大会，商讨应付办法。有人在会场上散发一种题作《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小册子，被赵尔丰抓住作为口实。其实《商榷书》是以“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共挽时局之危，厝皇基于万世之安”作为出发点的，虽然也有刺痛清政府的话，但它要求以练成的地方武装保护官长，镇压“乱民”；要求斟酌时势，一律开市开课开工，以恢复秩序；要求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扩充军备等等，不过是一种“地方自治”的主张。于是，赵尔丰遂把“隐含独立”的罪名，扣在立宪派人头上。7日上午，他诈请那些头面人物来督署议事。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叶秉诚、张澜先到，彭芬续至，再后来的是蒲殿俊、颜楷。这些人一入督署就被捆绑起来，刀枪环立，大有立即“正法”之势。但赵尔丰临时想到须征询成都将军玉昆意见或请其作证，分担责任。而玉昆的态度是以庆亲王奕劻为转移的。奕劻因铁路借款回扣的分配上，对盛宣怀不满，兼因与载泽的矛盾，对处置川汉路问题，阴持消极态度。因此，玉昆对处决“诸绅”表示异议。赵的僚属亦多不同意。赵不得已暂将蒲、罗等人软禁于督署中。但后来又续捕了二人，分别羁押于督练公所与警务公所。有一个高等学堂学生阎一士（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用电话告诉赵尔丰，自认是《商榷书》的作者与散发者，不久即为华阳县所捕。省谘议局副议长萧湘出京回川，9月9日也在武汉被捕。此外，赵尔丰还派出军警包围股东会会场，查封了铁路公司、铁道学堂，以及鼓吹保路的报刊。
蒲、罗等被捕后，尽管赵尔丰马上贴出“只拿首要，不问平民”，“聚众入署，格杀勿论”的告示，但是全城的人民由此更加激动起来。“人心大愤，鬼哭神号。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勿论老幼男女，各出一人”(120)，前去请愿。于是，成千的人立即奔向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蒲、罗。请愿群众把自家门口的光绪牌位揭下来捧在手里或顶在头上，有的还手举着一炷香，表示是和平请愿。走在前面的人群像潮水的浪头一样先涌入督署的辕门，最后的人们，还停留在街心。但是赵尔丰早已准备好了。当人们在呼喊着提出质问和要求的时候，忽然枪声四起，子弹向群众扫射过来。附近街上的卫兵，也开起枪来。顿时辕门内外，秩序大乱。可怜一些手无寸铁的人民，倒在血泊中。满街都是丢下的光绪牌位，断碎的线香和挣脱的鞋子。督署的马队来回驰逐，正纷乱着的人们又被踏伤了一些。当场被打死的，经查明登记的有三十二人，伤者无法统计。但有些家属因怕连累虽死而不敢登记的还有很多人。死难者中有机匠、摊贩、裁缝、学徒、医生、店员、手工业者，等等。当屠杀进行时，赵尔丰下令关闭城门，又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锺在靠近督署的联升巷放火，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以掩盖其杀人暴行。但是赵尔丰的几阵枪声并没有吓倒成都群众，入夜各街保路协会又复鸣锣集众，更多的人群冒雨拥入督署。到9月8日凌晨，证实了被捕诸人未死，才陆续散去。
就在当日，赵尔丰又下令搜查一些被捕者家中的信件；封闭省城外各印刷处所；继续逮捕学生；拆毁街道中心的“皇位台”；强逼商家开市；四门紧闭，城内各街加兵防守。这一天，大雨如注，督署门前昨日被屠杀的群众尸首尚未收去，因此造成一片不忍目睹的惨状。据当时记载：“昨日奔赴南院求情之街正、商民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先皇牌位在手不放。赵帅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先皇牌位本系纸写，经雨冲坏，各尸首内犹执神牌本座，其幼尸仅十三岁云。”(121)
9月8日这天，赵尔丰还纵兵制造了滥杀近郊民团的事件。先是兵备处总办王棪为邀功造假情报，声称侦悉9月7日、8日乱民将在成都举事。赵尔丰所谓“先发制人”，逮捕蒲、罗，就是相信了这一“情报”。但王棪还把这一假情报预先在近郊民团中散播，并与团绅约定，届时城内有变，即请民团迅速入城协剿。9月7日近郊民团突闻城内枪声大作，城门关闭，以为果然发生“匪”情，于是团队数千人驰往协剿。但苦于不得入内，便分散在附近等候确实消息。谁知天亮以后，大队巡防军突然出城迎击，对准来“援”的民团开枪，先后打散了几支民团队伍，惨杀了许多团丁，然后谎报为“匪党攻城，已被击退”。就这样，王棪的假情报得到“坐实”；蒲、罗等人的“图谋不轨”，也就可以被赵尔丰引此为“佐证”了。然而，也就在这一天，真正要找赵尔丰讨还血债的各路民军直奔成都而来，围城之战开始了。
除上述滥杀近郊民团的事件外，还有一种记载，说明赵尔丰如何更加凶残地造成了成都城外的大血案。即：9月7日督署门前的大血案发生后第二天，“城外附近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多且七十以上者，徒手冒雨奔赴城下。问其来意，谓如罗、蒲等已死，即来吊香，未死即同来求情。赵帅又命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噪，而城外妇女居民遭难投河者尤无数。”(122)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一面向清廷捏报蒲、罗“逆谋”与镇压经过，要求派兵来川，一面逼令商民开市。但各街铺家坚持不屈，闭门如故。事后赵尔丰还出了一份“拿办首要”的告示，说拿办蒲、罗诸绅，不是为他们争路的事；争路是“迫于一片爱国热诚”，“是极正当的事”，连他自己也“极赞成的”。而蒲、罗等人被拿办是因为他们“借争路的名目阴图不轨”。但是，除了从所谓《商榷书》上罗织几句话外，举不出真凭实据，而《商榷书》是漏洞百出的，不易坐实他们的死罪。因此他又指使尹良、路广锺等伪造了“豫州海柳氏”寄给罗纶的一封信，内有“倡举大义，资助快炮一千支，子弹三万发，劲党二千人”等语；还捏造了“血书”、“盟单”、木质“伪印”、龙袍、玉带等物。准备以此为佐证，置蒲、罗等人于死地。
尽管赵尔丰这样的反动统治者千方百计地要把立宪派的首领们置于死地，但立宪派分子的思想体系却证明自己是“大清的忠臣孝子”(123)。他们“不惟无作乱之事，抑且无作乱之心”(124)。在成都被民军包围期间，他们的一些追随者，散布了一首《哭先皇歌词》，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派人物任人宰割的绵羊性格，证明他们与革命党人的思想是有显著区别的。歌词写道：
如今呼天天无路，只有抱着先皇的灵位哭，哭得转就是先皇暗中保护，哭不转我们的命就该呜呼。(125)
清朝统治者对这样驯服的忠臣孝子也和对人民群众一样举刀相向，他们还能得到什么人的支持呢？立宪派在反动统治者的屠刀下那样的软弱，人民群众当然要抛弃他们而选择革命的道路。历史正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