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四川立宪派的“文明争路”和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一　四川立宪派和清政府矛盾的加深

“干路国有”的消息，同样激怒了四川人民。

粤汉、川汉路股的来源，四省并不一致。如粤省是以商款为主，而川、湘都是以租股、捐股为主。特别是四川，“款靠租捐，专虐农民，且小户零亩，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路款系由川民按亩加捐，敲筋击髓而来，竭小民之脂膏汗血”⁽⁶⁸⁾。因此，“干路国有”受到了劳动人民，特别是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群众的普遍反对。当时有一首歌谣⁽⁶⁹⁾曾这样写道：

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
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
最可怜的庄稼汉，一两粮也出这项钱。
要办路因为哪一件？怕的是外国占路权。

这首歌谣，把保路运动的群众性和目的性都表达清楚了。

“干路国有”也侵犯了四川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这个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就是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郭沫若曾经回忆说：“我记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县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摊派到各地方的乡绅。在这儿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资本主义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为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了。”⁽⁷⁰⁾所谓立宪派，主要就是这种资本主义化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因为，资产阶级上层也大多是由这种地主阶级中的人转化而来的，在四川尤其是如此。

四川立宪派人士对“干路国有”虽然表示不满，但开始他们还幻想有弥补的办法，不愿把事态扩大。

5月11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接到有关干线“国有”的“上谕”后，邀请四川川汉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副主席董事都永和和总理曾培来督署商议办法，一时未得结果。彭芬等复往省谘议局同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商讨。蒲殿俊认为：谘议局的职能解决不了铁路股权所有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得铁路公司另行开会不可。因此他们决定：先号召在成都的各州县人士集众研究，然后再举行临时股东会具体讨论。这时另一立宪派分子、在京任法部主事的邓孝可丁父忧在成都，他向铁路公司建议，由铁路公司出资创办通俗的报刊，从政治、法律的角度，先对问题作些分析。这是要作“法律解决”的张本。结果由他和朱云石主办《蜀风杂志》，池汝谦等主办《西顾报》，江三乘等主办《白话报》⁽⁷¹⁾。这些报刊在以后的斗争中成为立宪派的喉舌。

5月16日，四川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发出第一封致邮传部的电报，乞求“俯顺民情”，维持商办成案。但是，清政府不予理睬，两天后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随后又下令川、湘两省停收租股。5月下旬，公司董事局渐渐听到一些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以及各方面反对“国有”政策的情况：如湘“拚死力争”，“泣恳收回成命”；“鄂相持最烈；粤亦不肯退让”；各省“会举代表晋京”，“台谏又严劾盛宣怀罪状”等等⁽⁷²⁾。于是，四川立宪派腰杆子开始硬朗了些，他们决定于8月4日召集特别股东大会，后又提前于5月28日先举行临时股东总会准备商讨对策。同时，又分别用四川谘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名义呈请川督代奏，要求收回成命，暂缓接收，仍准商办。

四川的立宪派中，邓孝可是开始并不一定反对“国有”的人物。他发表的《川路今后处分议》，可看作是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他对“四国借款”和“国有”政策不主张“根本上之反对”，而主张“有条件之要求”。理由是：借款如能通过资政院，不以铁路作抵；借款又有确实的用途，偿还时不波及川路，就不必作“根本”的反对⁽⁷³⁾。政府收回铁路如能“剋期速成”、又能扩建为川藏铁路，同时建路时，“用川人、购川材”，就不必争论“国有”、“商有”。他还幻想这样可以免除“租股”的扰累，又可用清政府退还的路款来办几件“至要至善之事”：“以百万金，力扩川航事业”；“以五百万金，充地方殖业银行资本”：以二百万为川省教育基金”；“下存余者办四川矿工各实业”⁽⁷⁴⁾。但是邓孝可幻想的美梦，不久后被事实粉碎了。

5月28日上午，临时股东会准备会在成都川汉铁路公司举行。到会者有谘议局常驻议员、各法团代表及铁路公司在成都的股东等共七百二十二人。署劝业道周善培奉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之命也出席了会议。会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以龙鸣剑为代表的同盟会会员，他们主张根本反对“国有”，认为湘、鄂各省，既已力争，四川不能拱手退让。希望今后凡有交涉，由董事会报告各处，集群策群力以为后盾。一是以邓孝可、龚焕辰等为代表的立宪派，他们希望政府退还路款，保住股本，就只作有条件的要求，“无事根本上之反对”⁽⁷⁵⁾。这是同盟会会员和立宪派人士围绕是否承认铁路“国有”问题进行的第一次公开的思想交锋。

临时股东会准备会议以后，川汉铁路公司董事局和四川驻省各法团请川督代奏清政府，要求政府暂勿派员收路和缓刊停租股的誊黄，俟按照“公司律”开过股东大会后，再行决定。川督王人文有某种程度的开明倾向，同时也由于他们的要求有限，果然据情代奏了。但5月31日代奏电发出，6月2日就遭到传旨申斥。清廷的谕旨中，不但斥责王人文，而且责骂谘议局难保“不受劣绅之请托，希图蒙混”，川路公司“定有不可告人之处”，所具缘由，都是“强词夺理”，甚至是“殃民误国”⁽⁷⁶⁾。这道严谕，有点刺痛了立宪派人士。但他们不知道在这道严谕的背后，还有使他们更感到痛楚的歌电。

所谓“歌电”，是在清廷申斥王人文的前一天，即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致王人文的两封电文，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办法的大意是：除公司在上海倒折之款，不予承认外，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同时拒绝川人希望提用路款自办支路和矿务的要求。按川省股东要求保本退款，而清政府则只允换发铁路股票，这一争论与湖南省相同；但川省股东，至少希望把现存之款退还；同时川省公司还有一笔在上海各钱庄倒亏之款，合计三百余万两。这笔倒亏之款是上海管款员施典章企图营私渔利而造成的，由于上海道蔡乃煌处理违法，尽管施典章已被监禁，但倒亏款全无着落。现在歌电处理办法不包认亏耗之款，使川路公司上层绅董无法交账，同时不论已用未用，一律不还，这不但是收路，而且还要夺款了。立宪派原认为“路”可以不争，“款”不能不要；邓孝可原认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⁷⁷⁾，而事实恰恰相反，到此，他们原有的“希望”完全幻灭。这情况是湘省所无，四川所独有的。

王人文6月2日收到电报，料知此电一经宣布，川人必更愤激，所以他在3日复电盛、端，力言对已用之款，可照部议换给铁路股票，对现余之款则万不可提。“若提换现款，则希望两绝，恐非笔舌所能譬解”，并说明“近日谣言甚多”，“歌电”“未敢宣泄”⁽⁷⁸⁾。但是6月7日盛、端径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问他是否见到“歌电”；李于6月9日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又转询督署。王人文知道已无法掩盖了，便在6月11日抄示公司，并说明这不过是部议商榷的意见，嘱不可误解。然而电文一公开，报纸争相刊登，“舆论因以益愤”⁽⁷⁹⁾。

6月12日，铁路公司致电各州县租股办事处，告以“歌电”内容，不料各处电局先已奉有邮传部“元”日电令，不准收发关于铁路问题的电报。“邮部以官厅命令，束尽人民自由”的野蛮专制手段⁽⁸⁰⁾，使四川绅民更加激动。他们散发传单予以揭露。与此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川督王人文根据“歌电”的要求，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摸清底细，以便接收。但在众情激怒之下，查帐员遭到公司各处办事人员的拒绝。各地办事人员表示：在股东大会未召开之前，不能接受查帐。

这一系列的事件，既深刻地激怒了四川人民，也加深了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的矛盾。因为清政府收路兼夺款的做法，使立宪派已无回旋的余地。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他们看到借款合同的全部内容，于是就抓住合同中丧权卖国的条款，由罗纶起草，逐条予以批驳，并联合二千四百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到这时，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著文，痛诋“盛大臣卖国奴”。这伙原来赞成“国有”的绅士们，如今被迫转到“保路”的立场上来了。

二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6月16日，铁路公司召集在省股东和谘议局常驻议员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认为形势日迫，需要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⁸¹⁾。于是连夜缮发通知，分道联络，同志会第二天就要成立起来。当夜蒲殿俊、罗纶等二十余人又仔细商量，为了要以群众声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除先把成都各街道的分会组织健全外，还必须在各县成立分会。同时为了留有转圜的余地，谘议局议长暂不露面，留作幕后的主持者。同志会内另设一个对外不公开的参事会，作为决策的核心，谘议局常驻议员皆作参事，由蒲任会长，罗任副会长。这是内幕机构，对外不宣布。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的铁路公司，人群熙攘，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除了应邀与会的在省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团体代表外，更多的是闻讯自动赶来的爱国群众，如青年学生郭沫若便是这样的群众之一。

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程莹度等许多人相继发表了激昂慷慨、声泪俱下的演说。他们讲述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经过，揭露四国借款合同的内容，批评政府的违法乱命。

关于这次大会的群众情绪，无论是官方文书，或者是私人著述，都有着十分生动的记载。例如：

6月17日，即开会当日，王人文在致内阁的电文中说：

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二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有伏案私泣。最后议决，设立保路同志会，由会选人赴都面谒钧部，请示办法，俟商定后，再请查帐。幸无骚动情形，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⁸²⁾。

6月19日，王人文又在奏折中陈述17日开会情形说：

本月二十一日（即阳历17日），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一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⁸³⁾。

青年学生郭沫若，是当日亲临会议的目击者，他在后来的著述《反正前后》⁽⁸⁴⁾中，也有一段十分详尽而生动的记载：

股东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会场是设在一个天井里面的，上面搭着棚厂。铁路公司是设在从前打大小金川封了公爵的岳锺琪的公馆里面。全部是旧式的建筑，没有那样宽敞的可容几百人开会的会场。做讲坛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坛上坛下的人都坐定了。铁路公司的总理——姓甚名谁我已不记忆了⁽⁸⁵⁾——起来摇铃宣布开会。

劈头讨论的便是铁路国有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的情形，好像是邓孝可起来报告的。他的报告很平淡。他本来是赞成国有政策的人，后来随着潮流的进展却成为了保路同志的急先锋。在他报告完了之后接着是罗纶登坛。

罗纶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并不很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

——“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联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是有点“声震屋瓦”。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公司总理的主席的位置，无形之间便被罗纶诸人夺去了。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会长举的是蒲殿俊，这是罗纶当场推荐的，副会长就是罗纶。下面分四股办事，有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各股的干事都是当场的人自告奋勇来担负的，大体上都是罗、蒲一派的人。

同志会成立后，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

王人文，字采臣，云南太和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原由陕西左迁四川藩台，新简川滇边务大臣，未赴任，被命临时护理总督。前任川督是赵尔巽，调东三省。赵调任前，未践诺保王为川督，而是密荐其弟赵尔丰署四川总督，以王代赵尔丰的川滇边务大臣缺。有人说：王对保路运动比较放任，是有意制造难题留给赵尔丰；但从王在这个阶段的前后言行看，他承担着颇大的风险。如上述，为了给谘议局代奏，他已经受到朝廷的一次申饬，对盛宣怀等拟定的提用路款办法，他也不完全同意。现在这么多的请愿群众涌到他的衙署里来了，他居然破格地走到群众中来，并讲了话。对大家的要求，不但表示同情，而且表示支持：“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在职责上，无论怎样要据理力争。”⁽⁸⁶⁾王人文说话算数，在接见群众讲话后的第三天——6月19日，即上疏严参盛宣怀签字借款合同，丧失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6月27日，他又把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王人文作为清政府的一员封疆大吏，对保路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其胆识确是难能可贵的。结果，王自然遭到清廷又一次的严厉申饬，最后终于受到革职处分。如果不是辛亥革命发生，他是会被逮入京办罪的。

三　“文明争路”及其破产

自17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要求入会的爱国群众，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流，仅仅四天成都一地就已超过十万人。到7月初的半个月中，成都保路会开会十余次，到会群众“激昂悲壮，热血涌”，但又能“整而有理，秩而有序”⁽⁸⁷⁾。成都各街道的保路同志分会也迅速地组织起来。紧接着，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保路同志协会也相继成立，如女子保路同志会、学界保路同志会、商界保路同志会、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等等。后来在罢市斗争中，还出现了机器工匠同志会、印刷工人同志协会。

成都以外的地区，保路同志协会也陆续成立。如6月28日，重庆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到会者一万数千人。7月21日彭山县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声明为“破约保路”，情愿“毁家效命”。据不完全统计，自6月17日至9月7日成立保路协会的共有六十四县。

立宪派虽然组织和领导保路同志会的活动，但他们内心充满了矛盾。为了迫使清廷让步，不得不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声势；但又怕群众的行动超越了他们许可的范围。他们总希望留有余地，以便在达到所悬想的愿望后，与清政府妥协。当时，他们派出大批讲演员分赴各府、厅、州、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因怕“好事之徒，藉此煽惑人民，生出意外变端”⁽⁸⁸⁾，所以小心谨慎地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罪在盛宣怀一人，与我皇上无干，与四川及他省官吏无干，与洋人无干”⁽⁸⁹⁾。并规定“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不得以此牵涉外人”，“不要有野蛮抗官府、打教堂的无理的暴动”⁽⁹⁰⁾。他们在《演讲及组织同志会协会办法》中还规定：演讲及成立协会“必先商之地方官，届时必请临场，又必派警兵数人以资弹压”，“指名招请团总、学董、乡约、保正、客长等”参加会议。开会时“宜推监场一人，以便宣布会规及一切防维之法”⁽⁹¹⁾。这就是立宪派所宣扬的“文明争路”。

但是群众一经发动，就不会听命于立宪派的意志。保路同志会成立后，秘密的哥老会会员得到公开活动的机会，同盟会会员的革命主张也陆续渗透到群众中来，影响着群众的行动。随着斗争的深入，爱国群众对立宪派“文明争路”那一套办法日益不满，因此，“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顾前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⁹²⁾。但是，立宪派的绅士们仍然照“据法力争”的老路办事。8月1日，他们派遣刘声元为代表入京，会同已在北京的谘议局副议长萧湘等人叩阍请愿，准备“效秦廷七日之哭”来打动“天听”。刘声元启程北上的那天，冒雨送行的三万余人。刘声元告别演说，“一字一泪”，表示：此去“若力争不能破约，誓不生还！”⁽⁹³⁾但结果呢，不但不曾敲开皇宫的大门，而刘声元反被“槛车就道”，“递解回籍”。与刘声元入京的同时，他们还派了陈育、白坚、龚焕辰与江潘、周代本、吴炳臣等分道前往湘、粤、鄂等省联络，筹议办法，也都遭到当地警道的防范干涉。

从5月间就开始筹备的特别股东大会，到8月初旬各地股东代表到齐，准备开会。开会前，向以凶悍著闻的赵尔丰已赶到成都履总督任。

赵尔丰，字季和，武弁出身。先前来川任过永宁道道台，又简藩台，代理过四川总督。1908年调任川滇边务大臣，驻节巴塘。以滥杀著称，四川人叫他“赵屠户”。其兄赵尔巽调离四川前为他活动，他辇金三十万入京行贿，所以清廷于1911年4月命他署四川总督。自路潮扩大，王人文被申饬，清廷迭催他赴成都履新。但由于种种事故，到7月下旬方能成行。待至雅州，遇到河水大泛，又停顿了几天⁽⁹⁴⁾。一路上他接连收到端方、盛宣怀的电报，催他“兼程前进”，务于8月4日以前抵省⁽⁹⁵⁾，指示他“从严干涉，力拒非理要求”⁽⁹⁶⁾。8月2日，赵尔丰赶到成都，第二天早晨就接印视事。这时特别股东会即将举行了。

特别股东会于8月5日开幕，会场设在铁路公司。到会代表共五百余人。赵尔丰率领各司道官员亲临会场监督。会上讨论和通过了股东准备会提出的《遵先朝谕旨，四川川汉路仍归商办意见书》。《意见书》提出：（一）质问邮传部，（二）吁恳代奏，（三）提回存款三条争路办法。当会上有人讲“破约保路”时，赵尔丰插话制止，但遭到南充股东代表张澜的当场驳斥。张说明要保路，必先破约，他针对赵尔丰的干涉，更加大声呼喊“保路呀！破约呀！”⁽⁹⁷⁾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在这气壮声扬的场面上，貌似强悍的赵尔丰反而“势衰气沮”，不再吭声了⁽⁹⁸⁾。这天会议上，颜楷当选为特别股东会会长，张澜为副会长。会长的人选是事先精心安排的：颜楷素性平和，其父与赵尔丰同寅，便于联络；张澜有胆识，与蒲、罗交好，这样一软一硬，可以更好地对付赵尔丰。

此后，会议逢一休会，其余时间逐日开会。但是到了8月中旬骤然发生了邮传部札派李稷勋仍总理宜归工程，实际是强收宜归段路权的问题。由此掀起了席卷全川的罢市、罢课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