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发店门前的旋转灯柱
薄荷糖罐的金属圆盖“当啷”一声掉到了金源号的甲板上。它总是这样惹人恼怒：你想要快速取下的时候，它牢牢地粘住拿不下来；就在你已经放弃了希望，不想拿下来的时候，它又似生气般地掉了下来。
我把手伸进去，摸到一捆紧紧绑在一起的糖果。这些糖果有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就像大家都看到过的理发店门前旋转灯柱的缩微模型。我抽出其中一支，以方便下一个吃糖的人更容易抽取，然后转向我旁边躺椅上的乘客。
“先生，您想来一支吗？”我拿着糖果罐问他。
“谢谢您，先生。”他回应道，把手直接伸进了罐子。我注意到，他瘦削的手腕晒成了和他的皮革表带一样的深棕色。这本身就很奇怪——热带地区的法国人通常不会晒成这种颜色，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小心地防晒。
晚间早些时候，在船上的小餐厅里，这位先生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正前往法属印度支那
，他是少数乘客中唯一的法国人。餐桌上的其他客人包括：一名希腊牧师，留着油腻的髭须；来自曼谷的暹罗（Siam）毒贩；4个来自汕头的整洁的中国人，看起来像是4个木质兵偶，他们是虎牌万金油的推销员。船上的服务生告诉我，虎牌万金油是中国最畅销的感冒药。我相信它的创始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他居住在新加坡一座巨大的宫殿里。那几个推销员正要去新加坡参加会议，并对他们的雇主进行敬拜。所有这一切，那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服务生都告诉我了；但是关于这位法国先生，他却一个字都没说。
法国先生出现在餐厅里，身着帆布裤子和里维埃拉牌衬衫，干净而整洁，坐在餐桌的最远端，注意力只放在了自己的晚餐上。他中等身高，身形瘦弱，看起来好像还不到40岁，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和他瘦削的脸颊一个颜色。他面无表情地扫视了一眼其他乘客，不露声色。我对他的鼻子很感兴趣：如果不是这样的外形，如果它短而挺直的话，人们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但这可不像一个平庸之辈的鼻子。不，绝不是，它长得又长又尖，像狐狸的鼻子一样。是的，这位先生的鼻子叫人觉得他本人十分狡猾。
这会儿，他很警惕地从躺椅上坐起身来，伸手去拿糖果。他的头上斯文地斜戴了一顶蓝色的贝雷帽，伸出来的手骨瘦如柴，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正小心翼翼地伸出他那贪婪的爪子。
红白条纹的薄荷糖很大。法国先生将它一分为二，把一半放进嘴里，并用一块丝绸手帕轻轻擦拭着细长的手指。一时间，他吮吸着糖果，无法言语。等糖果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法国先生开始有礼貌地询问了。
“您是美国人？”他问道。
我用法语问候了他，但没幻想他会把我当成同胞。
“是的。”我承认道，“我要去海防，这是我第一次去印度支那。应该会很有趣吧？”
我没有理由相信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告诉他我打算去看看滇缅公路。再说我还不确定我能否到达那里。
“我对印度支那了解得不多，”他回答说，“我只去过一次。几年前，在我第一次从法国到中国的途中曾路过那里。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
“我能问问您去的是中国什么地方吗？”
“广州湾。”
“广州湾！”我重复道，“在哪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是一座城市吗？”
法国先生从躺椅上转过身来，伸手指向黑夜，指着我们的船只行驶的方向。
“不是。不过那里有一个非常小的海港，”他说，“我们将近黎明时会经过那里。但您看不到，因为我们离岸还有50英里远。它在中国东南部边陲，西北部有一块狭长的陆地——是相当不错的地方。我所居住的中心城市就是广州湾。十分遗憾的是，先生，如果有一天您去那里的话，很不幸我不能在那儿款待您了。我的驻留已经结束了，现在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是回马赛，不是回中国。”
“先生，您在广州湾待了很久吗？”
“11年了。”他抽搐着长长的鼻子，似乎在表达一种些微的厌恶之情，“我很高兴能重返里维埃拉。”
“您对那儿很厌烦吗？可是，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还是想问问，首先，您在那儿有什么收获呢？”
“这很简单。15年前，我还年轻，在法国结了婚。我的岳父在广州湾拥有一家商店，就把它作为嫁妆的一部分交给我妻子经营，所以我就去那儿了。那是一家大型商店，是城里规模最大的，售卖各种商品，在你们美国叫杂货店。当然，商店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哪个年轻人在结婚之后，愿意被限制在一个商店柜台旁，过长达11年的流亡生活呢？”
他的长鼻子尖又幽默地抽搐了一下。我对他的“意外事件”持保留意见，而且，当我再次瞥了一眼他那皮革棕色的脸颊时，心里更生出了几分怀疑。
“您好像经常晒太阳。”我大着胆子说道，“当然了，先生，您一直坐在商店里，真难得有这么好的肤色。”
他笑了。“您观察得很仔细。”他承认道，“其实，谁都不可能永远待在室内。为了休闲消遣，我买了一条小艇，几乎每天都会在海湾里上下航行，放松身心。广州湾没有多少娱乐活动，那里可不是巴黎。”他耸耸肩。
“除了您自己经营的，广州湾其他的主要商业是什么呢？”我问道，“还有没有其他营生呢？”
我开始担心，法国先生的回忆录会像他的那些琐事一样乏味，他那冷漠又精于算计的鼻子，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但他的答案吓了我一跳。
“鸦片。”他冷冷地答道，眼睛盯着棕色的手指尖捏着的、用白色丝绸手帕裹着的糖果棒。
我一下坐起来，惊呼道：“真的吗？”
“一点儿都没错！广州湾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鸦片贸易中心。”
“您说的真是让我惊讶。”我说，“我之前听说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打压鸦片贸易，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在日本人入侵之前是这样的。香港的话，英国当然是严禁鸦片贸易的。”
“您说得没错，”法国先生点点头，微笑着说，“或者至少部分说法是正确的。英国的确禁止将中国内地任何地区的鸦片运往香港，因为在那里可能会再次出口，但法国对广州湾的鸦片贸易从一开始就是默许的。当然，由于英、法两国政府交好，法国是不允许广州湾的任何货物直达香港的，但鸦片经销商总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中国海岸不远处有几座荒无人烟的小离岛，距离广州湾不远，鸦片走私者只需航行至其中的一个岛屿集结处，就会遇到一艘从香港偷溜过来的船。这种交易已经持续多年了，广州湾也因此而成了富庶之地。这样的回答可解了您的疑惑，先生？”
我觉得他这样说只是在诱惑我罢了，因为我想要听到更多相关的事情。当然，我是说如果他在广州湾住了11年，他一定听过很多这种关于走私的故事。“看看这里，”我说，“您就没有一两个可以继续讲给我听的故事吗？”
法国先生棕色的眼睛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他那新刷白的鞋尖，他的脚正伸展在藤制躺椅上。他慢慢地摇了摇头。“请您一定记住，”他说，并没有看我，“我很小心地避开了这种事情。是的，很抱歉，我知道的事情恐怕再没有什么是您感兴趣的了。”
我默默地把薄荷糖罐子递了过去。法国先生看着它，把第一支糖吃剩下的那点儿扔进了嘴里，又伸手拿了一支。他用手指捏着第二支红白相间的糖果棒，安静地躺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沉默地在嘴里吮吸着之前没吃完的那支。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他那瘦削的下颌嚅动着，红红的舌头舔着薄薄的嘴唇。我突发奇想：狐狸居然是喜欢甜食的！
他用舌头最后一次舔了一下嘴唇，眼睛仍然看着手里那支红白条纹的糖果棒，开始说话了。
“您知道吗？”他说，“刚刚这支糖果棒让我想起了一件不久前发生的，和它有关联的事儿。您想听的话，我就讲给您听。”
我诧异地看着糖果棒，惊叫道：“薄荷棒棒糖和鸦片能有什么关系呢？”
“您一会儿就知道了。”法国先生说。
您可以设身处地想象一下（自称雷纳德的这位法国先生开始讲述），我这个大商店的位置就在海边，海港的水绕过街边从商店橱窗下穿过，吃水较浅的中国渔船和贸易帆船可以在距离店门一根电缆的长度处抛锚。一个大概长达100码的码头可以延伸到通道内；而且，在码头的尽头，沿海货轮偶尔也会停靠。这个小镇本身没几条街道，穷人们的棚屋拥挤在一起，就连海滨的商店和仓库都不超过两层。这些建筑大多用灰泥粉饰，刷成粉红色、深红色、黄色或棕色，房内因有墙体遮蔽，温度稍微低一点儿。海滨之上，地势更高处，是法国人居住的房屋，外观整洁，四周花园环绕，还可以看到一座教堂的尖屋顶。我每次乘着小艇航海归来，都把它当作归程终点的标志物。
那3个中国人是在傍晚时分来我店里的。那天我一直都非常忙，忙着算账，比平常打烊的时间还要晚。我的助手安德烈和当地几个店员也没有按点儿下班，直到我算完账才走。
来的3个人我很熟，他们都是从事鸦片贸易的，是合伙人。我甚至知道其中一个人的名字——梅阿夫（Mei Ah Fu）。他出身富贵——毫无疑问，是鸦片贸易给他们家带来的财富——青年时期曾到巴黎的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求学。他的法语说得跟我一样好，但是他总用谦卑而犹豫的方式讲话，好像在担心我们这些讲母语的人一定会发现他的发音错误一样。
“雷纳德先生，”他鞠了个躬说道，“我和朋友们会离开几天，打算沿着半岛向南，到一些沿海城镇做生意。现在我们需要带一些物资放在租来的船上。”
我随后注意到他和他的两个朋友都穿着旅行装，那两个人默默地站在他身后。我非常清楚，梅阿夫在说谎，他们将要航行的方向绝不是南方。他们不会向南，而是向北。他们随身携带着黑色的旅行袋。我几乎立刻就断定，这些袋子里面装的是鸦片。他们会把这些鸦片带到沿海的某个孤岛上去，再从那里走私到香港。我知道，而且梅阿夫也清楚我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购买物资不过是精心设计的伪装而已，但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我靠在柜台上，微笑着点了一下头表示回敬，然后和安德烈草草地记下了他要买的东西。货物包装好后，梅阿夫数出一小扎比索纸币，支付了那些其实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的物资的货款。
搬运工扛着货物，我和梅阿夫以及他的两个朋友一起走到狭长的码头尽头，那里停着他们租来的货船。两三名当地船员从船上跳到码头上，把货物装进船里。我注意到这3个合伙人一直都没放下过他们背着的黑色旅行袋，暗自笑了笑。这时一个衣着讲究的中国人走上前来与这3个人告别。我知道，他也是合伙人之一，会留守在后方；也许还会再次进入内陆地区，收购更多的鸦片。
我很了解这3个人要乘坐的这艘船。它被称为飞鸦，可能是整个海滨最好最快的货租船了。它那高高的窄帆，已经在微风中摇摆而起了。当时是微风，但有气流隐藏其中，很快就会起大风。看来梅阿夫和他那两个朋友能睡个安稳觉了，不用熬到午夜后。货船会把他们的人和“财宝”一起带到香港。我们挥手道别，飞鸦慢慢地离岸了。待我转过身时，发现他们那第四个合伙人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夕阳西下，天空呈现出了一片深红色的余晖。小镇上色彩斑斓的建筑群似在与夕阳一起燃烧，嫣红如血。货船迅速驶进了黑暗的海面，船帆也被夕阳染成了深红色。梅阿夫站在甲板上回望，他一定会觉得整个广州湾在夕阳里已经变成了一块漂亮的红宝石。教堂的尖塔，就像一把刺向天空的滴血的宝剑，那是他目力所及的最后一个地标建筑物。
码头上，劳工和渔民们一边闲逛，一边说笑。从他们中间经过时，我偶尔听到了一两句对话，这让我心中拉响了警报。他们在嘲笑梅阿夫和他的朋友们。“梅阿夫会付高价给飞鸦，”我听到有个人咯咯笑着，“但是海魔会付更多的钱吧！”我周身的血液突然变冷。我听说过海魔，可又有谁没听说过呢？
午夜临近，飞鸦抖动着黑色的翅膀在黑暗的大海中穿行。梅阿夫和他的两个朋友站在甲板上，全身被溅起的浪花打湿了。他们凝视着黑夜里的前方，试图猜测已经走了有多远。风依旧强劲，再有一两个小时，他们就能抵达硇洲岛，并接收到在近海迎候他们的货轮发出的信号。突然，他们发现飞鸦改变了航线，它来了个急转弯，并且停了下来。他们气愤地踩着上下颠簸的甲板找到了船长。
“我们到哪儿了？”他们大喊着，“不会已经到了硇洲岛吧？”
“没错，我们已经抵达硇洲岛。”船长说，“这次我们赶得风向比较好，顺风时飞鸦开得特别快。走吧，拿上你们的财物，我们送你们上岸。”
一条小船被放下了货船，仍然紧抱着那宝贵的袋子不放的3个合伙人，最后被放到了沙滩上。小船随即划走了，他们仨焦急地环顾四周，徒劳地在黑暗中辨别岛上可识别的地标。海岸附近还是没有听到任何货轮发出的信号，他们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突然，沿着湿漉漉的沙滩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很快一群看不清面目的男人把他们团团围住。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他们倒在了沙滩上，无助地号叫着。
他们的手腕和脚踝都被绑住了。有个人大声说道：“就让这几个傻子在这儿躺到天亮吧！”
他们非常清楚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广州湾有很多人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营生，这次租用飞鸦是没有选好船家！本以为是可以信得过的人，但现在很明显其实不然。遇到这种事，不赔上性命，也得白白花一笔钱。是船家泄密了，说不准还是有意出卖了他们。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风声已经传到了南海沿岸所有海盗中最残酷无情的海盗——海魔的耳朵里，他知道了他们即将在硇洲岛与香港货轮交货的日期，已经贿赂了飞鸦的主人，让他将他们带上岸，交付到自己手中，不是在硇洲岛，而是在东山这个荒凉的沙洲！这几个人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即使海魔不杀他们，空手而回广州湾也无异于自杀。人家不会相信他们，肯定会把他们杀掉的。
晨光初现，海魔来到了他们身边。“我已经打开了你们那几个漂亮的小袋子，”他告诉他们，咧嘴笑着，“我猜你们有价值20万比索的黑金（Black Gold）。说说看，我猜得对不对？”
梅阿夫恐慌地抬起头看着他，舔了舔嘴唇。在漫漫黑夜里，他饱受折磨，脑子里想了很多怎么绝处逢生找寻机会逃出去的办法。此刻，他振作精神，这是一个机会——虽然心中充满恐惧，但他还是想试试看。
“是的，你估测得很准，”他嘶哑着声音说，“鸦片确实价值10万金，但只有在香港通过常规渠道销售才可以获利，而这个渠道只有我知道。你要是想自己处理它，就只能拿到不足一半的利润，所有经销商都会逼得你不得不低价卖掉，否则就完全拒买。我这儿有一个更好的计划：让我写信给广州湾的合伙人，告诉他我们出了什么事，他会尽可能多地给你现金，以抵这些鸦片的价值。我们自己也能节省一点儿钱，当然我们愿意为你付出一切，你也会拿到等同于在香港得到的利润，还为自己省了一切麻烦。”
海魔盯着梅阿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没想到这个人的头脑会这么简单。但是他听到了这些话，听到了从梅阿夫颤抖的嘴唇里冲出来的歇斯底里的乞求。他大声笑了起来，笑了很久。然后，他开口了，边笑边喘息着骂道：“梅阿夫，你可真够蠢的，我并不知道你和你的同伙在广州湾还留了这么多钱，你的话让我有了更好的主意。现在你已经泄密了，我要占有你们所有的鸦片，还要拿到你刚提到的那笔钱。”
梅阿夫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他忍不住哭了。他的两个同伙无奈而愤怒地瞪着他，被捆绑住的身体扭动着，此刻他们最想做的事就是靠近他，赤手空拳把他撕成碎片。但是海魔抓住了梅阿夫，一边拖着他的脚往前走，一边砍断了绑在他脚踝上和手腕上的绳索。
“现在，”他笑嘻嘻地说，“赶紧写信给你留在广州湾的同伙，向他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并告诉他立即送10万比索来。要是能一次付清，这些鸦片就全都物归原主。”
梅阿夫颤抖着手写了一封信，眼泪把信纸都打湿了。6个小时后，信被送到广州湾第四个合伙人的家里，送信人悄悄混入当地人群中等待音讯。您可以想象得到，第四个同伙被气得口吐白沫。他根本就不想周密计划去送海盗索要的赎金，不想出了事后还要搭上一大笔钱。他肯定是宁愿卖掉祖母的眼球，也不会多拿出一个比索的。所以他迅速赶到警局，叫嚣着要追捕海盗。这个消息瞬间传遍广州湾；海魔的信使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像个影子似的溜走了；没有人注意过他的去留。
午夜之后，信使回到海魔的藏身之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他又受命把第二封信送到广州湾的同伙那里。这一次，信不是梅阿夫写的，而是海盗本人；类似这样的强盗恶魔在中国海岸已经存在有100年了。他的信写得很简短：同伙立即送10万赎金，同时劝阻警察不要追究，否则3名俘虏就会陷入险境，那是他及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会追悔莫及的事情。
在中国所有的事情都进展缓慢，在广州湾，进展就更慢了。因此当第二封信送达时，第四个同伙已经租了新船，要带领警察去追捕这些海盗，而且警局已经组织好了远征队。但在他们获悉第二封信的内容后，又想放弃这次远征追捕了。在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正挤在围观的人群中，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因为他们的无动于衷而加以责怪。梅阿夫的第四个同伙很气愤地坚持要求追捕，最后他们勉强同意了。
警察们立刻起航。傍晚时分，船已行驶临近至岛的南端；但是正如信上所说，他们需要在北端的海滩上寻找那3名商人。于是他们在岛上绕行，希望能及时到达，突袭海盗并实施救援。然而，有一点信上没有提醒：海魔在岛的南端设置了岗哨。在警察的船只离岛还有1英里的距离时，一个使用双筒望远镜的海盗就发现了警察携带的步枪在太阳光下反射出的光芒。他迅速沿着沙滩跑回海魔驻扎的营地，报告了险情。警察的船只到达现场还需要一个多小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行动。
在沙滩上看这个地方可能会误以为只是一个低矮的沙丘，实际上那是一艘小型三桅船的船身，3年前在一次大风中搁浅。现在完全被后来的风暴所聚集的沙子掩埋了，只有3截折断后的桅杆桩，还有十几英尺残留在外面。天长日久，船上的索具装备早已消失不见，可能是让救援的渔民们拿走了。但这3截桅杆桩还坚定地矗立着，被深埋的内龙骨和密集的沙子挤压得挺直。它们从沙丘里伸上来，像3截不高的白色柱子，被某个疯狂的海洋恶魔种在那儿，却从来没有结过果实。
此时，警察的船只已经抛锚了，警员们迅速登陆上岸。他们看到3截桅杆桩上好像装饰着一种奇怪而裸露的水果一样——每根光溜溜的杆上都绑着一个身上颜色斑驳的商人。每个人的手臂都高举过头，摊开的手掌紧紧地贴在桅杆上，或者似乎是紧贴着的。他们的手腕被紧紧地捆在桅杆上，绳索上面的手像朵盛开的深红色玫瑰花，在各自的耳朵上方滴下一滴一滴的黑色露珠。警员们走近时，从他们那微弱的呻吟声中判断这3个人还没有死。
向东的方向，可以远远望见海盗船，风帆被落日的余晖染成了猩红色，已遥不可及。
警员们砍断绳索，把3个人救了下来。他们脚下的沙滩上染上了黑色的血迹。他们的脚趾被切断，悬挂在了手腕上，受伤的脚只是刚好碰到沙子。耳朵也被齐根砍掉了，鼻子也没了，每只手的4根手指从关节处被齐齐斩断，很明显是用一把锋利的重剑一剑切下的，海盗给他们留下了大拇指。
警员们把这3个昏迷的男人带回到船上，用尽办法防止他们失血过多。几个小时之后，黎明前，这艘船返回到广州湾。我在睡梦中被叫醒。我打开店门，好让这几个人进来处理一下伤口（广州湾没有医院，他们无处医治）。但还是太迟了，他们先后死在了两天前曾经站立过的地板上。就是在那里，他们在柜台前购买了原本不需要的物资。
几天后，我得空出海，去了他们被俘的那座孤岛。3截桅杆桩仍然矗立在那里，就如我记忆中的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我提到过它们被刷成白颜色了吗？油漆质量肯定也不错，船身的漆皮早已脱落，斑驳不堪，但裸露的撑杆仍然如白骨般耀眼。我上次看到的还是几根深棕色的柱子，几乎和我的手颜色一样。现在，外观上有了不同，有条纹沿着刷成白色的桅杆呈螺旋形下降。当然，条纹几乎是黑色的。但你可以想象得出来，难道你无法想象吗？几天前那还是些明亮的红色条纹，特别像理发店门口的旋转灯柱！
雷纳德先生把最后一截红白相间的薄荷糖棒扔进嘴里，用棕色的手抹了一下嘴唇，再次把手伸向了糖果罐子。“不好意思，”他歉意地笑道，而我则沉默着把糖罐递给他，“很少有人能在广州湾吃到这样的糖果！但是先生，您呢，您不喜欢吃吗？”
我摇摇头。“这会儿不想吃。”我说。
雷纳德先生耸了耸肩。“嗯，那您喜欢我讲的小故事吗？”他询问道，“我希望这能对您有所帮助。”他像个小学生般，渴望听到老师表扬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功课。
“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我感叹道，“您讲得好像是您身临其境一般！”
“怎么不是呢？”他问道，自谦地伸出双手，“您一定记得，我亲眼见证了这件事发展的始末。顺便说一下，那些可怜的家伙被抬进我的店里时，我还偷偷用莱卡相机拍了照。如果您喜欢的话，我可以洗印出来给您寄到美国去，我回到马赛就可以把这些照片洗印一些出来。”
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希望转天一早还能继续和他聊天。可后来却再也没有见过他。翌日早上，船上的服务生带信儿给我，说雷纳德先生身体欠佳，必须卧床休息。当天晚些时候，船行至海口，我上岸时也没看到他。船继续驶往（广西）北海和海防期间，他的偏头痛一直都没有缓解。我在海防下了船，之后向北奔往滇缅公路。这是我们唯一的见面。我没有收到那3个商贩的照片，只记得他们曾在东山的沙滩上装饰过“理发店的旋转灯柱”。
几周后，我再次回到香港。一天晚上，和一些久居中国的人一起用餐。其中一位是资深的英国海关官员，他的具体工作就是严查鸦片被偷运到辖区。那天晚上，我想到了雷纳德先生在金源号上讲过的故事，就尽可能详细地叙述了一番。在讲述的过程中，我注意到那个海关官员一直在偷笑，而且是极力压抑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我讲完后——
“你说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他兴奋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我一直叫他‘雷纳德先生’。我觉得他像一只火狐，他的鼻子长得真是奇怪又狡诈呢！”
听到我这话，餐桌对面的那个人笑了起来。“你描述得很形象，”他说，“我特别清楚这个人，你不惊讶他怎么可以讲出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好像他是整个事件的参与者一样吗？”
“是的，我是有点儿惊讶，”我承认道，“但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海关官员说：“哈，我年轻的朋友，你是应该感到惊讶。你所说的‘雷纳德先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鸦片贩运团伙的头目。你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带着赚来的100万美元返回法国，他打算在38岁时就金盆洗手。他就是那个合伙人，第四个合伙人，那个留在广州湾的人；他就是那个被海盗要勒索10万比索的人。可他拒绝支付那笔钱，结果他的3个同伙被送上了不归路，他可从来不是一个白扔钱的人。的确如他告诉过你的，他是一个业余摄影师。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会把那3名同伙的照片当成自己最好的收藏品，当然，他也为那些仅留下拇指的先生的照片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海盗劫走的鸦片价值20万比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