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鉴定

借助孟德尔理论的基本原理，现代的遗传学家们可以凭借家族谱系图确定某种性状的遗传模式，继而确定家族中后代表达出同一性状的概率。不仅如此，孟德尔的遗传定律还可以帮助解决涉及父亲的亲子争端。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中会介绍一种叫DNA指纹图谱的技术，它也是亲子鉴定的重要依据。经典遗传学在证明“某人是某人的父亲”这个问题上几乎毫无作用，但是它确实可以明确地排除某人作为父亲的可能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位女性的血型是M型，她的配偶也是M型血，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生出MN型血（LMLN）的后代。

利用遗传学证据解决亲子争端的最著名的案例，要数琼·贝瑞（Joan Berry）诬告查理·卓别林，称卓别林与其育有一个私生女。在这个从1943年一直打到1945年的官司里，卓别林饱受赫斯特集团基于道德立场的指责和中伤。《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还用了类似这样的标题：《卓别林，另有六起玩弄女性的指控需要背负》（1944年2月11日）。虽还未被法庭定罪，但是当时的卓别林已然千夫所指、身败名裂。而事实是，卓别林是O型血，琼·贝瑞是A型血，而她的女儿卡罗尔·安·贝瑞（Carol Ann Berry）是B型血。由于这个女孩跟A型血毫不沾边，所以她的母亲肯定是杂合个体，即IAi，而女孩肯定是从母亲那儿继承了i。由此，女孩的另一个等位基因IB肯定来自父亲，而这个人肯定不是卓别林。祸不单行，卓别林还在加利福尼亚吃到了类似的官司，对他的指控一直闹到了地区上诉法院，最后法院以如下陈述下达了判决。

有关血型测试的证据属于专业意见，检察官据此达成的结论建立在专业的医学研究成果之上，该结论涉及诸多对非从业者来说完全陌生的化学和生物学问题，但是由于美国相关法案（《民事诉讼法》，1978年版）中未有对相关技术的认证，所以不能将其作为审理本案的决定性证据……当基于科学手段的证词和证据与事实发生冲突时，陪审团与初审法庭需自行权衡各个证据的轻重。

我们只能希望从那次判决之后，相关法案能进行修订，但是辛普森杀妻案的庭审依旧反映出，法庭在权衡遗传学证据与其他传统的证据时，轻贱前者的风气还是阴魂不散。

有关亲子争端的另一个有趣的情景是同期复孕（superfecundation），主要指女性在同一个晚上先后与两名男性发生性交之后怀孕，并在随后产下一对生父显然不同的双胞胎的情况。假设这几人的资料如下。可以看到，双胞胎1一定是男性2的孩子，而双胞胎2则是男性1的孩子。

遗传学分析是一种强大的预测手段，只要控制某种性状的等位基因已知，遗传咨询师就可以为某个特定的表现型在后代中出现的概率进行估算。比如，医生可以借此向一对夫妇解释为何他们的孩子会罹患囊性纤维化。由于父母双方都没有这种病，所以他们分别携带有一个正常的显性基因。而有鉴于他们生下了一个隐性纯合的孩子，所以，他们又每人携带有一个隐性致病基因。换句话说，父母双方都是杂合子，因此，如果他们选择再生一个孩子，他们将有1/4的概率会再生出一个罹患该病的孩子。

与此类似，希望培育某个性状纯种品系的动植物育种者也可以利用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来估算所需的繁育次数和规模。现代农业中的精确繁育项目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章后总结

1．性状的可遗传性在达尔文进化论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犹如农民会用选育的方式改良牲口的性状，大自然的规则本就是适者生存。

2．孟德尔的豌豆实验为人类理解遗传现象的原理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提出的遗传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了动植物中很多可遗传的表现型差异实际上是由同一个基因上成对的等位基因导致的。

3．以人类和驯养动物为对象对于理解遗传规律具有指导意义，而这种研究的结构通常借由“家族谱系图”表示。

4．历史上某些对于遗传学的突破性理解来自对血型的研究。

5．借助孟德尔理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遗传学家们可以凭借家族谱系图确定某种性状的遗传模式，继而确定家族后代中表达同一性状的概率。遗传学分析是一种强大的分析手段。

血型问题的答案：

1．IAIB×I Ai: ½ A, ¼ B, ¼ AB

2．ii×I Ai: ½ A, ½ O

3．IAIA×I Bi: ½ A, ½ AB

4．ii×I AIB: ½ A, ½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