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决定罪犯？

1956年，帕特丽夏·雅各布斯（Patricia Jacobs）和她的合作者发表了一篇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的余波从此久久难以平息。他们在苏格兰的卡斯泰尔斯·马克西姆（Carstairs Maximum）监狱医院开展了一项针对智力缺陷男性病患的核型的研究，结果发现，在196名男性中，有7人（3.6%）的核型为XYY。核型为XYY的个体有一个突出的表现，那就是身高远高于常人。另一项后续开展的研究调查了医院中新出生的3500名男婴，结果发现了5名（0.14%）XYY个体。假设正常情况下XYY男性在男性人群中的占比为0.14%，而这种男性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中所占的比例却高达3.6%，这似乎可以说明，XYY的男性具有更高的暴力犯罪倾向。倘若事实真的如此直白，那么它的直接推论将是Y染色体上带有一个或多个促使个体表现出进攻性的基因，而当这些基因的数量翻倍时，个体将表现得更暴力、更具攻击性。媒体头条纷纷刊登危言耸听的标题，把Y染色体称作“犯罪染色体”。

这种潮流并不鲜见，曾有报纸报道称芝加哥的连环杀人魔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在自己身上文了一行字：Born to raise hell（地狱使者），而他的基因型是XYY。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不仅如此，也曾有人试图谎称自己是XYY基因型，想借此逃脱谋杀罪的指控。到1974年，至少有6起庭审的被告以天生的XYY染色体组成为由，恳请法庭宽大处理：他们分别是巴黎的丹尼尔·休根（Daniel Hugon）、墨尔本的劳伦斯·汉内尔（Lawrence Hannell）、德国的厄恩斯特-迪特尔·贝克（Ernst-Dieter Beck）、纽约的肖恩·法利（Sean Farley）、洛杉矶的雷蒙德·坦纳（Raymond Tanner）以及马里兰州的米兰德诉州政府案（Millard v. State）。

虽然没有实打实的证据，但是偏激，乃至是煽动性的激进言论依然甚嚣尘上，炮制这些言论的人当中甚至不乏遗传学家。比如，身兼律师和遗传学家双重身份的肯尼迪·麦克沃特（Kennedy McWhirter）就曾宣称：“XYY是犯罪核型，可以预见这类人有一定的概率会成为社会危险分子。”一份法律期刊曾提议：

XYY个体的存在是对社会的永久威胁，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失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虽然行走的“定时炸弹”千千万万，但是XYY个体是目前少有的、能够被明确鉴定的人。

还有报道称，“美国国内权威的遗传学家”说：“我们不确定XYY是否真的会把人变成罪犯，但是我绝不会邀请一个染色体为XYY的人到家里共进晚餐。”

甚至杰出如海勒姆·本特利·格拉斯（H. Bentley Glass）这样的科学家——生前曾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也曾把XYY个体称作“性缺陷者”，并主张借助现代胎儿诊断和流产技术，将其消灭。

这件事的真相是，从来没有严谨的科研人员证实过XYY的染色体组成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任何明确的联系。欧内斯特·胡克（Ernest B.Hook）在对以往的几项研究进行细致的评估之后发现，XYY个体在人群中的出生率约为0.1%，而XYY的男性在“收容”机构（如监狱，以及收容智力缺陷、扰乱治安、精神失常、酒精成瘾或者罹患癫痫者的机构）中受到处置的比率约为2%。但是从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看出，XYY个体并不具有犯罪和暴力上的额外倾向。他们最典型的特征仅仅是身材颀长。除此之外，他们更有可能遭受严重的痤疮，也许在智力上略有不逮，或者交际能力不足、行事容易冲动。有趣的是，XXY男性在上述收容机构中的比例同样高于普通人群，大约是正常情况下的5倍，因而有一些解释认为，XYY和XXY男性在某些机构内集中是由于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容易在社交生活中适应不良，他们更有可能被社会权威视作威胁，受到排挤，走上歧途，以至于沦落为阶下囚或者被特殊机构收容。

XYY染色体的逸事理应作为一个警示。科学家们素来对接纳新的理论满腹踌躇，但是在这个事件里却为新理论所迷惑，明明数据寥寥，证据又不够可靠，却对犯罪行为和XYY核型之间经不起推敲的关系言之凿凿。如此武断的推论可能会贻害无穷。按照类似的逻辑，我们可以说由于监狱里男性的数量要远超女性，所以XY也是促进个体犯罪行为的核型，这样的结论显然非常滑稽。

对遗传学家来说，类似XYY这样的情况所包含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们起源于染色体的不分离，通过研究特殊的染色体组成与其对应的表现型，我们就有了窥见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机会。基因确确实实位于染色体上，这也是为什么染色体组成的异常往往也是研究基因表达的绝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