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文心雕龙》中的“正变”论

迄今为止，研究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学者们，只注意到他的“通变”论，还未注意到他的“正变”论。原因很简单，《文心雕龙》除《序志》外，共四十九篇，其中一篇曰《通变》，而“正变”却未有专篇，所以不为研究者所注意。另外一个原因是，“正变”一词，在《文心雕龙》中很少出现。在《文心雕龙》全书中，“正变”二字连用者，仅有一处，而且是将“正变”颠倒过来，变成“变正”。《颂赞》篇云：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

刘勰所说的“四始”，指“风”“小雅”“大雅”“颂”。这是用《诗大序》和郑玄《诗谱序》的说法，而不是司马迁的说法。刘勰对“风”“雅”“颂”的释义，完全是据《诗大序》。所谓“风雅序人，事兼变正”，意思是说《诗经》中的《风》《雅》是记叙人事的，所以有“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这还是本之于《诗大序》与郑玄《诗谱序》之说，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刘勰对“风雅正变”说也不可能有所创新。他在《序志》篇曾说，在经学注释方面，“马郑（指马融与郑玄）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因此刘勰是不愿将精力专注于注经的章句之学上。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诗经》之后，出现了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以后又出现了汉代的大赋，或称“辞赋”。在诗歌领域，《诗经》是以四言为主，汉代及汉以后，虽有人间或写四言诗，但已非《诗经》之面目，充其量不过是继承了《诗经》“风雅”（包括“变风”“变雅”）的“顺美匡恶”即“美刺”的手法而已，“风雅寝声”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故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说：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离骚》出现于《风》《雅》销声匿迹之后，它和《风》《雅》究竟是什么关系，曾引起汉代学者的广泛关注。而且也有不同的看法，以刘勰的观点来看，《离骚》在“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个方面，是同于《风》《雅》的，而且主要方面是同于“变风”“变雅”。《离骚》的“怨诽”之情、“规讽之旨”、“忠怨之辞”是有目共睹，其吟咏之情性正与“变风”“变雅”相似。淮南王刘安所作之《离骚传》谓其兼具“《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即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所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义。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说：“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也即此义。这里刘勰已兼及《国风》之“正变”了。《邠风》按《诗大序》的看法，已非“正风”。至于含“怨诽”之情的大雅、小雅，肯定属于“变雅”无疑。因为只有哀政教之失，才能产生大、小“雅”的怨诽之情。这就是说，汉代的部分学者是以“风雅正变”的观点来理解《离骚》的。除了淮南王刘安之外，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也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也。”这大概是照抄刘安的话而来。从汉代至刘勰，大体是把《离骚》及《楚辞》看作是“风雅正变”的产物。直到宋代的朱熹，仍然把《离骚》视为“风雅正变”的产物。他在《楚辞集注序》中论屈原说：“惟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把《离骚》看作是“风雅正变之末流”，未免将《离骚》贬低了，远不如刘勰的“因变得奇”说。

但《离骚》并非完全是“依经立义”的，以刘勰的两分法看，它也有“异乎经典”的四个方面：即“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刘勰对于《离骚》之“夸诞”是不甚理解的，对它的浪漫主义手法也不甚理解，所以目为“异乎经典”。但刘勰又给予《离骚》以很高的评价，把它目为“奇文”，看来在刘勰的心目中，《离骚》具有“因变得奇”的美学特征。他以“正变”或“变正”，推衍出与它们相同涵义的一个美学范畴，即“奇正”。《辨骚》篇有一句名言：“酌奇而不失其贞[7]。”“贞”者，正也。笔者认为“酌奇而不失其贞”是要求“奇”与“正”结合，也就是“变”与“正”结合，即要求“变而不失其正”。

“正”与“奇”，或“奇”与“正”，或“正变”与“变正”，在刘勰看来含义是相似的，可以这样说，“变正”在《文心雕龙》中已被刘勰转换为“奇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文心雕龙》中找到例证。《风骨》篇云：

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

“晓变故辞奇”，“变”与“奇”是等位关系，刘勰大概就是通过“变”与“奇”的等位关系，将“变正”转换为“奇正”的，从而使“奇正”成了《文心雕龙》中具有对立统一内涵的美学范畴。

“奇正”在《文心雕龙》中涉及的面很广，可以说“奇正”是贯串于全书的范畴。前文通过《辨骚》篇的分析可以看出，就文章的思想内容而言，同于《风》《雅》的思想为“正”，异乎经典的思想为“奇”。在《正纬》篇中说“经正纬奇”，这里的“正”与“奇”，含有“真”与“伪”的对立关系。刘勰指出纬书有“四伪”，“经正纬奇”是“四伪”之一。《正纬》开篇便说：“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但世夐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根据自然之道可以阐明深奥的事理，使不明显的天命明显起来。马龙献出河图就产生了《易经》，神龟献出洛书就产生了《尚书》的《洪范》。《周易·系辞》所说的“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历时久远，有关记载很不清楚，容易产生不实的假托；因此，真的虽然存在，假的也据此而出现了。纬书是一种托经义以宣扬符瑞迷信的著作，由于经书中偶见迷信传说，这就给纬书留下了假托的余地，纬书可以说是钻了经书的空子。刘勰是“宗经”的，他认为儒家的“六经”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宗经》）。凡经书上写的都是真的、正的，他评论纬书用的方法就是“按经验纬”（《正纬》），即按照“六经”去验证纬书，这样发现纬书“其伪有四”（《正纬》），故得出“经正纬奇”的结论。很显然，这里的“正”与“奇”，就近乎“真”与“伪”了。

大体而言，刘勰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正”，以背离儒家正统思想为“奇”，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有“爱奇反经之尤”，主要着眼于司马迁的“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后汉书·班彪传》）。司马迁突破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在刘勰看来，是“爱奇反经”的过错，也可以说是“逐奇而失正”（《定势》）了。

除了内容的“奇正”，刘勰还论述到辞采的“奇正”，他把辞采分为“正辞”与“奇辞”两类。在《议对》篇中，他要求对“经典之体”的议，在明其大体、“枢纽经典”之后，要“标以显义，约于正辞”。在《风骨》篇中，他要求在“洞晓情变，曲昭文体”之后，“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所谓“正辞”，殆指正面的、雅正的语言；所谓“奇辞”，指奇异的、新奇的、变化谲诡的语言。并要求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文章，语言辞采的“奇正”应有所不同。在“正辞”与“奇辞”之间，我们还看不出刘勰的抑扬之义。那么，刘勰在讲文章“体势”的时候，崇正抑奇的倾向就十分明显了。刘勰在“体势”的总体上是主张“奇”“正”并用的。所以他说：“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定势》）但在后文中，他又批判故作奇辞以迎合俗好的现象：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

意思是说：近代的作家，大都爱好奇巧。推原这种文章的体势，是从一种错误的趋势变化而来。由于作家们厌弃旧的体式，所以牵强地追求新奇。细看这种不正当的趋向，似乎难以用其他方法补救，只好反奇归正了。篆文的“正”字反写则为“乏”字，在辞句上把“正辞”反转过来就是“奇辞”，效法“奇辞”的方法，必然把正常的辞序颠倒过来，应当写在上面的字写到下面去，把句中的字改到句外去；次序错乱而不正常，就算是新奇的辞采了。但这种“反正为奇”，当然是不符合刘勰的美学理想的，所以刘勰要加以控制，提出“执正以驭奇”，反对“逐奇而失正”（《定势》）。这是传统的儒家崇正抑变思想在刘勰“奇正”论上的投射，刘勰虽然给予“变”与“奇”以一定的应用范围与发展空间，但到头来还得限制它，使“正”与“变”的对立，统一在“正”上。正像汉儒以情性之正、以“发于情，止乎礼义”来规范“变风”“变雅”一样。《辨骚》篇所云“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也是“执正以驭奇”之义。

在《体性》篇中，刘勰还论到风格的“奇正”问题。他把文章风格，归纳为八种：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这八种风格是有高下雅俗之分的。刘勰最推崇的是“典雅”“远奥”，贬得最低的是“新奇”“轻靡”。什么样的风格是“新奇”呢？刘勰的解释是：“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也就是说，“新奇”是弃古趋新，以诡奇怪异为特色，这与“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的典雅风格，岂可同日而语？刘勰又于八体之中各拈出一字以示互相之间的对立：“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雅”是“正”的同义语，“典”“雅”均含“正”义，典正、雅正，都与儒家经典有关，所以说“熔式经诰，方轨儒门”。刘勰的崇正抑奇，于此表现得最为鲜明。在谈到风格形成的原因时，刘勰认为与作家的“才”“气”“学”“习”密不可分：“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所谓“雅郑”，对音乐来说是指雅乐与郑声，前者典雅，后者淫邪，“雅郑”实为“正”与“邪”，以“正变”与“正奇”方之，“邪”与“奇”是等位的。

从以上分析看，刘勰的“奇正”论，内涵颇为丰富、复杂，它直接渊源于传统儒家的“崇正抑变”的美学思想及汉儒的“风雅正变”说，他将“正变”变为“变正”，又将“变正”转换为“奇正”，“依经立义”“崇正抑变”的本色丝毫未减。刘勰突破汉儒的地方是承认了“因变得奇”，《辨骚》篇对此表述得较为清楚。但刘勰也认识到，“变”也会“因变得衰”，刘勰没用这个词，“因变得衰”是清代的叶燮概括出来的，后文将有专章论述。这里略加分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因变得衰”思想的表现。

《通变》篇云：“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有人以为这是刘勰的文学退化论，实则不然。笔者认为，周振甫先生的分析颇为有理，他说：“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由淳质到辨丽到侈艳，这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但从辨丽到侈艳里，浮夸的风气开始萌生。因而由侈艳到浅绮到讹新，这是向坏的方面变化。……趋于正的变是变而通；趋于不正的变是变而衰。”[8]所以我们认为刘勰的“正变”论，是有因变得“奇”和因变得“衰”的内涵。

在批评鉴赏方面，刘勰也使用了“奇正”的范畴。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刘勰提出“六观”的问题：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六观”是批评鉴赏的方法论，因其没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还不能算批评鉴赏的六条标准。但联系其他各篇，还可找出“六观”质的规定性。范文澜注说：“一观位体，《体性》等篇论之。二观置辞，《丽辞》等篇论之。三观通变，《通变》等篇论之。四观奇正，《定势》等篇论之……”[9]上文对《定势》篇的“奇正”论，已做了简单的分析，可知刘勰对“奇正”的要求主要有三点：一，对“奇正”要“兼解而俱通”；二，主张“执正以驭奇”；三，反对“逐奇而失正”。“四观奇正”放在“三观通变”之后，说明它与“通变”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否则“六观”便成“五观”了。同时也说明“奇正”在刘勰心目中是占有重要位置的。《辨骚》篇的“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说明刘勰论文颇重“奇”“正”结合、华实并用。刘勰论文是最重折中的，“奇正”含有刘勰的艺术辩证法，他不仅折中于“雅”“俗”之际，也折中于“奇”“正”之间，不然，他就不会将“观奇正”，作为批评鉴赏的一个标准来看待了。

在诗乐观上，刘勰完全继承了先秦儒家“崇正抑变”“崇雅抑俗”“重《韶》《夏》而轻郑声”的观点。这在《文心雕龙·乐府》篇中表现得较为集中：

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典；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至宣帝雅颂，诗效《鹿鸣》；迩及元、成，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乐府诗是合乐的，所以刘勰从诗、乐两方面来评论。他认为雅正的音乐渐渐衰落之后，淫邪的音乐便渐渐兴起了。秦始皇烧了《乐经》之后，汉初极力想恢复古乐，但像高祖时的《武德舞》、文帝时的《四时舞》，虽说是学习古代的《韶乐》和《大夏》，却是继承了秦乐，所以古代中正和平的乐调就难以再见了。像汉代的《安世房中歌·桂华》以及《郊祀歌·赤雁》，或者“丽而不经”，或者“靡而非典”，已失古乐之雅正。元帝、成帝时代，淫邪的音乐更加普遍，正音反而不合流俗。到了曹魏时代，曹操、曹丕等人的乐府诗，如《苦寒行》《燕歌行》等，或叙述宴饮，或哀叹出征，内容不免过分放纵，句句不离哀思，虽然是汉代《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这三调的“正声”，但比起《韶乐》和《大夏》来，只能算是淫邪的郑声了。这里姑且不论刘勰论述乐府诗的历史发展是否符合事实，我们且看在这段话中使用的概念与范畴。以“正变”的范畴观之，“雅声”、《韶》《夏》、“中和之响”“正音”“正声”，都属于“正”的范畴，是刘勰肯定和向往的。“溺音”“不经”“非典”“淫乐”“音靡”“郑曲”，均属“变”而失“正”的各种形态。这是刘勰所贬抑和否定的。孔子在齐还听到过《韶乐》，对于《韶》《夏》，刘勰恐怕没有闻见过，完全是凭古代典籍的描述，似乎有点盲目崇拜古乐。对于孔子的“郑声淫，放郑声”，刘勰是全盘接受了。在诗乐观上，刘勰受先秦儒家“崇正抑变”“崇雅抑郑”的思想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乐府》篇对于“诗声俱郑”的现象，刘勰不无感叹地说：“淫辞在曲，正响焉生？”该篇“赞”中又感慨“《韶》响难追，郑声易启”，都是“崇雅抑郑”的嗣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刘勰的“正变”观、“奇正”论作一小结。“变正”与“奇正”内涵十分相近。刘勰的“变”与“奇”含义比较丰富多样，既承认“变”与“奇”，给它们一定的发展空间，又限制“变”与“奇”。刘勰肯定了“变”与“奇”的多样性：“变”有“情变”，有“文变”；设体是“有常”的，“文变”是“无方”的；“变”有向好的方面“变”的，也有愈变愈坏，因变而衰的。对于“奇正”，刘勰认为有“因变得奇”，如《离骚》之“奇文郁起”；也有“逐奇失正”“逐奇反经”的，他主张，“执正以驭奇”“酌奇而不失其贞”，再联系他在诗乐观上的“崇雅抑郑”，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勰直接继承了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子的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带有浓厚的“宗经”色彩。在挽救六朝文风上虽有一定积极作用，却限制了他对文学作品的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