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博物馆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三学街15号

交通：西安火车站坐游7路或258路至省政务大厅站下

门票：旺季75元，淡季50元

文保等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推荐评级：★★★★★

丝绸之路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的通路。公元635年，玄奘已经向西走完了这条路，正在印度北方的那烂陀留学，学业未成，离回归中原的日子还远。但在这一年，长安城迎来了另一个宗教的使者 ——叙利亚景教士阿罗本。

初唐时，李氏王族崇奉道教，但对其他宗教也保持了包容的态度。玄奘西行，实际上是以偷渡的方式走出了大唐的国土，然而唐太宗后来不仅没有追究玄奘的偷渡之罪，反而答应资助其译经事业，这便是宗教宽容的例证。对于携带着真经从西亚远道而来的景教士阿罗本，唐太宗也礼遇有加，特派开国老臣房玄龄前去迎接。

所谓“大秦”，是罗马帝国在汉文典籍中的名字，这时西罗马帝国已然灭亡，实指东罗马帝国。所谓“景教”，就是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派，信奉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所倡导的教义。这个教派形成于5世纪，由于被判为异端而向东方逃跑，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有一定发展，之后获得了波斯国王的保护。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阿罗本，就是从波斯入唐的。这时的波斯已然与唐建立起密切的交流，而唐也将在阻挡阿拉伯扩张的进程中出力。20多年后，公元661年，唐将王名远将被派遣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专程赴吐火罗阿缓城，创置吐火罗（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一带）、波斯等十六羁縻州兼都督府。此后中亚内陆诸国在名义上都会列置为唐朝州府，旨在遏制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大食”的扩张。

一年后，唐又罢废波斯都督府，恢复波斯国名，册拜王子俾路斯为波斯王，公开支持以吐火罗为基地的波斯复国斗争。在俾路斯去世后，唐又册拜其子泥涅师为波斯王，从长安启程返回吐火罗，主持抗击大食的复国斗争，而名将裴行俭率兵护送。直到公元750年的怛罗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之战，由于随行的回纥葛逻禄部叛变，唐将高仙芝惨败于大食，唐朝的势力才开始撤出中亚。

阿罗本向唐太宗解说了景教的奥妙，唐太宗深受触动，以为景教教义“玄妙无为” ——李唐王朝首崇道教，唐太宗似乎是在以道教理解景教。不管怎样，唐太宗毕竟还是下令在京师义宁坊为阿罗本建造景教寺，亦称大秦寺，度僧21人。唐高宗即位后，又册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就此在长安城开枝散叶，以至于“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近150年之后的公元781年，步阿罗本的后尘而来到中原的景教士景净，终于完成了一桩心事 ——由自己撰文、吕秀岩书写的石碑刻成了。在这篇汉文写就的文章中，景净以阿罗本的个人传奇为引子，运用儒道佛经典和史籍典故阐释了景教的教义，追述了从阿罗本以来的中原景教发展史，赞美了唐太宗、唐高宗等几位皇帝的支持。这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上基督教的十字架与佛教的莲花座相映，汉文、叙利亚文共存。这块见证了丝绸之路上宗教传播的传奇之碑，如今被安置在西安碑林。

无论你是不是书法爱好者，西安碑林都会为你带来一场视觉盛宴。碑林初建于北宋元祐五年，即公元1090年，初衷是集中保护唐开成年间的《十三经》石碑。以后历经金、元、明各代增添，石碑越积越多，最终密密成林。如今的西安碑林位于西安市三学街，共有七个陈列室、七座游廊和一个碑亭。就算对书法只有一知半解，仅仅是行走在密密成林的石碑之间，也会觉得像石料一样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想象一下拨开泥土发现汉字显露出来的那一刻。有很多时候，正是这些碑刻揭开了笼罩在古人身上的迷雾，从历史事件到美学情怀上都让我们有了收获。

在西安碑林，另一方有趣的石碑是“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其上刻写了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三藏法师玄奘的谢表、一段佛经译文。这块碑上字字都出于“书圣”王羲之，然而王羲之生在东晋，就算是给两位皇帝和绝世高僧写字，也不可能穿越到300年后的唐朝。

这块石碑是慈恩寺僧人怀仁的心血。在24年里，怀仁收集、拼凑王羲之的笔迹，终于在公元672年完成此碑，它的别名“集王右军书圣教序碑”，就表达了这一层含义。相传在收集笔迹时，怀仁开价一两金换一字，“千金帖”的名号就是这样来的。此碑广采王书之长，非常注重变化和衔接，摹刻亦颇为精到，足以代表王氏之书的精华。

至于这块石碑背后的故事，则不得不提三藏法师玄奘——沿丝绸之路西行的中原王朝僧侣中最著名的一个。

明天启三年，即公元1623年，在陕西西安城西面约70千米的盩厔县（即今周至县），一位农民在挖土建屋时掘出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全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重约2吨。通观碑面，可发现景教元素与中国既有宗教文化元素的融合。碑额刻有一个十字架，环绕十字架的是祥云，又有莲花座烘托。正中顶部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有楷书汉字32行，每行62个字，碑文共计1780字，首题为“景教流行中国颂并序”，下署“大秦寺僧景净述”。碑底和两侧有古叙利亚文教士题名。此碑被埋于地下，很可能是在唐武宗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大灭佛教之时，景教亦被视为“邪法”，遭到致命打击。

作为一件珍贵的宗教文化交流实物证据，此碑从17世纪开始获得了巨大的关注。许多西方传教士得知石碑出土的消息后，争相传拓，把碑文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其中就包括在华耶稣会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当地人怕此碑被传教士盗走，把碑秘密转移到附近的金胜寺内。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荷尔姆（Fritz Halms）曾出3000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清廷得知消息后，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姆协商，最后荷尔姆获准将复制品带回伦敦。荷尔姆后来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1907年，陕西巡抚下令将原碑安置在西安碑林，即如今的西安碑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