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时代的到来，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在规模和影响上已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这就不仅要求科学活动主体应具有理性，还要求其应具备德性。

一、问题的缘起

当今社会，科学活动主体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而其活动，即科学活动，也“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作为科学活动的承担者和执行者，科学活动主体须发挥其智力优势以肩负起圆满完成其科学活动的使命。

然而，科学活动主体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却是一把“双刃剑”——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力；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人类享受了其所带来的福祉，又产生了诸多困扰人类的伦理问题，使人类和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忧患之中。面对如此多的伦理问题，有学者认为，科学之代价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它是科学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并且只能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得以解决。简言之，就是通过科学的不断发展解决科学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科学活动主体以此方式规避或应对科学活动所引发的各种负面影响（负效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科学发展史来看，科学的发展确实弥补了以往科学中的某些不足，甚至填补了原有科学的空白并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科学越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科学及其发展不是万能的。

科学活动主体上述自救工作之所以效果不彰，是因为缺乏对其他一些原因的综合考量，其中既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又有科学自身的多重因素，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科学活动主体自身是否具有德性自觉。只有当科学活动主体在科学活动中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应成为何种人”的时候，科学活动主体才会既懂得“能做什么”，又知道“应做什么”。因为“应成为何种人”与“应做什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样，科学活动主体作为行为者就从“在者”的状态升华为“应在者”的境界。这意味着，作为行为者的科学活动主体在科学活动中不仅应关注自己“成为一个人”，还需“尊重他人为人”，从而进一步减少甚至消除科学活动带来的负效应，使科学真正地造福人类。这就客观上要求科学活动主体应具备德性。

早在近代科学兴起之时，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就强调“德性就是力量”，并将科学与德性（道德）看成让人为之景仰和敬畏的两样东西。他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于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尤其在当代，科学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了康德所处的时代。因此，科学活动主体愈加不可回避康德的问题，即“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当想什么”“我能够期望什么”“人是什么”。“我能够认识什么”仅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对“世界的惊异”——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进而激发了科学活动主体探索自然的动力和认知的需求。当科学活动主体一旦认识到科学活动的成果对自然—社会—人会产生巨大影响时，其思考的重心就会由“我能认识什么”转向“我应当想什么”。如前所述，尽管科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与社会诸多方面的需要，但也对自然—人—社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效应。因此，科学活动具有巨大的伦理风险。这些风险无论是当下的还是长远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可能会使自然—人—社会笼罩在“濒临灭绝”的阴影之中，因此科学活动主体需要自觉预测和反思科学活动对自然—人—社会可能造成的正负两极效应，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而预测科学活动对自然—人—社会可能造成的正负两极效应则意味着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活动的期望——“我能够期望什么”。反思这一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思考“人是什么”，即科学活动主体“应成为何种人”或应具备何种德性。

就科学活动主体而言，随着科学活动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学科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密切，科学活动日益组织化和建制化，科学活动主体不仅包括科学活动个体，而且包括科学活动共同体。尽管科学活动共同体是由若干或者众多的科学活动个体组成的，但是科学活动共同体不是科学活动个体的简单叠加，而是以“整个的个体”的形式开展活动的特殊主体。这样就形成了科学活动中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为了使科学活动顺利进行并且实现其造福人类的总目标，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当代科技伦理研究和科技道德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文献综述

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研究首先要厘清国内外历史上关于科学活动主体及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其后，梳理不同学科视域中科学与德性的相关研究，如科学哲学视域中的德性研究、科学伦理学视域中的德性研究、德育学视域中的科学人才德性培养研究等。

1．关于科学活动主体的研究

科学活动主体是本研究的“域”。这就客观上要求对科学活动主体做概括性的说明。

马丁·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视角出发，认为科学是人的活动，是人这种存在物的存在方式。苏联科学学家彼德·阿列克谢耶维奇·拉契科夫认为，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和科学组织联合起来，为认识现实的客观规律和确定实际应用这些规律的形式与途径服务。陈文化、李立生在《“科技伦理”是一种抽象的伦理观》一文中分析了科学活动的系统。他们认为科学活动系统是由主体要素（科技劳动者）、主客化要素（指主客体相互作用而产生并外化的科技活动及其管理方式方法等）与客体要素（物质手段和科技对象）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李兆有在《技术创新主体论》一书中强调主体的价值，他指出技术创新活动就是创新主体从事的创造性活动，离开技术创新主体，离开主体人与客体对象间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只是从客体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过程，就不能深刻地把握技术创新的实践本质。他强调技术创新主体是技术创新研究中带有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之一。

学术界关于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的提法有很多，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名称。曾德聪在1986年出版的《科学家与科技人才群落》一书中使用了“科技人才群落”这种提法，并对中西方主要国家的科技人员进行了界定：美国把科技人员分为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员；日本把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教育人员统称为科技人员；苏联科技人员的范围很广，包括科学院的正式院士和通讯院士，或有科学博士、副博士学位的，或有教授、讲师、高级研究员、初级研究员和科研辅助人员等学衔的所有人员，还包括在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和在高等院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员，甚至还包括在工业企业和设计单位系统地从事科研工作的没有学位和学衔的专门人员。而我国对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员的界定比较狭隘，其中科学家并不包括那些称得上科学家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1986年，周寄中出版了《科学殿堂里的共同体》一书，详细介绍了科学殿堂里有什么样的共同体，共同体里有些什么样的人。王育殊、陈爱华在其著作中使用了科学活动主体这一概念，并将其分为科学活动个体与科学活动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是1942年由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他把科学共同体视为按地区划分的“科学家群体”。1962年，美国科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这一概念作了专门论述，并把科学共同体作为研究科学发展模式的逻辑起点。1988年，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中译版出版，她把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共同体学说、普赖斯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定量研究及她自己关于学科中社会组织的研究精致地结合起来。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论证科学共同体。有些学者关注科学共同体本身的研究，如殷正坤在《略论科学共同体》中考察了科学共同体的不同结构层次；顾昕在《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分层》中着力于决定着科学共同体内部社会不平等的过程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运行方式的理解。有些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论证科学共同体，如吴忠的《后期默顿的科学共同体社会学》、冯鹏志的《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说明——默顿模式与库恩模式之比较》、王德禄的《对科学共同体自主运转的诘难》、王阳的《论科恩的“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有些学者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科学共同体进行分析和考察。韩启德院士强调必须唤醒科学共同体的科学道德责任意识；王珏在《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化模式及其伦理难题》中不仅将科学共同体划分为三种模式，还指明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化模式在科学活动展开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伦理难题；薛桂波先后发表了《科学活动共同体的伦理之维》《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秩序》《科学共同体的“伦理世界观”》《科学活动共同体“冲动的合理体系”》。她认为：在当前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共同体已成为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共同体”是“共同体”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当今科技异化的现实背景下，科学共同体已日益与伦理相联系，具有伦理的特性和功能。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共同体是一种伦理实体，其伦理性的品质特征是伦理精神，它既包括又超越于作为其成员的科学家个体的道德精神，实现了“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即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坚持科学共同体的伦理性对解决当前的科技异化问题具有关键性意义。

2．关于德性伦理学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作为一部传世经典之作详细介绍了德性之种属，并对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作出了具体的阐释。20世纪后半期，著名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发起了一场复兴德性伦理学的运动，并于1981年出版了一本现代德性伦理研究的纲领性的文献《德性之后》。所谓复兴德性伦理传统，是指复兴古希腊的德性伦理，因此涌现了一批研究古希腊德性伦理思想的哲学家。琳达·R．拉比耶致力于研究柏拉图的德性伦理思想，并著有Plato and the Virtue of Courge。在该书中，她详细论述了柏拉图及其勇敢的德性。还有学者着力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思想，比如Paula Gottlieb（The Virtue of Aristotle's Ethics）和Shane Drefcinski（A Defense of Aristotle's Doctrine of the Unity of the Virtues）。这两本书分别论述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德性思想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诸德性的统一性的思想。有一批学者对近代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的德性思想进行了论述，如Richard Davies对笛卡尔的信仰、怀疑和德性思想进行了阐释，Monika Betzler论述了康德的德性伦理思想，Martin James Townley在他的博士论文Kant and Aristotle on Practical Reason and Virtue中也试图对康德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思想进行跨时代的对照。还有一批学者致力于德性伦理理论的研究，如Daniel Statman在1997年出版了Virtue Ethics:A Critical Reader, Michael Slote在1992年和2001年分别出版了From Morality to Virtue和Morals from Motives, David Copp and David Sobel出版了Morality and Virtue:An Asessment of Some Recent Work in Virtue Ethics，此外还有Matt Ridley的 The Origins of Virtue:Human Instin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Robert Merrihew Adams的 A theory of Virtue:Excellence in Being for the Good, Julia Driver的Uneasy Virtue, John M.Rist的Real Ethics:Reconsider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Rosalind Hursthouse的 On Virtue Ethics 和Ronald Dworkin的Sovereign Virtu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等。余纪元著有《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书，他试图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进行跨文化的对照，以找出二者异同之处，并探索这些异同对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一大批关于德性伦理学的论著涌入我国，我国对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也日益兴盛起来，如廖申白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翻译了《亚里士多德选集》和《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龚群和宋继杰先后翻译了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等。国内研究德性与德性伦理的论著也相继问世，如陈根法的《德性论》、王国银的《德性伦理研究》、秦越存的《追寻美德之路：对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反思》、江畅的《德性论》等。然而，德性伦理学并不是舶来品，儒家以“如何修身成为君子”为主要问题，所以儒学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德性伦理学”，而不是“德性伦理学在中国”。

（1）关于德性伦理学研究的目标

余纪元认为德性伦理学以“做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应做什么样的行为”）为主要问题，以“德性”（而不是“行为规范”）为中心概念。

王国银归纳了德性伦理的五条特征：第一，德性伦理是作为一种“以行为者为中心”，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学；第二，它关心的是人“在”的状态，而不是“行”的规条；第三，它强调的是“我应该成为何种人”，而不是“我应该做什么”；第四，它采用特定的具有美德的概念，而不是义务的概念作为基本概念；第五，它排斥把伦理学当作一种能够提供特殊行为指导原则或原则的汇集。

秦越存也认为美德伦理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行为为中心；它关心的主要是人的内心品德的养成，而不是人的外在行为的规则；它的核心问题是“人应该成为何种人”，而不是“应该做什么”。用黑格尔的话说德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

（2）关于德性范畴的研究

麦金太尔对西方社会不同时期的德性概念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他认为荷马英雄社会的德性是一种能使个人负起他或她的社会角色的品质；亚里士多德、《新约》和阿奎那的德性是一种使个人能够接近实现人的特有目的的品质，不论这目的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富兰克林的德性是一种在获得尘世的和天堂的成功方面功用性的品质。而麦金太尔自己这样定义德性：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麦金太尔认识到德性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的、核心的概念，德性概念具有历史性、差别性、不相容性及多层次的特征。麦金太尔试图在多样性的德性观中理出一个统一的、核心的德性概念。他认为多样性的德性统一于实践，一旦进入实践，就必须接受这些标准的权威性。

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型文化的社会，因此自孔子起就已对德性伦理展开了论述。孔子的仁爱、忠恕、修己，孟子的仁、义、礼、智，朱熹的居敬、穷理、省察都是我国德性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及至近现代，德性的概念得以扩展。李兰芬认为德性就是让一个人高尚并使其实践活动完美的品质，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相和谐的内在动力。王国银指出德性作为内在的品质，不仅来自义务的规范，还来自“善”与“恶”的价值规定。陈根法认为德性是指“善”和“德福一致”。王小锡在博士论文《经济德性论》中首先对复杂视角中的德性含义进行梳理，接着从五个维度把握德性。在他看来，德性是人的德性，是人的群体性的德性，是一种崇善的境界，是知识和智慧的理性存在场，是持久的品质，是履行体现应该的行为规范体系的行为。他认为德性的这五个维度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统一的，因而他主张将德性视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指一定社会的道德主体在崇善的道德境界支配下为实现道德理想而自觉履行道德义务的持久品质。

（3）关于德性结构与特征的研究

道德心理学将个体品德或德性构成分为五个方面，即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行为。

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道德的德性与理智的德性。他认为理智德性由教导生成，而道德德性则需要通过习惯养成。高国希在《德性的结构》中梳理了德性内涵的基本层面，探讨了德性的品性、实践智慧、情感、理智能力等层面的特征，力求反映出德性不同于规则、原则的机理。余纪元比较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德性观点的不同。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牵涉三个层面：拥有德性、运用德性（德性活动）及获得整个生活的幸福。三个层面相互关联，但它们并不一样。幸福不在于拥有德性，而在于德性的活动，以及整体生活的美好。相反，孔子的伦理学只关注德性，并把德性作为生活的最终目标。俞世伟认为道德规范、德性和德行的实践价值，只有在三者动态作用的过程中才能得到体现，这一动态的实践价值通过主体行为的践履将知、情、意的关系统一起来。王国银认为德性的现实运动过程是一个“德知—德性—德行”的递进过程。

就德性与人的关系来说，康德认为德性作为一个完全完整的东西，不能认为是人占有德性，而要看作德性占有了人，因为人不能选择另一种德性，像选择摆在面前的货物一样。杜振言认为主体性和规范性是社会道德现象的两个方面，道德首先是人的道德，离开人这一主体，道德也就无从谈起。

3．关于不同学科视域中科学与德性的研究

科学与德性在不同学科视域中有不同的研究进路。科学哲学在科学知识论的论域中研究德性，科学伦理学在科学活动及科技成果应用的论域中谈论德性，德育学则在科学人才培养的论域中研究德性。

（1）关于科学哲学视域中的德性研究

科学哲学视域中的科学是科学知识及探索科学知识的经验、实验或社会活动。历史上赞同从科学知识论视角研究科学的科学家有康德、汉斯·波塞尔、霍奇森、克龙比、拉维茨等。经验、实验或社会等活动是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H．费格尔等认为科学经验活动“不是建立在个人观察、印象、感觉材料等之上，而是设立在经验的、实验的（一般是可测量的）形式上”。伽利略、巴甫洛夫等坚持科学实验活动是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实验比观察更可靠，“实验好像是把各种现象拿在自己的手中，并时而把这一现象，时而把那一现象纳入实验的过程，从而在认为的简化的组合中确定现象间的真实联系。换句话说，观察挑选自然提供的东西，而实验则从自然那里把握它想把握的东西”。韦伯、舍勒、默顿等提出了知识社会学的主张。他们认为，知识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也有许多这样的学者，如刘大椿、陈昌曙、吕乃基、马雷、林定夷等。刘大椿在其著作中屡次提到科学活动。他论证了把科学看作一种重要的人类活动的合理性，并分析了科学活动的结构特征，指出科学活动的结构是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种科学活动组成的庞大而有机的体系。他既探讨这种活动的结果及导致结果的过程，又探讨这种活动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并且用活动论的观点对科学作了认识论的分析和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

科学哲学视域中的德性与科学哲学的研究目的、对象及研究活动相对应，一般被称为科学的精神气质或科学规范。国内外不少科学家对此进行了大同小异的论述：笛卡尔在《探索真理的指导原则》中总共罗列了21条获得知识的指导原则；默顿认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包括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四个方面。普遍主义“直接表现在下述准则中，即关于真相的断言，无论其来源如何，都必须服从于先定的非个人的标准：即要与观察和以前被证实的知识相一致”，公有性是指“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因此它们属于社会所有”，无私利性“既不等同于利他主义，也不是对利己主义感兴趣的行动”，有组织的怀疑“与科学的精神特质的其他要素都有不同的关联。它既是方法论的要求，也是制度性的要求。按照经验和逻辑的标准把判断暂时悬置和对信念进行公正的审视，业已周期性地使科学陷于与其他制度的冲突之中了。科学向包括潜在可能性在内的涉及自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实问题进行发问，因此，当同样的事实被制度具体化并且常常是仪式化了时，它便会与其他有关这些事实的态度发生冲突”。刘大椿将科学的精神气质归纳为五个方面，即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诚实性和合理的怀疑性，其具体阐述与默顿并无很大的差别。

（2）关于科技伦理学视域的德性研究

科学有无伦理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许多科学哲学家从科学知识论的视角出发主张科学与伦理无涉，正如甘绍平所概括的那样，“持否定态度者认为，科学家的研究目的是追求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的客观真理，判断科学知识及理论的标准是真与假，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与坏；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营建所依据的也是自然界本身的客观法则，判断技术发明与应用的标准是先进或落后，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因此，科技领域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并非伦理道德的研究对象”。

许多学者从科学成果社会应用的视角出发研究科学的伦理问题，如周昌忠的《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科技社会的伦理学》、杨莉的《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研究》、徐少锦的《科技伦理学》、陶明报的《科技伦理问题研究》、余谋昌的《环境伦理学》、李春秋的《当代生命科技的伦理审视》、李建凡的《克隆技术》、肖平的《工程伦理学》、孙慕义的《医学伦理学》、邱仁宗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王前的《中国科技伦理史纲》、王国豫与刘则渊合编的《高科技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王玉平编著的《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问题研究》等专著及发表在国内外高等杂志上的论文。陈爱华在其题为《略论科学活动的伦理价值》的论文中指出科学活动的伦理价值是科学活动主体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活动成果的社会应用中所产生的正负两极效应的自觉，同时也是科学活动主体探索科学活动成果合理应用的实践和对促进自然—人—社会系统协同运行的道德责任与“终极关怀”。蔡贤浩在《浅谈现代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规范》中论述道，“现代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科技进步给世界带来空前繁荣的同时，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生态失衡等各种问题随之而来，同时也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为此，作为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和科技知识最主要的载体——科学共同体，有责任、有义务树立坚定的‘科技良心’和职业伦理道德，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尽职尽责，使科技文明为人类创造繁荣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甘绍平等对科学成果社会应用中伦理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质疑。甘绍平认为，“科技成果的应用与道德有关，但应用已经属于科技本身之外的领域了，应用道德是不能构成科技伦理本身的内容的”。他又指出，“我们讲科技伦理，并不是指科技成果本身有什么伦理，而是指科学研究、技术探索过程中的伦理”。科学伦理问题是“科学活动本身的伦理问题，即探寻科学家在其研究的过程中、工程师在其工程营建的过程中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涉及以责任概念为表征的伦理问题”。有许多学者与甘绍平一样主张将科学活动作为科学伦理研究的切入点。陈文化和李立生也认为，“‘科技’与‘科技活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伦理道德问题源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Bermard E.Rollin在Science and Ethics中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论证科学伦理的合理性。

国内从科学活动及科学成果社会应用的综合视角出发进行科学伦理研究的论文有很多。许多学术论文在一些知名期刊上发表，其内容涉及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中的方方面面，包括网络信息技术伦理研究、基因技术伦理研究、转基因技术伦理研究、克隆技术伦理研究、纳米技术伦理研究。

专门研究科学活动中的德性（科学活动论视域中的德性）的学者及论著并不多见。美国学者Louis Caruana在Science and Virtue:An Essay on the Impact of the Scientific Mentality on Moral Character中论述了科学与德性的内在关联，他指出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它还是一种决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科学伦理学》一书根据科学劳动的特点归纳出该职业特有的道德规范：其一，“科学的全人类性和科学技术日益广泛渗入社会生活的特点，决定了‘献身科学，造福人类’是科学道德的重要规范”；其二，“真实无虚是科学劳动的另一特点，它不仅是科学劳动的态度和方法，而且也具有丰富的道德内容”；其三，“创造性与探索性是科学劳动的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主体心理和行为模式中便形成科学创新精神。勇于探索、合理怀疑是这种精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1993年，陈爱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试论科学活动的德性本质》的论文，她强调科学活动对科学活动主体道德认知的启迪、道德情感的陶冶和道德意志的磨炼，从而为人的品性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陶明报于2003年在《道德与文明》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科技活动中的德性》的论文，该篇论文进一步论述了科学活动中的德性。陶明报指出，科学中虽然不包含关于善恶的道德判断，但人们从事科技活动的目的、动机、情感却可以调发出使命感和责任感等相关道德命题。从事科学活动有助于砥砺主体意志的顽强性，提高主体内在的自制力，锻炼道德选择的决断性。

（3）关于德育学视域中的科学人才德性培养研究

在科学人才培养视域中，一部分学者从德育学角度出发关注科学活动主体应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品质或道德修养。1984年，杨德荣出版了《科学家与科学道德》一书。这是一本德育丛书，它集中阐释了中西方科学家的科学道德。同年，邸鸿勋出版了《科技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和《科技人才概论》两本专著。1985年，孙华旭主编的《科技工作者思想品德概论》出版。全书分三编，“第一编从科技工作的特点和我国当代理工科大中专学生的历史使命出发，阐述了加强思想品德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二编阐述了从事科研所应必备的思想修养；第三编则论述了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所具备的品德修养”。姚炎祥也于同年出版了《科技人才修养十二讲》。1987年，李福科的《科技人才品格结构》和马桂秋的《科技人才学》相继出版。之后，又相继出版了《当代科技人才素质》《科技人才素质结构》《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科技创新与竞争力：建构自主创新能力》等专著。

从总体来看，学术界已经对从事科学活动的各类主体及德性伦理学进行了纵深研究，并且从不同学科（科学哲学、科技伦理学、德育学）视域研究科学与德性。尽管如此，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科学哲学视域中的德性与科学哲学的研究目的、对象及研究活动相对应，一般被称为科学的精神气质或科学规范，如普遍性、公有性、诚实性、合理的怀疑性等；科学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科学活动中的伦理或德性研究。二是科学成果社会应用中的伦理或德性研究。目前，对于科学活动论视域中的德性研究得很少，而对科学成果社会应用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也不在德性论的视域，而是在伦理学视域；德育学视域中科学人才德性培养更关注科学活动主体应通过教导养成什么样的德性。所以，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研究缺乏德性论与科技伦理学的复合研究，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导，从科学活动论、德性论与科学伦理学的复合视域研究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几种方法：内引式的概念辨析法、系统论方法、学科交叉方法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

1．内引式的概念辨析法

在辨析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的相关概念时，本书注重从科学、科学活动、科学活动主体等概念的阐释中析出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在分析科学活动的概念时，注重分析科学活动的样态及其本质；在解析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时，注重从科学活动自身的特点出发，阐述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

2．系统论方法

科学活动是一个复杂性的活动系统，它包括探索、创新和造福人类的活动，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统一体，是科学技术化、技术、生产一体化的活动。本书正是将科学活动作为一个复杂性的活动系统，揭示了当代科学活动蕴含的多重德性悖论，在此基础上，从科学活动自身的特点，探究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的理论建构、德行机制和德性人格。

3．学科交叉方法

如前所述，由于科学活动是一个复杂性的活动系统，研究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不同的学科或领域，诸如道德哲学、科学社会学、道德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只有在这些学科的相互交叉中，才能探索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的本质及其理论建构与相关机制。

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科学活动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人类活动。无论是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的理论建构，还是科学活动主体德行导控与问责机制的探讨都需要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样，才能对科学活动主体德性养成具有指导性，对于科学活动主体德行机制的构建具有前瞻性，进而进一步深化和推进科学伦理学与德性论研究。

四、研究内容和可能的创新

1．研究内容

本书主要从科学发展史、科学活动论、德性论与科学伦理学的复合视域研究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

第一章从辨析科学、科学活动、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等相关概念入手，研究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的内涵。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从主体的科学活动层面主要包括作为科学探索活动主体的德性、作为科学创新活动主体的德性和作为造福人类的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从科学活动的主体层面主要包括科学活动个体的德性和科学活动共同体的德性。

第二章从考察科学活动及其主体的历史演进入手，研究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的历史嬗变。科学活动历经从零散到汇聚、从单一科学到综合性科学的发展历程；其组织方式从民间向国家转型；其研究视域从学科视野转向全球视域。由此，科学活动的主体也从个体向共同体演化。相应地，科学活动主体德性也就由真向真善美延展，由个体德性走向个体—共同体德性。

第三章从分析当前科学活动及其主体存在的问题入手，即科学活动自身发展的特性、科学活动主体的认知局限及其行为所受的名利诱惑等，揭示了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悖论。其中，包括科学活动主体在科学探索活动中的真伪悖谬和真善冲突；在科学创新活动中革故鼎新的困境及优先权之争；在造福人类的科学活动中德福的时间悖谬、空间悖谬和内在悖谬，即科学活动近期德福一致与中期或者远期德福背离；局部地区德福优化与全球德福次优化或者恶化；研究的优化与应用的退化等。

第四章从反思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悖论入手，立足于科学活动自身的特点，探究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的理论建构。其中，包括科学探索主体应克服科学探索活动中的真伪悖谬和真善冲突，培养自身的探索德性；科学创新主体应突破科学创新活动中革故鼎新的困境及优先权之争，塑造自身的创新德性；造福人类的科学活动主体应规避造福人类的科学活动中出现的时间上、空间上及“研究—应用”上的德福悖谬，构筑其造福人类的德性。

第五章从构建科学活动主体德行机制入手，探讨建立与完善科学活动主体德行导控与问责机制，进一步达到和提升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境界，展现其人格魅力。

2．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本书的创新主要表现为：在理论上，系统和深入地研究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不仅进一步推进了科学伦理的理论研究，而且拓宽了德性论的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科学活动主体的德行导控与问责机制，以养成其德性并提升其德性人格境界，因而在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指导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导，从科学发展史、科学活动论、德性论与科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复合视域，辨析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概念、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的历史嬗变，进而探索当前科学活动主体德性凸显的主要问题、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的理论建构及其现实运作机制等。

第二，理论研究的创新。本书以科学发展史、科学活动论、德性论、科学伦理学、道德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剖析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悖论，其中包括科学探索活动主体的德性悖论、科学创新活动主体的德性悖论与科学活动的德福悖谬。在此基础上，探讨科学活动主体德性的理论建构。其中，包括建构科学活动主体的探索德性、创新德性及造福人类的德性。

第三，实践研究的创新。在上述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探索科学活动主体德行机制的建构与运作，其中包括科学活动主体德行导控与问责机制，从而提升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境界，展现科学活动主体的德性人格魅力。

但是，由于本书关涉的领域多，又限于作者资料搜集、研究的视域及研究水平，还存在诸多的疏漏与不足，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