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服输的人

不管经历了多少困难的磨炼，我终于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是很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能够开口说话这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

我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学习知识，目的就在于日后能够有所用处，哪怕是能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点的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的，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到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情呢？”我常常这样思考着，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是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力用在与你有着相同遭遇的儿童身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也不要你担心，由我负责去筹募。你觉得这样做好吗？”当时我的回答是：“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我在完成学业之前，暂时不会考虑这件事情。”

虽然话是这么说了，但是这位朋友不改初衷，仍不断试图来说服我。时常对我和莎莉文老师进行疲劳轰炸。最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索性不和他争辩，而他却误以为我们对这件事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没有起床的时候，这位朋友已经在赶往纽约的途中了。他找遍了纽约、华盛顿所有的朋友，对他们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想立刻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觉得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在信里表示希望我能尽快赶往纽约，去把事实真相说清楚。于是，我只好和莎莉文老师风尘仆仆赶往纽约，去拜访那些给我资助的先生们。当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走不开，是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他们几个人为此事聚在一起讨论，最后马克·吐温先生下结论般地说：“洛奇先生明确表示，他不肯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还有那位先生一再强调这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么知道别的事不是上帝的旨意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在我大学毕业之前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竟然还有一些人叫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提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生活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训练。我对这些人说：“很抱歉，我对你们的计划不感兴趣。因为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我的答复居然被对方很生气地指责，说我是个利己主义者，只肯为自己付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才去做。

幸好，贝尔博士和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人，都很开明也很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从不加以干涉。他们的做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暗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人类社会的事情，又是我能做的，我将全力以赴去做好它！

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真正可以替盲人贡献心力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也是在柏金斯盲人学校毕业的，现在他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这所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

于是我很快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经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议会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顺利获得了通过，很快就成立了特别委员会。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我们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学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后来又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这样的商店。

我搬到连杉之后，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的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当务之急有两件事需要解决：第一件事是盲人必须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怎样才能使盲人学会这一技能。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这样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辛劳，来到我们的委员会并提出了怎样预防失明的办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之二的失明原因是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的感染而造成的。像这种情况，如果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摩洛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他认为这一点在法律上是应该有明文规定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以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你既然知道是这种病因，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他有些无奈地说：“说实话，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过不名誉的事，染上了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甚至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也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介绍后，都同意推展这项工作，可是进展却不顺利。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对我们这项工作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公开谈论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他们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又过了两年，也就是一九〇七年，我来到堪萨斯市，和一位眼科大夫谈论到此事，他说：“这种事通过报纸宣传效果最大，为什么你们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纸上公开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去拜见报社总编尼尔逊先生，但是他却干脆地回绝了我的要求。我简直失望透了，也许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尼尔逊先生，他忽然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这样好吗？”

我很快就写了几个真实的案例送过去，庆幸的是主编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报纸的第一版面。我们总算是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接下来《仕女杂志》在同一年刊载了同一类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这样就扩大了讨论面。之后，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紧接着就创办起来了。

当时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那以后，我的稿约不断，工作量逐渐增多，几乎有些应接不暇，但我还得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伐忽然变得十分匆忙，我总是急匆匆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来不及休息，紧跟着另一项邀请就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有时会在同一天内连赶五六场会议。除此之外，信件也是特别地多，处理这些信件又占用了我很多时间。由于过度劳累，我和莎莉文老师的身体都有些吃不消了。

虽然我们应接不暇地忙于这些事情，可是生活上仍然感到很拮据，有一阵子连佣人都请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去火车站后，回程时顺路买菜。这时，我就得在家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做完这些再去花园里摘些花插到花瓶里，顺便启动风车贮水，还要记得一会儿就得把风车关掉等等。可想而知我的工作量是多么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和信件又特别地多。

一九〇六年，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开会时，莎莉文老师都会坐在我身边，用手语告诉我会议进行的情形。但是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怎么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呢？那些根本不着边际的官样的询问和回答真叫人疲惫不堪。我在担任这个职务的几个月后便请辞了。

那些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的人却又非得通过团体的力量不可，唯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和声援。因此我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诸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也因此，我必须更多地练习演讲的技巧，希望在面对大众时更具有说服力。

基于这个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只是效果都不很理想。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通音乐理论并对此深有研究，人类的发声机能他也有所研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请他帮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可以试试看！”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从一九一〇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就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他在我们家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记得我十岁时，莎莉文老师曾经带我去找过郝拉先生。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所引起的振动，就抓住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他发出“arm”的声音，并要我尽力去模仿。由于我太紧张了，勉强才能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混乱。

“把你的喉咙再放柔和些，舌头不要太用力。”

他那么耐心地指正我，练习发音前应该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从孩提时起就应该不断地去练习，这样我的声音才能练习得更美妙，同时才能记住更多的单字。我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我希望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其实怀特老师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他越教我越感到有趣，竟然连续教了我三年，其中两年的夏季，他甚至为了教导我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音器官开始的，然后练习发声，再就是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就这样经过三年后，我终于勉强能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莎莉文老师和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真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到现在为止，每当想起那时的情景都会觉得心有余悸。站在讲台上的我一直发抖，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已经拟好的演讲稿拼命地在喉头上打转，可我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我简直是用尽全力喊出声来，自己感觉就像一发大炮的射出。但是别人事后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样。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虽说做得很吃力，可我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但是从讲台上走下来的那一刻，我禁不住哭出了声，沮丧地和别人说：“讲出话来对我而言实在是太难了，我怎么这么不自量力呢？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做的。”

事实上，我没有因此就真的丧失了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刻苦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尽管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能讲话，到能够用嘴巴说话，这对我的工作进展有很大的帮助。至此，我总算实现了我梦想的一部分。

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