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酒店

一个大酒桶落到了街上，摔破了，这次意外是在把酒桶从车子上搬下来时发生的。酒桶一下子滚了下来，桶箍爆裂，酒桶像胡桃壳一样碎开了，散落在酒店门前的石子路上。

附近的人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那些闲逛的也停了下来，都跑过来抢酒喝。街道上铺着大大小小的石头，杂乱粗糙，棱角分明，让人觉得仿佛是有意设计成这个样子，要把所有靠近的人都弄瘸似的。这些石头把洒出来的酒分隔成了一个个小酒洼；每个酒洼周围，都挤满了推推搡搡的人群，人数不一，视酒洼大小而定。有些男人跪了下来，合拢双手，把酒捧起来啜饮着，或是趁那酒还没有从指缝里漏出去时，捧给那些正俯在他们肩头上的女人吮吸。还有些人，有男有女，用破陶瓷杯子到酒洼里去舀，有的甚至用女人的头巾去蘸上酒，然后再挤到孩子的嘴里；有的用泥砌起小小的堤坝，把酒挡住，不让它流出去；有的听从高处窗口旁观者的指挥，东奔西跑，堵截那些正要往新的方向流走的细小酒流；还有的人则专心对付那些被酒浸泡染红的酒桶碎片，起劲儿地舔着，甚至津津有味地嚼着被酒浸湿泡软了的碎木片。这条街没有排水设施，酒不会流走，所有的酒都是被吸干的，甚至连尘土也少了好多，就好像这条街上忽然有了个清道夫似的，假如熟悉这条街的人们，愿意相信会有这种奇迹的话。

抢酒游戏就这样进行着，街道上回响着男女老少的欢声笑语。这场游戏中粗野的成分少，更多的是玩笑嬉戏的成分。其中包含着一种独特的友谊，一种显而易见的愿意彼此交往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人们，尤其是那些运气较好的或心境轻松的人，嬉笑着互相拥抱，互相祝酒，互相握手，甚至还有十几个人手牵着手跳起舞来。等到酒已喝尽，那些洒得最多的地方，都被手指耙成格子状了。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也随之戛然而止。刚才把锯子扔在木柴堆里的男人，此刻又重新拿起并拉起了锯子；刚才把装满热灰的小盆撂在门口台阶上的女人，也回去取她的小盆了，好暖和一下自己和孩子冻疼的手脚；那些赤着胳膊、乱发缠结、面色苍白的男人，刚才从地窖里钻了出来，出现在冬日的阳光里，这时又钻回到地窖里去了。整条街又笼罩在一片阴暗之中，对这一带而言，阴暗似乎比阳光显得更加自然和谐一些。

洒出的酒是红葡萄酒，它染红的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尼区狭窄街道的地面。也染红了很多双手，很多张脸，很多双赤脚，很多双木鞋。那个锯木头的男人，双手在木柴上留下了红色的印记；那个刚才给孩子喂酒的女人，额头也被重新包在头上的沾满酒渍的破头巾染上了红印。那些贪婪地嚼过酒桶碎片的人，满嘴血红，像老虎刚吃了食；有一个满嘴血红、爱开玩笑的高个子家伙，顶着个像脏口袋似的睡帽，大半个脑袋露在睡帽外边，此时用手指蘸了和着泥浆的酒渣，在一堵墙上写下了一个字——血。

他写的那个东西在街心的石缝中流淌，染红人们身体的日子就快到来了。

笼罩在圣安东尼那神圣容颜上的乌云，被刚才一瞬间的阳光驱散了片刻，现在这里又是一片阴暗——寒冷、肮脏、疾病、愚昧和贫困，是陪伴在这位圣徒身边的五位老爷，他们全都有权有势，特别是最后那一位。那些在磨坊里经受了可怕的反复碾磨的普通百姓——碾磨他们的当然不是传说中那种能把老人磨成青年的神磨——在角落里颤抖着，在门廊前徘徊着，在窗户边张望着，衣不蔽体地在寒风中蜷缩着。碾磨他们的是能把青年磨成老人的磨；儿童也被磨得未老先衰，声音低沉；无论儿童还是成年人，饥饿挂在每个人的脸上，磨出一道道或新或旧的痕迹。饥饿四处横行。饥饿被推出高楼，躲进挂在竹竿和绳子上的破衣衫里；饥饿被用麦秆、破布、木片和废纸补缀在衣物上；饥饿停留在那个男人锯开的小小的木柴片上；饥饿从那不冒烟的烟囱上向下俯视着；饥饿徘徊在肮脏的街道上，那儿的垃圾堆里没剩下一丁点儿可以吃的东西。饥饿刻在面包师的货架上，写在存货不多的每一块劣质面包上；在腊肠店里，饥饿写在待售的死狗肉做成的每一根腊肠上。饥饿钻到烤栗子的转筒里，摇晃着自己那把枯骨，咯咯作响；饥饿被切成碎末，放在一小碗带皮的土豆片里，用点滴油星煎炒着。

饥饿逗留在所有适合它的地方。它逗留在一条狭窄弯曲的街道上，这里充满犯罪，臭气熏天，与另外一些狭窄弯曲的街道交叉相连。这里的人们全都衣衫褴褛，头戴睡帽，人人身上都散发着破衣烂衫的臭味，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垂头丧气，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可是，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气氛中，人们还是露出一种垂死挣扎的情绪。尽管这里的人形容憔悴，但他们当中仍不乏冒着怒火的眼睛；不乏因压抑而抿得发白的嘴唇；也不乏似绞索般皱作一团的眉头，不知是自己被绞还是用来绞死别人。店铺的招牌上（几乎每家店铺都挂着招牌）全都是表示贫穷匮乏的冷酷画面。肉店画的是几块皮包骨头的肉；面包店画的是几块最粗劣的面包；酒店则胡乱涂画了几个喝酒的顾客，正对着那一点薄酒发着牢骚，或是怒目而视，或是凑在一起密谈。这里没有一样东西象征着兴旺繁荣，只有工具和武器除外。磨刀匠的刀和斧是锋利闪亮的，铁匠铺的锤子是结实沉重的，造枪者所造的枪械是杀气腾腾的。路面上是些能让人摔断腿的石头，还有许多泥坑和水洼，没有人行道，这样的路面一直通到住户门口。作为补偿，阴沟倒是直通到了街道中央——只有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下大雨时它才有可能把水排出去，而等到真的下了大雨，它就会莫名其妙地发作起来，将水冲进住户家里。街道上，每隔一段很远的距离，才有一盏粗陋的街灯，吊在绳子或滑轮上；到了晚上，点灯的人把灯放下来，点亮后再重新挂上去，一片微弱昏暗的灯光在人们头上有气无力地摇晃着，仿佛置身海上一样。它们也确实是在海上，这船和它的船员正面临着暴风雨来袭的危险。

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地区那些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人们，会因为无所事事，饥饿难耐，而琢磨着要把点灯人长期以来的工作方法加以改进：用绳子和滑轮把人吊起来，以便照亮他们黑暗的处境。不过，那一天尚未到来；掠过法国的每一阵风，都只是徒劳地吹动着稻草人那破烂的衣衫，因为那些歌喉动听、羽毛艳丽的鸟儿，并没有理会什么警告。

这家酒店坐落在街角，在外观和档次上比别的店要高级一些。身穿黄马甲和绿裤子的酒店老板刚才就站在门外，看着人们争抢洒在地上的酒。“这不关我的事，”最后他耸了耸肩，说道，“是市场送货的人给弄翻的。叫他们再送一桶来好了。”

这时，他碰巧看见那个爱开玩笑的高个子家伙正在墙上写字，便隔着街对他喊道：

“喂，我说加斯帕，你在那儿干什么啊？”

那人意味深长地指了指他写的字，他们这帮人彼此早已习惯了这种方式。而这招不灵验，甚至彻底失效的现象，在这帮人中间也是常有的。

“干什么？想进疯人院吗？”酒店老板说着，走过街去，从地上抓起一把烂泥，把那个开玩笑的字眼涂掉，“你干吗在大街上写？难道——你告诉我——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写这种字了吗？”

他一边劝着，一边有意无意地用一只干净的手，朝那爱开玩笑的家伙胸口上碰了碰。高个子家伙则拍打了一下对方的手，敏捷地向上一蹦，又用一个古怪的舞蹈动作落了下来，只见他的一只脏鞋从脚上飞起，甩到了手上，他一把接住，举了起来。照这情形看来，他的确是个爱开玩笑、喜欢恶作剧的人，倒不能说是凶狠残忍。

“穿上，把鞋穿上，”酒店老板说道，“去喝酒，去喝酒，到那边去喝！”说着，还把脏手放到那家伙的衣服上擦了擦——这么做完全是故意的，因为那手是因为他才弄脏的，接着他又穿过街道，回到了酒店里。

酒店老板三十岁左右，粗脖子，一副武夫的形象。他的火气一定很旺盛，虽然天气严寒，他却把外衣搭在肩头，没有穿上。他还卷起了衬衫袖子，露出棕色的前臂和肘部。一头蓬松卷曲的黑色短发，没戴帽子。他肤色黝黑，目光炯炯，双眼之间的距离很开阔。总体看上去脾气不算坏，但也透着一股毫不迁就的倔强劲儿；显然，这是一个意志坚定、果敢决断的人；在两边皆是深渊之处，还是最好不要与这种人狭路相逢，因为他是无论用什么也拽不回头的。

他走进酒店时，他的妻子德伐日太太正坐在柜台后面。德伐日太太和他年龄相仿，是个身材壮实的女人，她那双眼睛很少望着什么东西，其实却很机警，粗大的手指上戴着沉重的戒指，神态沉静而不失坚毅，举止沉着镇定。德伐日太太身上有一种特性，会使人相信，她所经管的账目是不会出什么错误的。她对寒冷很敏感，身上用毛皮衣服裹得严严实实，头上还围着一条色彩鲜亮的大围巾，只有两个大耳环露在外面。她面前堆着编织的东西，不过，这会儿她却放着没织，正用一根牙签剔牙呢。她专心剔着牙，丈夫走进来时，她没有吭声，只是轻轻地咳了一声。这声咳嗽，再加上她那浓黑的眉毛微微向上抬了抬，便是在向她丈夫暗示：最好留意一下店里的顾客，因为在他到街对面去的时候，又来了新的顾客。

老板于是转了转眼珠，四处打量着，最后，他将目光停留在坐在酒店角落里的一位老先生和一位年轻小姐身上。其他几个顾客还在那儿：两个在玩纸牌，两个在玩骨牌，三个站在柜台旁边，慢悠悠地品着杯中所剩不多的酒。当他走到柜台后面的时候，注意到那位老先生向那位年轻小姐递了个眼色，好像是在说：“就是他。”

“你们究竟在那儿捣什么鬼？”德伐日先生心想，“我又不认识你们。”

不过，他假装没看见那两位陌生的顾客，与站在柜台边喝酒的三位顾客聊了起来：

“怎么样了，雅克？”这时三人中有一个对德伐日先生说道，“洒出来的酒都喝光了吗？”

“一滴也没剩下，雅克。”德伐日先生答道。

就在他们互唤“雅克”这个名字的时候，正在剔牙的德伐日太太又轻轻地咳了一声，眉毛又微微抬了抬。

“这些可怜的家伙，”三人中的第二个对德伐日先生说道，“难得能尝到酒的滋味，除了黑面包和死亡，很难尝到别的东西。是吧，雅克？”

“是这样的，雅克。”德伐日先生回答道。

在他们第二次互唤雅克这个名字的时候，德伐日太太又轻轻地咳了一声，微微抬了抬眉毛，依旧平静地剔着牙。

三人中的最后一位说话了，他放下喝空了的酒杯，咂了咂嘴：

“唉，情况越来越坏了！这些可怜的家伙嘴里尝的总是苦味，过的总是苦日子啊，雅克。我说得对不对啊，雅克？”

“说得对，雅克。”德伐日先生回答道。

第三次互唤名字话音刚落，德伐日太太把牙签放到了一边，眉毛向上扬着，在座位上略微挪了挪身子。

“别说啦！真的！”她丈夫咕哝着，“先生们——这是我太太！”

三位顾客向德伐日太太脱帽致敬，还将帽子挥动了三下。她点了点头，瞥了他们一眼，表示还礼。她漫不经心地环视了一下酒店，然后神态自若地拿起她编织的东西，专心织了起来。

“先生们，”她的丈夫说道，一双明亮的眼睛始终留意着妻子的一举一动，“日安！我刚才出去时，你们在打听并想要去看看的那个带家具的单人房间，就在五楼。楼梯口在紧靠这儿左边的小院子里，”他用手指了指，“就在酒店窗户旁边。不过，我想起来了，你们当中有一位去过，他可以带路。再见吧，先生们！”

三个人付完酒钱就走了。德伐日先生的眼睛留意着正在织东西的妻子，这时，那位老先生从角落里走了出来，请求和他说句话。

“好的，先生，”德伐日先生说道，默默地跟他走到了门口。

他们的交谈很简短，却很干脆。老先生几乎才说出第一个字，德伐日先生就大吃一惊，然后十分专注地听着。不到一分钟，他就点点头走了出去。老先生朝那位年轻小姐做了个手势，两人也跟着走了出去。德伐日太太灵活的手指飞快地编织着，眉毛纹丝不动，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杰维斯·罗瑞先生和莫奈特小姐就这样从酒店里走了出来，在德伐日先生刚才指点另外三位去的那个楼梯口找到了他。楼梯口在一个又臭又黑的小院子里，是一个公用的总入口，里面有一大片住宅，住着不少人。

通向楼梯入口的用砖铺的过道里十分阴暗，就在这里，德伐日先生向他昔日主人的孩子单膝跪下，吻了吻她的手。这原是一个文雅的动作，可他做起来却并不文雅。一瞬间，他的神态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脸上温和、开朗的表情不见了，变成了一个诡秘、愤怒、危险的家伙。

“楼梯很高，不太好走，开始走时最好慢点儿。”他们开始上楼梯时，德伐日先生用严肃的语气对罗瑞先生说道。

“他是独自一人吗？”罗瑞先生轻声问道。

“然是独自一人！上帝保佑，还有谁能跟他在一起呢？”德伐日先生同样低声地答道。

“那么，他总是独自一人？”

“是的。”

“是他自己的意思吗？”

“必须得这样。他仍然和我刚见到他时一个样子。当时他们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收留他，这样做会冒风险，我必须得小心——那时他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

“他变化很大吗？”

“变了！”

酒店老板停下脚步，用手捶着墙壁，嘴里嘟囔着，狠狠地咒骂了一声。这比任何直接的回答都更有力。罗瑞先生和两个同伴一起，越爬越高，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这样的楼梯，及其附属设施，在巴黎那些较为陈旧和拥挤的地段，如今该算得上是够差的了；而在那个时代，对于尚未习惯、尚未麻木的感官来说，那简直就是糟透了。蜗居在这幢肮脏大楼里的每一户人家——也就是说，通向公用楼梯的每一道门里面的房间——除了把一部分垃圾从窗口扔出去，大多数垃圾都堆放在属于自己家门口的领地上。这样，即使贫穷和剥削不曾用它们那无形的污秽，来笼罩楼内的空气，垃圾腐烂所产生的难以控制、无可救药的大量污秽，也足以污染这里的空气；而这两种污染混合在一起，就更加让人无法忍受了。

一路上，空气恶浊，楼梯阴暗，陡峭，肮脏。杰维斯·罗瑞先生越来越心绪不宁，那位年轻的同伴也越来越激动，所以他只好停下来休息了两次。每次都停在一扇凄凉破旧、有格栅的小窗子前，仅剩的那点尚未完全腐败的空气，似乎都经过这里逃了出去，而所有变了味的、令人作呕的潮气，似乎都经过这里爬了进来。透过生锈的铁窗栅，仅凭这气味，都不必用眼睛看，你就可以感受到这附近的乱七八糟；在视野之内、在比巴黎圣母院两座高塔的塔尖更低更近的各个地方，已经看不到任何健康生活和崇高志向的希望。

终于爬到了楼梯的顶端，他们第三次停下了脚步。可要进入那阁楼，还得爬一段更陡、更窄的楼梯，才能到达阁楼。这一路上，酒店老板总是走在前面几步，并且总是走在靠近罗瑞先生这一边，好像十分害怕那位年轻小姐会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似的。到了这会儿，他才转过身子，在搭在肩上的外衣口袋里小心地摸索着，直到掏出一把钥匙来。

“门怎么是锁着的，朋友？”罗瑞先生吃惊地问道。

“嗯，是的。”德伐日先生冷冷地答道。

“你觉得有必要把这位不幸的先生这样幽禁起来吗？”

“必须得锁起来。”德伐日先生眉头紧锁着，凑近他的耳边，低声说道。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他被锁起来那么多年了，要是门开着他就会受惊——会发疯——会狂叫——会把自己撕成碎片——会死掉，还不知会带来什么伤害。”

“怎么会这样？”罗瑞先生惊叫道。

“怎么会这样！”德伐日悲愤地重复道，“就是这样。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看起来很美好，但这种事是十分可能的，还有很多类似的事也是可能的，不但可能，而且已经发生了——发生了，你知道吗！就在这天底下，每天都有。魔鬼万岁。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吧。”

这番对话是在窃窃私语中进行的，所以，那位年轻小姐一个字也没有听见。不过此时，她已激动得浑身发抖，脸上流露出极度的焦虑不安，确切地说，是流露出惊慌和恐惧。罗瑞先生觉得自己必须得说几句，鼓励她一下。

“勇敢点，亲爱的姑娘！勇敢点！这是桩业务！最糟糕的情况马上就会过去了；只要进了这道门，一切都会过去。然后，你带给他的所有美好的东西，所有的安慰，所有的幸福，就都将开始了。请让我们这位好朋友过来，帮忙扶着你吧。好了，德伐日朋友，现在过来吧。业务，这是桩业务！”

他们轻轻地、缓缓地向上爬去。楼梯很短，他们很快便来到了顶上。拐过一道弯，他们突然看到三个人，弓着身子，紧凑在一道门旁边，正透过墙上的缝隙或小洞，专心地往房间里瞧着。听到有脚步声走近，三个人急忙转过身来，站直了，原来是刚才在酒店里喝酒的那三个同名的人。

“你们一来，我光顾着吃惊，竟把这三位给忘了，”德伐日先生解释道，“你们先离开一下吧，好伙计们，我们这儿有点事要办。”

三个人从他们身边侧着身走过，默默地下楼去了。

这层楼看起来再也没有别的房门了。等那三个人离开以后，酒店老板就径直朝这道门走去。罗瑞先生有点恼怒，低声问道：

“你拿莫奈特先生当作展览品吗？”

“你已经看到了，我只让经过选择的少数人瞧瞧。”

“这样做合适吗？”

“我想是的。”

“这少数人都是些什么人？你是怎么选择的呢？”

“我选择的都是真正的男子汉，那些和我同名的——我叫雅克——看看这样的情形对他们有好处。行了，你是英国人，那是另外一回事。请你们在那儿稍等一下。”

他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让他们靠后，然后弯下腰，从墙上的缝隙向里面望了望。随即又抬起身来，在门上敲了两三下——显然这只是为了弄出点声音，并没有别的意思。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又拿起钥匙，在门上划了三四下，然后才笨手笨脚地插进锁孔，费劲儿地转动起来。

门在他手下向里面缓缓地打开了。他往里看了看，嘴里说了句什么。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了句什么。双方好像都只说了一两个词。

他回过头，示意他们俩进去。罗瑞先生用胳膊紧紧搂住姑娘的腰，扶住她，因为他觉得她已经站不稳，就快倒下了。

“这——这是——一桩——业务，业务！”他给她鼓着劲，而脸颊上却闪着与业务无关的泪光，“进来，进来吧！”

“我害怕。”她颤抖着回答道。

“害怕？怕什么？”

“我是说他，我的父亲。”

看到她现在这个状态，而领路人又在招手催他们快进去，罗瑞先生只好不顾一切地把那只搭在他肩上发抖的胳膊，拉到自己的脖子上，把她的身子架起来一点，匆匆地拽进了房间。一进门，他就把她放下，扶住她，紧靠着自己站住。

德伐日先生拔出钥匙，关上门，从里面把门锁上，又把钥匙拔出来，拿在手里。这一切他都做得有条不紊，还尽量把声音弄得又大又刺耳。最后，他迈着有节奏的步伐，穿过房间，来到窗户跟前站下，转过头来。

这间阁楼十分昏暗，原来是用于存放木柴之类的东西；屋顶那个老虎窗式样的窗户，其实是开在那里的一个门，上面还装有一个可以升降的吊钩，可以把东西直接从街上吊上来。那窗户没有安玻璃，而是用两块木板，形成两扇从中间关闭的门，这和一般的法国建筑没什么两样。为了御寒，一扇门紧闭着，另一扇也只开了一道小缝。透进来的光线很少，刚一进去时，很难看清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只有经过了长期的适应和习惯，才能在这么昏暗的环境下干些精细活儿。可是此刻，这类的精细活儿，阁楼里却有人正在干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背对着门，脸朝窗户，佝偻着身子坐在一张矮凳上，正忙碌地做着鞋子，酒店老板站在窗前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