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律学在中国历史上是怎样发展的

音乐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特殊并且重要的地位。音乐要繁荣发展，必须有坚实的音律学知识作为基础。在古代，礼乐并重，班固《汉书·艺文志》用孔子话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曾就孔子上课“弦歌之声不绝于耳”，指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当时社会的诗不是说的，而是用来唱的，而且还作为外交辞令使用。音乐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由此可见。古人对音乐的重视，也就促进了相应音律知识的进一步发展，促成了音律类著作的不断涌现。

在先秦时期，古人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音律学知识，但这些知识大都散布在有关书籍当中，没有专门论述音律的著作。例如，影响古代音律达两千年之久的三分损益法，具体内容最先出现在《管子·地员》篇；传统十二律的名称，最早则是在《国语·周语》一书中得到阐述的。对音律与节令、气候的关系，在《吕氏春秋》《礼记》等书中，都有所论述。这构成了中国古代音律学说与天文密切相关的重要特点。

进入汉朝以后，音律知识仍然广泛散布在各类书籍当中，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存在的。例如七声音阶就是在《淮南子·天文训》中第一次被提及的，这本书是一篇天文学著作，但却花了相当大篇幅讨论音律的理论。汉代时期等到司马迁撰写《史记》，开辟了中国音律学著作的新纪元。《史记》首开以专章讨论音律的先例，在音律类著作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史记》中“乐”“律”占了八书中两书，可见对乐律学知识的重视。尤其是在“律书”部分，除了介绍有关音律计算的具体内容外，司马迁还对五声、十二律以及和历法相关的十干、十二支、十二月和二十八宿在“风和气”的基础上进行介绍，从而加强了古人把历法和音律相对应的思想倾向。后来，班固在《汉书》中继承这套理论，使其变得更加系统化，编撰为《律历志》。自此，音律学说在正史中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坚固地位。

《汉书·律历志》的作用不只在于它首先开辟了在正史中“律”“历”合一论述的例子，而且还在于它记载的内容的权威性。在这篇“志”中，班固记载了王莽时由刘歆主持的“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所进行的考订音律和度量衡的工作。刘歆在这一工作完成之时，有一份《典领条奏》，详细论述了他们所认为的度量衡和音律的基本原理。刘歆的理论被后来的人们所接受，这使得《汉书·律历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音律著作之一。

到了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到了清代，涌现出更多的音律学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康熙皇帝“御撰”《律历渊源》的第三部《律历正义》一书。康熙皇帝嗣后，乾隆皇帝又步其祖之后尘，“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这两部皇帝“钦定”的音律学著作，定下了整个清代音律学知识的发展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