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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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化的影响与挑战

现代化的概念界定多种多样。从不同视角考察,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内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现代化是指现代工业经济的建立;从政治学角度看,现代化是指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从社会学角度看,现代化主要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组织的分化与整合等。在马克斯·韦伯那里,现代化理论被指责为技术决定论和社会经济决定论;在亨廷顿看来,现代化与发展是同义词,现代化即发展。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概念,既是一个强调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现代科学技术、工业化的概念,具体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一个强调以经济发展为先导带动其他社会变革的概念;既指现代化过程、目标,也内含着一种个性化、先进性的思维方式的意蕴。

(一)实现现代化给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带来的机遇

1.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建设发展和取得的成效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

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始于五四运动,主要成就显现于改革开放时期。经过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进。随着理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深入,在新的时代与时俱进地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这些成就和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经济条件和思想理论基础。如在经济领域,在对内改革方面,经过30多年的努力,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人均GDP为4522美元,大大增强了国民的自信心。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正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注:参见李君如:《民主伴随经济体制改革脚步前行》,载《湖北日报》,2008-09-19。)在社会文化领域,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我们的国民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国在教育、体育、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同样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就,特别是神舟系列飞船的成功发射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行(注:参见罗洪:《现代化视阈中的改革开放30年——解读民族复兴的一种视角》,见齐大新闻网,2008-12-05。),“鸟巢一代”在“抵制藏独、保护圣火传递”、“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国庆60周年”等志愿服务中的良好表现,证明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教育是成功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文化基础。

2.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文化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源和经验

各种现代化都承载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成就斐然。在思想文化的建设方面,先后进行了三次思想大解放(注:参见罗洪:《现代化视阈中的改革开放30年——解读民族复兴的一种视角》,见齐大新闻网,20081205。第一次是1978年5月到12月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哲学理念层面进行突破,把中国人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党在这场大讨论中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冲破了姓“资”姓“社”争论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困扰和束缚,打破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崇拜,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全方位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第三次是1997年江泽民对“公”“私”争论的定论,冲破了“公”和“私”观念的束缚,打破了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公有崇拜,是对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深化。),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6年),坚持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其间,党的十五大报告(1997年)专门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对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明确阐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中共中央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1年)明确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出并具体阐述了“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先进文化问题的论述,更是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思想方向和价值目标。胡锦涛同志于2006年提出的和谐发展观,既是中国独特的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双赢的实践途径。他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我党以史无前例的气魄和文化自觉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思想领域,或者说,在思想文化建设上,我们党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规律和建设方针,既从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吸取经验,努力保持原有的价值理念,又结合思想理论界的努力,通过党的纲领性文件逐渐提炼、归纳出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内容,这种建设思路和方针不仅给当前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机遇,也给包括文化建设、塑造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国民心态在内的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机遇。

3.中国在世界形势中地位和作用日益增长,有利于抵抗国外的意识形态攻势,增强中国公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和平、发展与和谐是当今世界的三大主题。当代中国的发展是集中精力实现现代化,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不仅从一个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国家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制造业大国,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反对保护主义、改革完善国际金融体系等方面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2009年9月2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说:“在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应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发展作为重要途径,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这不仅是中国“发展自己、贡献世界”的一个突出证明,也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示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力量,有利于抵抗国外的意识形态攻势,增强中国公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实现现代化给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1.对社会主义认识、实践的长期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长期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决定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其建设取决于社会主义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那一刻起,或者更早地说,从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发表那一刻起,直到今天,人们始终没有停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就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而言,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过程都将是漫长的、艰巨的。

就我国而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进程不仅走过弯路,而且还需要一个更长期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不少人曾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实践的结果却使我们离社会主义的目标越来越远。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头脑开始变得清醒起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也变得更加理性了。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建不成社会主义”。因此,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揭示了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过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反映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结论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这是因为,随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开始,支撑了广大人民群众近三十年的公有、无私、平等、忠诚、奉献、勤俭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似乎一夜之间坍塌了,而真正被每个公民极端信赖的核心价值理念却未能及时、全方位地形成,结果导致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价值理念的断层,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既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也给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加了难度。

2.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多样化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出贫穷,我们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的并存。如今在所有制上,我们已经形成了国营、集体、民营、外商独资、中外合作合伙和个体劳动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在分配上也已经形成了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新格局。国家通过经济多元化的方式取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就,反过来,经济的多元化也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这无疑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伴随着经济的多元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开始变得更加活跃起来。个体意识形态观念突出了作为“社会分子”的人的主体价值,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较好地回答了个人的存在价值与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个体意识形态观念在当代中国的崛起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对人的客观能动作用,这是积极的方面。另一方面,个体意识形态观念的崛起对于整个意识形态来说也构成了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程度,弱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吸引力。如强调自我价值的个体意识形态观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提倡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冲击;在一些干部群众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取向相违背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大量存在。

从收入角度看,高、中、低收入阶层已经出现;从所有制角度看,至少在私营经济领域是存在着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的;从分配方式上看,已有不少的食利群体;从劳动过程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凸显,即使在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内部,随着企业的改制,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有不断弱化的趋势,企业似乎更像是高管层的企业,已经有学者呼吁,应当防止国企内“新贵”群体的出现和形成。这些因不同经济活动方式而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或阶层,会形成他们各自相对独立的甚至有可能是相互对立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进而形成不同的核心价值目标。比如,有的可能在追求解决温饱、增加收入、改善劳动条件,有的可能在考虑已获得的经济生活状况的稳定,有的可能在考虑如何维护既得利益,有的可能在考虑应该追求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话语权”,等等。

除此之外,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同宗教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有的甚至还是相互冲突的。面对如此多元、多样化的社会,如何建设一个统一的、具有普遍性的并能成为人们共同自觉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疑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3.中国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双重任务本身的挑战将影响和延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程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社会发展规律。温家宝总理在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当地时间2008年9月24日于纽约)发言时指出: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有13亿人口,虽然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收入水平仍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还很落后,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没有解决温饱。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进一步发展还受到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的制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问题还比较突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还很繁重,道路还很漫长,摆在我们面前的机遇和挑战都是空前的。

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员2010年8月6日在第8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作《中国现代化的挑战与前景》报告时指出,21世纪,中国现代化将面临一些重大机遇和挑战,挑战集中为人口、资源、能源、农业、城市、教育、科技、制度、观念、经济、社会、信息化和绿色化13个方面。中国现代化的挑战超过任何国家,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注:其中,观念挑战,指中国的封建观念仍然存在,影响中国人的现代化。农业挑战,指中国仍然有6亿多农业人口,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值。城市挑战,指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城市化道路尚存在争议。制度挑战,指中国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民主化进程需要加快。社会挑战,指中国需要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需要建立新型高效的福利社会。参见何传启:《中国现代化面临13项挑战,超过任何国家》,见中国新闻网,2010-08-06。)这些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实践。

另外,根据二次现代化的理论,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将面临着双重职责与使命。一是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即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的职责与使命,就是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二是完成第二次现代化即信息化建设过程。综合而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任务还十分艰巨,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60%以上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生活的地方没有实现现代化,那中国怎么可能实现现代化。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城乡差别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前,努力解决我国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严峻挑战。中央倡导采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对策,就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两者相互促进。不难看出,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任务本身必将影响和延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进程和成效。何况,即使经济、物质的现代化目标达成,13多亿人观念的现代化历程也必将是一个更为漫长和艰辛的过程。管理学中的“木桶理论”告诉我们:只有补齐了短缺部分,加强了薄弱环节,才能够提高全局和整体的水平。

4.中国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可能凸显的矛盾现象将影响和阻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程

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从解决温饱的发展阶段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我国已走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按照国际发展经验,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这个国家就是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也就进入了矛盾凸显期,这是一个既充满着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一般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因为经济社会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而可以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因为经济社会不协调,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露出来。如果处理不当,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就像一些拉美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的剧烈社会冲突那样。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表明,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及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以及引发的矛盾和冲突等。如果以全国法院接待处理民众来信上访事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现象为例,可以看出在基层社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不和谐因素。统计表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发展快于城市。1978—1984年的6年间,农民每年人均收入增长16.4%,而城市每年人均收入增长8%,城乡差距缩小。但此后情况逆转,1985—2003年的18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城乡差距急剧扩大。从横向看,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二者是3.2:1,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实际上是6:1的关系。从纵向看,以2003年为基期,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若以平均每年6%的速度增长,要赶上目前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还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注:参见高红:《制度公正与社会和谐》,载《青岛日报》,2007-03-10。)事实上,无论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和趋势,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挫伤广大群众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影响和阻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程,最终影响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表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道德基础作用的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