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批判真理游戏的考古学和系谱学

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考古学(Archéologie)和系谱学(généalogie)既是他的主要研究方法，又是他的基本研究主题和主要领域，同时也是他的独特研究风格的重要表现。所以，考古学和系谱学，生动地体现了福柯进行批判和创作的特征和风格，实际上也是他的生存美学原则的准备阶段的展现形态。如同福柯本人及其思想那样，考古学和系谱学在他的著作中的具体表现形态，伴随其批判的方向、内容及领域的转移而变化，采取了多样的、机动灵活和随机应变的形式，使考古学和系谱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论题中，呈现出不断自我更新的生命存在形式，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批判和创作样态。福柯本人在晚期谈及他的考古学、系谱学及真理游戏与生存美学的相互关系时说：“我所研究过的，是三大传统的问题。第一，既然科学知识和真理游戏使我们同时成为主体和客体，那么，通过科学知识，我们同真理究竟保持什么关系？我们和我们的文明中这些极端重要的‘真理游戏’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二，我们和他人，通过那些稀奇古怪的策略和权力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三，在真理、权力和自身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Foucault, 1994: Ⅳ, 782783)

既然从一开始福柯就确认他所要进行的研究是不折不扣的游戏活动，那么，考古学和系谱学也同样显示出它们的游戏性。它们的游戏性就在于它们在实际运用中的灵活性、变动性、策略性和不确定性。我们会在福柯的各个历史阶段的著作中看到，考古学和系谱学，都被他非常灵活自如地加以运用，它们根本没有传统方法论和思想模式的那些形式化和僵化的特征。正因为这样，考古学和系谱学并没有固定的公式和模式，也没有确定不变的定义。我们只有首先把握福柯的彻底叛逆精神及其灵活机智的策略运用本领，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其次，如同福柯本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随时会发生变化一样，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也随着他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任务及其实际状况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对于我们来说，关键就在于把握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基本精神。至于考古学和系谱学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在不同研究中的策略变化，都只能作为理解其基本精神的参考指针，并被当成福柯的思想风格以及考古学和系谱学本身性质的直接表现。福柯本人始终都依据批判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讲述和表现考古学和系谱学的主要重点。

考古学和系谱学所表现的高度灵活性和战斗性，使许多人未能正确地把握其精神实质，也对福柯的研究成果和风格产生了疑惑甚至某些责难。这也促使福柯本人，针对人们对他提出的不同问题，一再对考古学和系谱学进行多种方式的说明。总之，恰恰正是考古学和系谱学本身的灵活和策略性质，使福柯本人在不同时期所做出的诠释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性，一点也没有改变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根本性质。只要从福柯的真理游戏和生存美学原则出发，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变异性和不确定性与其基本性质的内在关系。

福柯本人在晚期总结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意义时指出：它们既是方法，又是目的本身；同时，它们同样又都是真理游戏研究工作中的基本方法和策略。就两者的实际运用次序及程度而言，考古学在他的研究前期运用得较多，后来，在研究知识与权力的交错运用过程时，考古学经常同系谱学并用，而后期，则更多地以系谱学取代考古学。福柯自己在谈到考古学和系谱学在他的写作生涯中的命运时说，他首先将考古学运用于探讨各种“真理游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探讨各种所谓的“经验科学”(sciences empiriques)的产生和散播条件及状况。这就是福柯在其前期探索的精神病治疗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的历史的状况。接着，他将考古学和系谱学运用于研究真理游戏与权力关系的复杂活动网络之中，特别是以此探讨实际的惩罚技巧（如监狱等）中的真理游戏的状况。同时，他还试图通过对关于“性”的论述的变化史的考察，集中地阐明权力与道德在建构主体性方面的基本策略。他为此指出：“系谱学可以有三个可能的研究领域。首先，是关于我们自身与真理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存在论；其次，是关于我们自身与权力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存在论，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将自身建构成为对他人采取行动的主体；第三，是关于我们自身与道德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存在论，以便将我们自身建构成为伦理的主体。因此，对于一种系谱学来说，有可能存在三大主轴，而这三大主轴都已经表现在我的《精神病的历史》中，尽管采取了模糊的形式。接着，我又在《诊疗所的诞生》和《知识考古学》中研究真理。我是在《监视与惩罚》中研究权力，并在《性史》中研究道德。所以，在关于性史的书中，核心的问题都是环绕着道德史。”(Foucault, 1994: Ⅳ, 393)然后，福柯又通过系谱学，研究自身与自身之间的关系中的真理游戏，并在其与“欲望的人的历史”(histoire de l'homme de desir)的脉络中，也就是在性史的探索中，研究自身是如何建构成为主体。(Foucault, 1994: Ⅳ, 541)

因此，福柯不愿意把他的考古学当成一种“正常的学科”，而宁愿称之为一种“研究的领域”(un domaine de la recherche)。(Foucault, 1994: Ⅰ, 498)这个“研究领域”的含糊性，将有利于福柯彻底脱离传统理性主义和科学分类的约束，自由自在地以传统社会及思想的要害问题作为攻击目标，然后，以洒脱轻松的写作风格，揭露现代知识论述与权力的复杂交错关系及其迫使每个人在其法制面前就范的策略。也就是说，被称为“一个研究的领域”的考古学，其主要目标，就是现代社会中所产生的某些特殊的知识论述的社会运作过程。考古学所要探讨的，是这类知识同社会制度、机构、组织和具体实践方式的复杂关系及其形成的历史可能条件。福柯说，这样的研究只能是对于我们自身的“地下层面”的分析(ce genre de recherche n'est possible que comme analyse de notre propre sous-sol)。(Foucault, 1994: Ⅰ, 500)所以，它才不折不扣地和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挖掘地下历史”的考古学工作。

福柯明确地指出，正是尼采和阿尔托带领他走上了考古学分析的道路。这两位思想家，从不相信传统真理、历史和道德的可靠性。因此，他们对真理、历史和道德问题，主张进行彻底的解构，刨根挖底逾越各种禁忌，探索历史被扭曲的真相。

由此可见，考古学和系谱学随着福柯研究的展开方向及其在不同领域的深入，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