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付真理游戏的必要策略

（1）真理游戏的基本意义

福柯所开展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实际上是以语词游戏的方式，探讨生活于西方社会中的人所进行的各种“真理游戏”，并在批判知识论述与各种权力运作的复杂关系中，揭示“真理游戏”的实质。福柯说：“我一直力图认识人的主体是怎样玩真理游戏的，不管这种真理游戏是采取一种科学，或指涉一种科学模式，还是关系到各种制度和操控人的实践方式。这是我在我的《语词与事物》一书中所探讨的主题。通过这个主题，我试图观察人的主体是如何在科学论述中被界定为说话的、活着的和劳动的个人。我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进一步从其一般性的角度探索其中的问题。”(Foucault, 1994: Ⅳ, 708709)由于知识的重要性，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人，实际上时时刻刻都面对各种各样的“真理游戏”。他们必须善于在这种游戏中，一方面让自己达到自身所追求的自由，并在适当场合中约束自己，以便恰当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使自己能够灵活地顺应并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制度和规则，实现自己的目的。正因为这样，福柯指出：他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就是以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式，揭示真理游戏的真相，由此揭露社会统治者利用其权力和道德运作，玩弄各种策略，控制知识真理论述的形成过程，并宰制整个社会各个成员的主体化程序。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就是要不断地探讨这些无所不在的真理游戏的运作逻辑，以便使人从真理游戏的圈套中走脱出来，获得更大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

福柯和尼采一样，从来都不承认，甚至蔑视各种号称“真理”的东西。在他的整个批判活动中，为了从根本上彻底颠覆西方传统思想，福柯紧紧地抓住了贯穿于西方思想和文化中的核心，即真理问题。福柯认为，所谓真理，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关系到“正确事物的发现”(la découverte des choses vraies)，而是关于主体依据什么样的规则才能对某些事物说出真或假的问题(les règles selon lesquelles, à propos de certaines choses, ce qu'un sujet peut dire releve de la question du vrai ou du faux)。(Foucault, 1994: Ⅲ, 105)在客观的实际世界中，本来并不存在“真理”这个东西。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建构和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人为地规定出来的游戏规则。依据这样的真理规则，作为主体的每个人，以特定的方式，对自身和对他人说话和处事，过一种“正常”的或“合法”的生活。所以，真理，从本质上说，就是西方社会的主体性的基本规则，使每个人以它做判断准则，对自身进行自我规训和自我熏陶，把自己训练成为符合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主体”，同时，也以此衡量他人的“主体性”。长期以来，西方社会通过形塑符合特定规则的个人主体，建构起特定的社会秩序，并试图通过个人主体与社会秩序的和谐，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

根据福柯的分析，要成为真正符合标准的主体，主要是使自己成为合格的“说话的主体”、“劳动的主体”和“生活的主体”。(Foucault, 1966)在这三大方面的主体中，“说话的主体”是根本性的。在西方文化史和思想史上，语言始终是占据优势和首要地位的因素。柏拉图作为西方思想模式的奠基者，很早就论证了说话及“逻格斯”(logos)的一致性，奠定了西方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从此以后，在西方，要成为“正常的人”、“正当的人”或“有道德的人”，就首先必须学会“正当地说话”，学会“按规矩说话”。

所以，真理游戏的首要目标，就是训练每个人学会以主体身份“正确地”说话。用福柯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关于主体依据什么样的规则才能对某些事物说出真或假的问题”。所以，真理就是对面临的客体（包括他人和他物）说出正确的话语（判断）而人为地编造出来的一系列游戏规则系统。其用意，是规定每个人，一方面，明确依据游戏规则确定和认识自己的说话对象和认知对象，另一方面，也按照这个游戏规则，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资格说出真判断的认识主体。因此，所谓真理问题，实际上，首先就是关于一个可能的主体辨认和说出真理的游戏规则，而其中的关键，是真理和主体的相互关系。正因为这样，福柯的真理游戏概念，主要是在他探究真理与主体的相互关系时提出来的。(Foucault, 1994: Ⅲ, 105; Ⅳ,632635，708709，707719，724725)

（2）福柯揭露真理游戏的不同重点

为了揭示西方真理游戏的实质，福柯在1976年以前，主要是围绕着通行于西方社会的强制性实践(des pratiques coercitives)和科学理论论述两大方面的问题，进行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的三重交叉批判活动。如前所述，在福柯看来，任何现代知识论述，都具有两方面的结构、功能和机制，即一方面作为知识和认知活动的成果，具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另一方面作为在特定社会权力关系下产生、形成和运作的论述体系，包含了特定的意志、实践策略和操作规范。因此，现代社会的知识论述，自然地又是强制性实践的规范或法规。所以，强制性实践和科学知识论述，不但是相互交结的复杂关系，而且也是相互依靠和相互渗透的行动规范。在“强制性实践”方面，福柯集中地揭露了精神病治疗和监狱关押活动中的主体化和客体化策略(Foucault, 1961a; 1963a; 1972a; 1975; 2003)，而在“科学理论论述”方面，福柯则集中批判了以塑造“劳动的人”、“说话的人”和“活着的人”为基本目标的政治经济学、语言学和生物学三大学科的论述形式和策略。(Foucault, 1966)在上述强制性实践和科学理论论述的批判中，福柯始终坚持从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三重交错关系的观点出发，揭示真理游戏的真正内容。

但是，从1976年到1984年，福柯又进一步从“自身的实践”或“自身的技术”的角度，将他自己以往对于真理游戏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批判，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就是说，在1976年以前，福柯所探索的真理游戏，是集中围绕精神病、说话、劳动、犯罪等课题，而在1976年之后，则转向“性”、欲望和自身的技术。正如福柯自己在他的《性史》第一卷所说，他在“性史”和“自身的实践”的研究中所要集中探索的，是“人类究竟通过什么样的真理游戏而终于认识到自己是欲望的人”(à travers quels jeux de vérité l'être humain s'est reconnu comme homme de désir)，“每个人又通过什么样的实践，将注意力转向他们自身”，“并招认自己就是欲望的主体”(s'avouer comme sujets de désir)。

福柯对于真理游戏的批判方法和重点的转变，意味着他在晚期的研究更致力于探索西方人自身认识自己、关心自己和改造自己的过程和策略。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探索西方人究竟怎样对自身的存在、生活、作为和思想以及对自己所生活的周遭世界，进行一种“成问题化”的反思和自我实践。这就表明，福柯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对于真理游戏的批判之后，才更清楚地意识到从真理游戏通向生存美学的必要性。

西方人对其自身的身份、社会地位以及主体化过程的认识和实践，或者说，对自身同他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模式的认识和建构，经历了古代和近代两大历史时期的重大转变。在这两大时期中，关键的问题或转变的主轴，始终是自身和真理的关系。但在前后两大时期，西方人自身和真理的关系表现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模式。根据福柯的研究，在古代，西方哲学家认为，每个人在其自身经历一番长期严谨而艰苦的自身熏陶和自我教化以前，在进行“自身的实践”并使自身的精神层面提升到崇高的审美境界以前，是没有资格作为“主体”而同真理发生任何关系的。与此相反，自笛卡儿之后的近代人则认为人人都先天地或自然地可以作为主体而进入真理的王国。所以，福柯在其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的前期，主要集中揭示近代真理游戏过程中权力和道德策略对于主体化的宰制，而在福柯研究性史和生存美学的后期，福柯的研究重点是古代的真理游戏中的“自身的实践”以及与此相关的生存美学。

（3）真理游戏的宏观及微观结构

福柯对于真理游戏的研究和分析，并没有停留在宏观的一般性层面上，而是进一步从局部和具体的微观细节中，更深入地揭示真理游戏上演过程中的各个局部和段落结构及其多样化的不同运作机制。从西方一般的历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真理游戏是连续循环上演的大型历史剧，是西方社会发展史的真正灵魂；但就真理游戏的内容和形式而言，它在上演过程中，总是包含复杂的“子游戏”或“次游戏”，这就使它的上演同时地穿插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曲折剧情。福柯有时将这些不同的“子游戏”称为“地域性”或“局部性”游戏(le jeu localisé ou le jeu partiel)。分析这些“子游戏”的各个细节，揭露它们的运作规则，是分析整体真理游戏宏观运作机制的关键。福柯主张深入分析和揭示这些地域性和局部性“子游戏”的微观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以便更具体深入地了解真理游戏的实质。

构成真理游戏宏观历史剧的各个“子游戏”和“次游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是不同的。但这些子游戏和次游戏的性质及其基本内容，有一定的类似性并相互关联。根据福柯的说法，在真理游戏中穿插的子游戏和次游戏，主要是“权力—规范(pouvoir-norme)游戏”(Foucault, 1994: Ⅲ, 75)、“权力—法律—真理的三角形(le triangle des pouvoir-droit-vérité)游戏”(Foucault, 1994: Ⅲ, 175)、“权力—真理—快感(pouvoir-vérité-plaisir)游戏”(Foucault, 1994: Ⅲ, 104)以及“权力—知识(pouvoir-savoir)游戏”(Foucault, 1994: Ⅲ, 160; 1994: Ⅳ, 717719)等。福柯在不同时期，往往以不同的写作风格和主题，深入分析这些子游戏的内容和运作机制及其与整体真理游戏的关系。由于精神病治疗学这门学科中的真理游戏具有特别典型的意义，所以，福柯不但在60年代反复探讨了精神病治疗学的论述特征及其强制性实践的策略(Foucault, 1961a; 1962; 1963a; 1963b)，而且还在1973年至1974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特地安排了讲授“精神病治疗学的权力”的专门题目，更深入地分析精神病治疗学这种典型的现代知识论述的权力机制。福柯特别指出，在《古典时期精神病的历史》中，他只是揭露了将精神病人从正常人的社群排斥出去的“区分”（或“区隔”）机制，而且，当时的分析还局限在19世纪初以前的现代医疗制度的范围内。但是，在1973年至1974年的新讲稿中，福柯进一步揭示了作为“权力/知识”双重交叉结构的精神病治疗学及其实践制度的建构过程。因此，福柯在1973年至1974年的讲稿中，具体地分析了从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到夏尔科(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的精神治疗法规、制度、机构、监督以及惩治的策略。通过这番研究，福柯认为，精神病治疗学的形成，与其说是精神病研究知识的成长结果，不如说是现代社会一系列惩治、规训、宰制以及控制的权力机构和制度得到进一步膨胀的标志；对于“疯子”的管束所需要的规范、制度、机构及相应的运作策略，只不过是整个现代社会规训权力装置(dispositifs du pouvoir disciplianire)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而已。(Foucault, 2003)福柯认为，研究真理游戏也好，权力也好，知识也好，道德也好，都必须一方面从总体上揭露它们的游戏性和虚假性，另一方面又要从它们的各个具体构成因素，从它们在各个地区、地域和层次的微观部分中，分析它们的细微表现形态。正因为这样，福柯揭露知识、权力和道德的性质时，总是一方面从大的面向揭示其实质，另一方面又结合精神病治疗学、精神病诊疗所、监狱、性的具体领域，深入揭露它们的实际表现形态。正如福柯所一再指出的，权力、知识及真理游戏的内在本质，只有在它们与各种实际活动的关系中，才能被彻底揭露出来。

（4）真理游戏中的主体化和客体化

真理(la vérité)和主体(le sujet)是西方思想和文化史上最主要的两个概念，而且，也是建构整个西方传统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的基础范畴。这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导演了整个西方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进程，也决定了西方每个人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命运。福柯尖锐地指出，整个西方传统思想和文化，特别是自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而建构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来，实际上一直在上演和玩弄这场环绕着真理与主体的相互关系的“真理游戏”，以建构特定的知识为基础，使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被卷入并被操纵，以致每个人在一场又一场的真理游戏中，一方面自以为自身取得了主体地位，相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客体对象，成为说话、劳动和生活的主体，获得了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又使得自己沦落成为自身和他人的客体，成为知识、权力运作和道德伦理行为的对象。所以，真理游戏的要害，就是把整个社会的人，都赶入真理游戏的旋涡之中，并使其中的每个人，在追求人为的，因而是虚假的真理的竞争和斗争的过程中，都误认为自己真的成为个人和社会的合理化进程的主体，殊不知自己也成为认识、权力和道德的掠取和控制对象。在福柯看来，真理游戏的主要策略，就是使参与到真理游戏中的每个人，都在自我陶醉于自身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的同时，忽略了被自身与被他人宰制的过程，忽略了认识、权力和道德活动对于自身的客体化(objectivation)过程。

1982年，魏斯曼(Denis Huisman，1929—) 应法兰西大学出版社之邀，负责主编《哲学家辞典》(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es)时，曾委托福柯的秘书弗朗斯瓦·瓦尔德撰写一篇论述福柯的短文。后来，实际上并不是由弗朗斯瓦·瓦尔德，而是由福柯本人撰写了这篇短文，并被编入该辞典中。在这篇短文中，福柯以莫里斯·弗洛伦斯(Maurice Florence)的笔名，概述了他自己的基本思想，强调他所关心的，是一种类似但又不同于康德的“思想批判史”(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ensée)的研究工作，其基本目标是揭示“真理游戏”。他说，他的思想批判史不同于传统的思想史和观念史，主要是揭示，“作为一种可能的知识的建构因素，主体与客体的某种特定关系究竟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和发生变化？问题并不在于确定对于某种客体的关系的形式条件，也不在于分析在特定时刻内一般主体有可能认识已经在现实中存在的一个客体的经验条件。问题在于确定对于一个主体而言，为了能够成为这种或那种类型的知识的正当的主体(le sujet légitime)，究竟应该从属于什么条件。它在实际生活或想象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简而言之，就是要确定它的主体化的模式(mode d'objectivation)。……但同时也要确定：对于一种可能的认识而言，哪些事物以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客体？这些事物又以什么样的‘成问题化’的程序，才有可能成为认识的客体？……因此，问题也涉及它的客体化的模式(mode d'objectivation)，而这种客体化程序，如同主体化的程序一样，对于不同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客体化和主体化并非相互独立的，正是由于它们的相互发展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才产生了真理游戏”(Foucault, 1994: Ⅳ, 632)。这是福柯为真理游戏所下的最清楚和最完整的定义。在这个完整的真理游戏定义中，福柯强调游戏中主体化与客体化过程的相互关联性及相互制约性。也就是说，真理游戏中的主体化过程，是一点也离不开客体化过程，而主体化过程本身，同时又是一种客体化过程。

整个真理游戏把社会中的每个人，依据他们在主体化和客体化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和实力，分割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阶级，遭受不同的社会命运。也正是这种真理游戏，使现代社会中的“我们自身”，处在目前的充满吊诡、矛盾和危机的“现状”之中。关心并不满于“我们自身的现状”的福柯，为了寻找“另类”的可能的现状，把揭示真理游戏中的主体化和客体化过程当成最重要的研究任务。

为了凸显研究真理游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福柯在1984年临死前的五个月同贝克等人(H.Becker, R.Fornet-Betancourt,A.Gomez-Mueller)的对话中，一再从各个面向论述真理游戏概念的内容、意义及其研究形态。

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福柯说他一直坚持研究主体与真理游戏的关系，先是研究在精神病治疗学和监狱中的强制性实践，然后又研究在财富分析、语言学和生物学中的理论或科学形式，最后，又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系统地探讨在自身的实践中的真理游戏形式。“我的问题始终都是主体与真理的关系问题。我的问题曾经是这样的：精神病是怎样地，例如，从某一个特定时刻起，被人们当成了问题来研究？它们接着又如何根据一定数量的程序，被当成某种医学诊疗的对象？那些疯癫的主体，又怎样依据医学知识或模式，被置于真理游戏之中？在做这种分析时，我发现，与差不多60年代初那个时期人们所习惯做的相反，不是简单地谈论意识形态就可以弄清这些现象。事实上，将我引导到比意识形态问题更重要得多的权力机构问题的，就是实践，主要是从17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大规模关押疯癫的主体的实践；而且，也正是这种实践，后来又成为把疯癫的主体纳入真理游戏之中的基本条件。正因为这样，才促使我提出知识与权力的问题(le problème savoir/pouvoir)；虽然这个问题并非我的基本问题，但在我看来，它却是一个用来分析主体与真理游戏的关系的最正确的永久性工具(un instrument permanent)。”(Foucault, 1994: Ⅳ, 717719)

由此可见，真理游戏的核心，就是主体与这场游戏的相互关系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是知识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福柯最初的考古学研究，是从探讨精神病治疗学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入手，集中揭露其中的主体化过程。

（5）探索真理游戏的历史方法

在西方，实现主体化和客体化的双重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准备与演变。虽然福柯所感兴趣的，是当代社会中的主体化和客体化的整体运作及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微观程序，但为了彻底揭示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它在当代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福柯仍然坚持进行彻底的历史考察，并以特殊的方法确保他的历史研究的顺利实现。换言之，这是一项复杂的历史探索任务，它必须配备和执行一整套有效的历史研究方法。考古学就是福柯从一开始所采纳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而系谱学则是更接近尼采所理解的历史批判方法。

就其理论和方法论意义而言，考古学和系谱学一样，原本是属于历史的考察方法。而且，福柯本人既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又是历史学家。但他不是一般的和普通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不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学家。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通过考古学和系谱学所考察的历史过程，是重建历史事件本身在某一个特定时段的“冒现”(émergence)或“喷发涨溢”(irruption)的过程。考古学和系谱学所感兴趣的，是事件冒现过程中的整个关系网络及其关联机制，以及展现出冒现过程的自然面貌。为此，考古学和系谱学势必将历史切割成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段落和片段，然后全面地揭示该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特定历史事件，并以该历史事件为中心，将一切与该历史事件相关的关键因素和实际活动程序再现出来，使被揭示的事件重点在其同当时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关联中活生生地显露出来。

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曾经系统地说明他的考古学历史研究方法与传统历史方法的区别。他强调：以往历史学都把历史当成连续的演变过程；不是向上的进步过程，就是下降的倒退趋势，或者是重复的循环。还有的历史学家把历史看成有“规律”的事物总体，试图把历史学同自然科学等同起来，并把历史设想成有“最终目标”或“目的”的完满化自我实现过程。正因为这样，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求某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总结其因果关系，甚至试图找到其“最终根源”或所谓的“终极原因”以及“一般历史规律”等等。所有这一切，显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历史研究中的表现。与所有这一切相反，福柯的考古学只是注意发生历史事件的当时的实际状况，集中分析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一切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并把它们当成动态的和相互关联的网络。(Foucault, 1969)在福柯看来，历史并不是一个连续过程的整体结构，而是断裂的、不连续的和中断的各种事件的重叠和交错。福柯指出，由于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的出现，“旧有的历史问题（例如，‘在中断的事件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从今以后被一系列困难的发问游戏所代替：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层面，将这些事件与那些事件割裂开来？对于各个事件，应该采用什么类型的历史分期标准？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关系去描述这些一个一个的事件”(Foucault, 1994: Ⅰ, 697)。因此，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历史连续过程，也不是抽象的历史“总体性”，同样也不是从历史实际过程中归纳化约而得出的“因果性”；而是各个历史事件本身以及这些历史事件中的关系网络，并从这些关系网络中，探索出关键的基本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权力、知识及道德之间的交错穿插运作过程。他认为，只有把事件当成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或时刻的活生生的关系网络，才能彻底揭示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并将历史还原到它的原来的实际关系中加以分析。任何历史事件的“冒现”，都是如此盘根错节地连成一体而突然呈现出来。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后因果的连续性整体，而在于分析该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全部相关因素的共时性相互关系结构及其活动张力网。所以，考古学往往集中描述事件发生时的“冒现”和“喷发涨溢”过程，而对追述和分析事件发生的“根源”不感兴趣。福柯把那种追求历史根源的做法，统统归结为形而上学的“谎言”。

（6）真理“内史”与真理“外史”的相互关系

在谈到真理的历史时，福柯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真理史：一种是真理的“内史”(histoire interne de la vérité)，另一种是真理的“外史”(histoire externe,extérieure, de la vérité)。所谓真理的内史，指的是真理依据其本身的协调规则进行不断修正的过程。正是在这种真理内史的基础上，传统科学史才得以建构起来。与此不同的是真理外史。它是指在知识真理体系之外的社会中所进行的各种游戏规则的演变史。通过这些游戏规则，真理才得以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并发生其效用和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影响着福柯所说的那种“主体化”和“客体化”过程。(Foucault, 1994: Ⅱ, 540541)

福柯所进行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批判活动，就是要全面探讨真理内史和真理外史，并将它们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全面揭示传统的真理内史的游戏规则，同时也灵活地以福柯自己所设计的真理外史的游戏规则，对西方思想和文化史上所实现的主体化过程及其策略，进行考古学和系谱学的解构，揭露主体化过程中的权术游戏性质。

（7）尼采历史观的贯彻

福柯在论述他的历史观时，更直接地把它同尼采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尼采的历史观在三个主要方面直接地同柏拉图的传统历史观相对立。首先，对尼采来说，历史不是像柏拉图所标榜的那样，是在回忆和认识中发生的，而是用来消遣、讽刺和摧毁现实的最好途径。因此，系谱学的历史批判，就是以嘉年华(carnaral)的形式，通过不断重演各种使用假面具的化装舞会，将一切伟大的历史时间共时地再现出来。系谱学就是嘉年华的狂欢舞会本身。其次，历史并不是连续的和传统的展现过程，而是人们的同一性和标准身份的自我切割和自我摧毁手段。福柯认为，我们并不需要通过历史的描述来确认我们的真正身份，因为我们并不需要什么身份；身份只能给我们套上枷锁，只能使我们失去真正的人身自由。福柯所希望的，是通过系谱学的批判，把我们自身从传统所赋予的“正当”身份中解脱出来，使我们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自身的主人。第三，历史不是认识发展的过程，而是真理的牺牲品和破坏者。(Foucault, 1994: Ⅱ, 152156)福柯所进行的上述真理史研究方式，就是继承了尼采的历史研究方法。尼采在探讨西方知识史和真理史时，带有讽刺性和批判性地说，“真理诞生的那一天”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带有欺骗性的时刻”。(Nietzsche, 1975［1870—1873］: 277)为了颠覆传统的知识史和真理史，福柯以上述真理内外史相结合的历史研究方法，试图揭示各种所谓真理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总之，福柯的系谱学批判，进一步发展了尼采的历史观，“将历史的过往历程，拖到审判台面前，用利刃将它的根源切割掉，消除传统的崇拜，以便将人解放出来，使人真正地找到他自己所希望的认识的根基”(Foucault, 1994: Ⅱ, 156)。

福柯在谈到他的知识考古学、道德系谱学和权力系谱学的时候，特别强调他所探索的“起源”(origine)的性质。他指出，在系谱学中所探索的历史事件的“起源”，绝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所坚持的概念。“起源”实际上不仅关系到各种社会事物和现象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这个“源”如何“起”的问题。他和尼采一样，认为“起源”是一种“冒现”和“突现”，是一种特殊的事件。这就是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所一向强调的重要问题。把“源”不仅同它的“起”关联起来，而且进一步重点地探讨“源”的“起”的具体生动过程，也就是重点地探讨“源”的动态起势过程；把“源”不当成一个纯粹静态的源头的存在及结构，而是探讨“源”本身如何在活生生的力量关系网络中形成，并由此导致一种新的社会生命体的运作。所以，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并不是为了上溯到源头，然后又从源头叙述出连续不断的时间发展系列，而是重点地探索各种社会事件的“源”本身是如何“起”，又如何由“源”的“起”而导致整个事件的“起动”。不仅如此，福柯还将各种社会事件的起源，不归结为某个特定的、固定不变的历史结构，而是视做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依据不同力量关系网络呈现的“断裂性”(la rupture)的不断重构过程。

对于福柯来说，正如对于尼采一样，系谱学在探讨社会事件的演变过程时，特别注意到身体与历史的相互交错及相互渗透。长期以来，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伦理都将身体视为非理性和非道德的各种因素的储存所和发源地，因此，真正的历史研究也把身体排除在外。但福柯认为，任何社会历史事件的出现和实际影响，都离不开身体这个最重要的场所。身体是任何历史事件发生所必不可少的场域。当权力试图控制和驾驭整个社会的资源、人力和组织的时候，它首先要征服的，就是身体。身体是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最重要的中介场域，是连接个人自我同整个社会的必要环节，也是把个人自身同知识论述、权力运作以及社会道德连接在一起的关键链条，同时又是社会权力竞争中所要直接控制的对象。身体还是个人自身及整个社会的生命再生产的中心支柱和基础。

因此，系谱学应该能够揭示：人的身体实际上就是作为社会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而在历史上演变的。一切社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同人的身体的相互穿梭和相互关联。人的身体本身并不脱离社会历史过程而存在；相反，人的身体始终成为社会历史事件的发生场域。因此，通过系谱学的研究终将发现：人的身体在历史上的各种不同的遭遇就是各种社会历史事件的见证；在人的身体上面，留下了各种社会历史事件的缩影和痕迹。身体成为不折不扣的社会历史事件的烙印。(Foucault,1994: Ⅱ, 142143)在人的身体上面，在人的身体的欲望、感情、挫折等等的遭遇中，人们可以形象地看到历史的运作过程及其效果。所以，系谱学作为对于各种重大的社会事件的历史研究，不是单纯地描述过去的历史过程，不是回溯历史，也不是确定历史起源本身，而是在分析社会事件之成为社会事件的整个来龙去脉的时候，同时揭示历史和身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揭示历史如何渗透到人的身体中而逐渐地肢解和粉碎了身体，把身体侵占，对其加以殖民化，使身体扭曲和变形，使身体分化成各种游戏的工具和对象，成为各种满足社会历史需要的手段。正因为这样，身体成为系谱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领域，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权力及道德系谱学的研究，最终也势必导致对于身体和性的探索，导致对于性的论述的历史的探索。在身体与历史的结合中，当代社会所出现的各种关于性的论述，成为揭示知识、权力、道德三者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的最典型的场所。在性的论述中，知识成为解剖、研究、控制身体的有力手段，而身体则成为知识的对象和客体。同样地，身体也在关于性的论述中，成为权力控制、宰制、监视和规训的对象，而权力则成为宰制身体的可怕力量。与此同时，身体成为道德规训的对象，成为自身自我压抑和自我摧残的对象。系谱学的研究在关于性的论述的分析中，可以说达到了新的深刻程度。所以，福柯最后又把系谱学归结为关于身体的系谱学以及“关于性的科学”的系谱学。(Foucault,1994: Ⅲ, 104105)

（8）历史与政治的批判活动

福柯还认为，历史和历史研究以及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都是同政治、同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Foucault,1994：Ⅱ， 643)根本就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如同其他知识的研究一样，都是紧密地同权力及社会政治力量的较量趋势相联系，只不过其联系方式和具体途径采取了许多曲折和反思的形式罢了。如前所述，既然考古学和系谱学都强调对于历史事件冒现过程的自然描述，那么，作为各个历史阶段重要操作力量的政治活动，也就必定成为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所以，福柯在许多地方一再强调，知识考古学，是一种“本质上历史的和政治的活动”(une activité essentiellement historico-politique)(Foucault, 1994: Ⅱ, 643)。尽管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基本观念及其贯彻过程，在其研究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但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无非是对知识进行历史的和政治的交叉研究，以便把西方知识的形构和扩展过程，纳入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活动中。

福柯认为，在考察知识的形构和扩展过程时，历史和政治是相互利用的。他说：“在我看来，历史可以为政治活动服务，而政治活动反过来也可以为历史服务，只要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在于揭露人的行为举止、社会条件、生活方式和权力关系的基础和连续性。”(Ibid)以历史和政治的相互交叉又相互利用的关系为基础所建构的知识考古学，就是要揭露在人们心中所流传下来的各种定型的传统观念、行为方式及规范的形成和巩固过程与知识论述的扩散的密切关系，揭露它们的实际历史效果及其在当代的效用，揭露它们在当代生活条件下的实际运作方式；同时，还要揭露它们同实际的政权体系在权力运作和道德操纵方面的相互配合的状况。

所以，对于福柯来说，知识考古学所要完成的就是：第一，揭示历史上所发生过的那些政治事件何以如此持续隐秘地渗透到我们自身之中；第二，在探讨上述历史事件的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揭示这些论述事件隐秘地持续渗透到我们身上的有效性和功利性，同时也揭示这些有效性和功利性对于我们当前实际状况的实际影响，揭示它们如何实际地继续影响着我们当前生活的经济活动领域；第三，揭示具体的政权体系同这些基本的持续隐秘力量之间所保持的实际联系。(Ibid:643644)从知识考古学的上述目标来看，福柯并不打算隐藏他的研究目的。他甚至进一步更直接地说，他的知识考古学不是为了单纯地重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似是而非的关系，而是为当前的实际斗争活动服务，是为了实现一种政治和历史的企图(une tentative historico-politique)，是为了更好地确定当前的实际斗争策略的战术斗争目标。所以，知识考古学又是“一种批判的机器”(une machine critique)。这部批判的机器时时处处揭示权力关系的问题，也是一部被赋予了解放功能的机器(une machine qui a une fonction libératrice)。(Foucault,1994:Ⅱ,644)

作为一种历史的和政治的批判机器，知识考古学并不是单纯为了写出这样或那样的书本和文章，也不归结为说出什么样的结论性话语。福柯指出，考古学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因此，反过来，为了实现它的基本目标，它当然可以采取书本、文章、谈话、论述的形式，就像它也可以采取谱写一首音乐曲子、描绘一幅图画以及进行一种政治活动的形式一样。总之，只要符合考古学的上述方法原则，只要使它表现为真正的历史和政治的批判活动，它就可以不拘形式和手段。(Ibid)

总之，福柯的系谱学，是以“交响乐伴奏演出的嘉年华”形式而活灵活现地重演的历史本身(l'histoire comme carnaval concerté)(Ibid:153)，其目的在于揭露社会历史发展中，权力、道德与知识之间，在现实关系网络中的相互穿梭和相互渗透及其在主体性建构中所实行的基本策略。正因为考古学和系谱学都是某种特殊的历史探究方法，所以，福柯又把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研究主题，称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Foucault, 1994: Ⅳ, 571575)。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历史研究，主要是注重揭露和分析与各个历史事件相关的历史档案。正因为这样，福柯又强调，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是一种描述档案的历史方法，是对于以档案形式而存在的历史的研究。(Foucault,1994: Ⅰ,595)

历史，包括知识史，并不是如同传统历史学家所标榜的那样，似乎是与提出历史论述的历史学家无关的“客观的历史过程”的“叙述”结果。历史对于福柯来说，无非是生活于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的历史学家同整个社会的各种力量进行权力运作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论述体系罢了。而作为论述的历史，同其他论述一样，是必须在“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批判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其社会功能。因此，在知识的上述历史研究中，福柯特别注意知识的形成和扩散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及其正当化过程的密切关系，特别是注意到知识领域中的科学论述的创造者和社会政治活动领域中控制政治权力及其运作程序的统治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把这种密切关系具体地体现于两者在知识论述扩散和权力运作的策略方面的相互勾结。所以，研究知识论述的过程，就是揭示现代社会运用知识论述塑造主体性的过程，就是揭露社会统治阶级利用知识论述宰制和操纵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过程。

从《古典时期精神病的历史》的写作开始，福柯全面地运用他所创造的考古学历史研究方法。在当时，至少直到1970年为止，福柯都把考古学当成唯一有效的历史研究方法。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福柯进一步意识到考古学与尼采所提倡的系谱学方法的一致性。所以，福柯在1970年所写的《尼采、系谱学和历史》一文中，明确强调他的考古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系谱学研究方法(Foucault, 1994: Ⅱ, 136139)，两者都是某种特殊的历史研究方法。从那以后，福柯就把系谱学与考古学并用，并逐渐地重用系谱学。70年代末，福柯在他的一次谈话中更明确地宣称，考古学是他早期经常使用的概念，后来已经不再使用了。80年代初，当福柯总结他所运用过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就整体而言，考古学是他用以揭示我们自身的现状的有效方法，而系谱学，就其揭露现代知识与社会权力运作的内在交错关系而言，则是研究的目的，两者都是进行历史研究的互为补充的手段和策略。福柯的说明再次体现了考古学和系谱学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意义。

福柯在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历史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历史学的最基本问题。面对历史，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发挥记忆能力?我们应该如何从纪念历史事件中获得应有的教训?如何正确地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尼采为了批判传统历史观，曾经强调“忘却”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应该学会“忘却”，而不应该像柏拉图那样过多地强调“记忆”。尼采曾经认为，传统思想家正是滥用“记忆”，以达到约束人们循规蹈矩的目的。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至现代人只强调“忘却”，不再重视任何历史教训，无视人类文明本身的精华，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和责任心的彻底丧失。面对现代文明的爆炸性发展，值得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认真反思的，正是如何正确对待“记忆”和“忘却”的相互关系。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在这方面的思考是深刻而有意义的。他说：“令人忧虑的是，人们往往陷入种种精神困扰，以至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过多地留下记忆，就是在那个问题上过多地忘却了什么，导致人们滥用记忆和忘却本身，却对那些真正值得纪念的重要事件，保持莫名其妙的缄默和毫无兴趣。”(Ricoeur, 2000)福柯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态度，确实为我们敲响了历史的警钟。面对历史和现实，既不要滥用记忆，过多地回忆那些历史的伤痕，使自身无法从历史的陷阱中脱身，也不要过多地忘却，忽略历史的必要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