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康德的考古学到尼采的系谱学

“考古学”原来是由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首先使用到哲学领域的。康德在他发表于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的“目的论判断功能批判”的部分中，试图系统地将考古学搬用到哲学中。在这部书的第八十节中，康德探讨“自然考古学家”的任务。他指出，当说明一件作为自然目的的事物时，自然界的机械原则必须从属于目的论的原则。自然考古学家的这一任务，是康德在讨论目的论判断功能的方法论时提出来的，而它又是在探讨“目的论判断功能的辩证法”（参看康德《判断力批判》第六十九节至第七十八节）之后提出来的。按照康德的说法，自然考古学的任务，就是根据一切已经认识到或假设的自然机械论的原则，使属于自然大家庭的一切生物，按照它们从起源到演变的各个过程的踪迹，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所以，自然考古学的基本要求，就是将机械论原则和目的论结合起来，以便说明一切自然事物之所以存在的自然目的。康德要求自然考古学必须严格遵照反思的原则，阐明一切自然事物都是以其目的论起源为基础而发展的。(Kant, 1902: Bd.Ⅴ)同样地，康德写于1793年而发表在1804年的一篇题为《德国形而上学自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之后的实际进步究竟是什么？》的论文中，使用了“考古学”的概念。康德说：“哲学的一种哲学史，它本身之所以可能，并不是由于历史的和经验的原因，而是因为理性的原因，也就是说，是由于先天的原因。这是因为它所呈现的理性事实并不是借助于历史的叙述，而是来自作为哲学考古学的人类理性的本质本身。”(Kant,1942,XX: 341)福柯认为，康德使用“考古学”概念，是为了以它指称“某种特定思想形式之成为必然性的历史”(l'histoire de ce qui rend necéssaire une certaine forme de pensée)(Foucault, 1994: Ⅱ, 221)。康德的考古学概念，不管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都强调其与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紧密关系，而且还把它归结为人类理性的“先天”本性的一部分。福柯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明显地从根本上改造了原有的内涵和性质。

系谱学(généalogie)是尼采在其对于传统道德进行彻底批判时所采用的方法。尼采在辞去巴塞尔大学教授职务八年之后（1887年），发表过《道德系谱学》。接着，他又接连发表《反基督》和《瓦格纳事件》等重要著作，将其对于西方传统基督教道德的批判更深入和更彻底地进行。他对于社会道德的不满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致使他于1889年患精神分裂症，并于第二年去世。尼采的《道德系谱学》是他临死前最重要的著作，可以说就是他未竟大作《权力意志：对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序言”。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完全不同意传统西方道德论原则，反对以理性作为道德规范和原则的基础，主张以人性中最自然的感情、欲望、心理，甚至病理因素，结合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具体条件，探索和揭示道德的原始动力及其基础。而且，尼采对于道德的历史研究，并不是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去寻求道德的“终极根源”或“始基”，也不是寻求建构道德基础的超历史的“永恒价值”或理想的“意义”。尼采所要探索的，是道德与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密不可分的自然原因。为此，他揭露了一切传统思想，特别是基督教关于道德“合理性”的神话。尼采对于道德的上述系谱学研究，直接地启发了福柯的道德系谱学和权力系谱学。

福柯在讲到他的研究方式和策略的时候，直截了当地指出：“我在这些年来所从事的研究，是紧密相连的，它并不打算形成一个连贯的系统，也没有连续性。这是片断性的研究，最后没有一个终点，也不存在进一步要继续做的事情。这是散布式的研究，甚至经常重复，经常走回头路，返回原来的题目和原来的概念。”(Foucault, 1997: 5)正因为这样，福柯所从事的各项研究，包括他对于精神病治疗学、监狱、性史等领域的研究，都明显地呈现出片断性、重复性、分散性、变动性和无目的性的特征。这一切，就是系谱学的典范。正如福柯本人所说：“所有这一切，就是原地踏步，一点也不向前走。这一切都是重复的，相互之间毫无关联。就其实质而言，它就是不停地说同一件事情，甚至也可能什么也没有说。这一切都相互交错、杂乱无章，几乎无法译码，根本就没有组织。简而言之，就像人们所说，它没完没了，没有终结。” (Ibid)福柯更明确地说：“走到哪里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项研究并不导向任何地方。总之，它并不走向一个确定不变的方向。”(Ibid)

所以，福柯的系谱学，既不是研究系统的知识，同样也不是寻求权力或道德的“终极根源”或“永恒价值”，而是以重复、分散和反复无常的策略，把权力和道德当成一系列斗争着的社会力量之间相互拉扯和紧张斗争的结果，同时，揭示它们是为这些社会力量的相互拉扯过程服务并被利用的各种历史事件的产物。(Foucault,1994: Ⅱ, 140)正如福柯所说：“系谱学需要历史，是为了对‘起源’的幻影进行诅咒驱魔，就像好的哲学家需要医生来驱赶心灵的幻影一样。”(Ibid)一切关于“起源”的说法，都是靠理性主义者杜撰出来的因果关系或因果范畴，或者靠一系列人为设计出来的计谋而“论证”出来的。传统的各种“起源说”，好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长期以来套在人们头上，约束着自由思考的进行。所以，福柯宁愿以系谱学的突发“冒现”(émergence)概念代替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起源”(origine; Ursprung) 。“冒现”一词，来自尼采所使用的“Entstehung”和“Herkunft”的概念，同时带有“源起”、“浮现”、“显露”、“发射”等意思，强调事物总体的骤然呈现，表示各种事物产生的事件性及其整体的盘根错节性。这种整体性，意味着不论在事件整体的“始祖”(la souche)还是“来源”(la provenance)方面，都有其独特性。传统的思考方式对历史事件的起源，仅仅注意到了可化约的因素，排除了一切偶然的、非理性的和不可理解的方面。因此，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归纳和演绎方法，在探索历史事件的源起的时候，或者是以其理想的“始基”当做“终极元素”，或者是以其逻辑法则所允许的范畴，归纳或演绎成一连串同类因素的因果系列，试图通过逻辑推演偷偷地将历史事件原有的各种不确定性、偶然性和不可理解性的因素排除在外。针对这种状况，尼采在他的系谱学中，通过“Entstehung”和“Herkunft”两个概念，进行了各种游戏活动，以便揭露传统思考方式的诡计。尼采在他的《快乐的知识》和《在善与恶之外》两本书中指出，在“始祖”和“源起”的概念推演中，往往经常玩弄“种族”游戏或“社会类型”的游戏。但这种关于种族和社会类型的游戏，并不一定真正地去寻求某个个人或情感的原初的特性，而是为了探索各种复杂交错的因素，其中包括各种被传统思想确定为“错误”、“非正统”和“不可理喻”的东西。福柯认为，一切“冒现”事件，都是某种力的状况的产物(l'émergence se produit toujours dans un certain état des forces)。(Ibid:143)由于冒现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各种力的紧张斗争，所以“冒现”往往是各种力的表现舞台，是以“跳跃”(le bond)的形态表现出来的。(Ibid: 144)因此，系谱学应该揭示在力的交互紧张拉扯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斗争形式以及斗争的运动状况。所以，“冒现”是为了呈现各种力的紧张关系，使之活生生地重演在原本的历史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