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
张迎春 王春云 牛瑞雪
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发展过程
国民经济核算模式服务于特定的经济管理体系和经济运行机制，通过一整套标准和规范，对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过程为对象的宏观经济活动进行严密、系统的核算。作为观测宏观经济运行的“数据库”、“平衡仪”和“晴雨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变化过程，本章试图沿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时间脉络，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历程，评析反映国民经济运行全貌的中国核算模式及其发展进程。
1945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巫宝山教授主持进行了中国最早的国民收入核算，并编制了1933年、1936年、1937年中国国民所得表，从而拉开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序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随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发展完善，根据已有文献梳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MPS)的建立和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MPS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的共存阶段；第三阶段是SNA的应用发展阶段。
(一)1952—1984年：中国MPS的建立与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国民经济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下，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1952年至1984年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采用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物质平衡表体系，即MPS。MPS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从无到有，内容不断丰富，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科学的国民计划经济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第一阶段发展历程回顾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基本属于MPS。
(1)中国MPS的引进期(1952—1976年)。1952年，新中国政府统计机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进行调查，掌握了全国工农业生产规模及各种经济类型和主要的比例关系等信息，为国家“一五”计划的编制提供了全面的基础资料。随后，又将统计领域扩大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和建筑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即社会总产值核算，用以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规模和速度。1953年，国家统计局开始试算国民收入，并在借鉴苏联国民收入统计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实施中国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消费及积累核算，为各级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管理宏观经济提供重要依据。1956年，国家统计局在对苏联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将MPS引入中国，并先后编制了社会产品生产、消费和积累平衡表，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生产、分配及再分配平衡表，劳动力资源平衡表，国民经济部门联系平衡表等基本表式。遗憾的是，1958年，中国发起了“大跃进”运动，宣扬“反教条主义”，这些平衡表的编制工作受到了批评，且多数平衡表的编制被迫停止，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遭受了第一次挫折。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中国主要领导人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再次遭受了严重挫折——统计机构被撤销，部分统计人员被下放，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2)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恢复期(1977—1984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项恢复工作得以陆续展开。首先恢复了MPS的国民收入核算，随后又在该体系指导下编制了1981年、1983年两张投入产出表，开始实施综合财政统计，并编制了消费品平衡表、综合能源平衡表和主要原材料平衡表。这一系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和地方的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为政府的计划和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MPS适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生产力水平及经济发展需要，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并未得以完整实施。实际上，1952年至1984年间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只是根据实际需要对MPS部分内容的采纳和引用，核算方法较为单一，缺乏联系性和严密性，且核算内容多侧重于反映物质生产和实物流量，难以揭示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全貌及各环节间的衔接情况。因此，第一阶段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不全面、不系统、不完善的体系。
2.第一阶段各组成部分的建立和发展情况
中国MPS建立与发展时期的核算工作主要涉及国民收入核算和投入产出核算。
(1)MPS的国民收入核算。自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三十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是MPS的国民收入。1983年11月，国家经委、统计局、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国民收入计划统计工作的报告》，逐步加强了中国国民收入核算工作。国民收入指标反映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商业饮食业的生产活动成果，主要分为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
①国民收入生产核算。MPS的中国国民收入核算包括现价核算和不变价核算两种。
国民收入现价生产额是指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和运输邮电业五部门的现价净产值总和。各部门的净产值是从总产值中扣除物质消耗，其中，总产值是指各物质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生产的各种社会产品总量；物质消耗是指各物质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消耗的物质产品、物质性服务和固定资产折旧的价值。但由于各部门各年度经营情况的差异，净产值的计算方法也有所不同：多数年度的农业净产值采用生产法计算，公式为“生产法净产值=总产值-物质消耗”；工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和运输邮电业的净产值多采用收入法核算，即计算工资、利润、职工福利基金、税金、利息与其他各项的汇总额。
国民收入不变价生产额是指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和运输邮电业五部门的不变价净产值总和。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及生产活动特点的差异，各物质生产部门的不变价净产值的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例如，农业不变价净产值是指农业不变价总产值扣除农业不变价物质消耗后的余额，其中不变价物质消耗利用农业消耗的肥料、农药、种子等的数量乘以相应的不变价格计算得出。与农业不变价净产值计算方法不同，工业不变价净产值是在工业现价总产值的基础上调整得出，公式为“工业不变价净产值=工业现价净产值/(工业现价总产值/工业不变价总产值)”。
②国民收入使用核算。MPS的中国国民收入使用核算也包括现价核算和不变价核算两种。
国民收入现价使用核算是计算消费总额与积累总额之和，其中消费总额包括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积累总额包括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现价居民消费是指一定时期内用于居民生活的物质产品和物质性服务的价值，包括商品性消费、自给性消费、住房及水电消费、文化生活服务性消费四类。社会消费是指教育、体育、文化、卫生、社会福利等非物质性服务部门使用的物质产品价值和运输邮电等物质性服务价值。固定资产积累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总额扣除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流动资产积累是指原料、在制品、半成品、商品库存等各种流动资产的净增加额。
国民收入不变价使用核算是指不变价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的总和。与现价使用核算不同的是，不变价居民消费应按照农业居民消费和非农业居民消费分别计算，不变价固定资产积累按其构成项目分别计算。
(2)MPS的投入产出核算。投入产出法是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方法。
中国在1974年至1976年间编制了第一张MPS的投入产出表，即1973年61类主要产品实物型投入产出表。实物型投入产出表的经济意义明确，不仅研究列入产品目录的各种产品的资源与需求之间的平衡，还研究产品之间在生产和消耗上的相互联系，有助于各产品之间的平衡协调，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1982年5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合作编制了1981年的MPS价值型和实物型投入产出表，将国民经济部门分为农业、林业、牧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等二十六个部门进行编制，并采用现行价格和生产者价格核算。随后，为进一步满足改革开放初期宏观经济计划和管理工作的需要，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了1983年MPS价值型中国投入产出表。
(3)MPS的国际收支核算。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潮流，满足经济管理的需要，履行成员国提供国际收支核算统计资料的义务，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81年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第四版)》为依据，建立了中国国际收支核算制度。随后，这项工作交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按年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
(二)1985—1992年：MPS与SNA共存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主导思想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既要满足以计划指令为主导的指标体系的需要，又要兼顾以市场调节为辅所需要的数据资料。为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过程，1985年至1992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了MPS与SNA两者并用的方式。两体系共存的现象，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受经济理论发展制约的现状。
1.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第二阶段发展历程回顾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MPS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历史产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它的缺陷日益突出：核算范围过窄，不能切实反映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对国际收支状况、资金运动状态无法做到准确核算；核算形式以单式平衡表为主，采用单式记账方法，难以系统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经济活动间的联系。因此，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和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中国在进一步推行MPS的同时，于1984年起逐步探索和采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1)两体系共存，以MPS为主的阶段(1985—1991年)。在国务院专门机构的组织领导下，国家统计局于1984年开始引进SNA的内容。以198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为标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入两大体系并存但仍以MPS为主的阶段，随后于1987年开始编制SNA的投入产出表。
(2)两体系共存，以SNA为主的阶段(1992年)。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公布为标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入两大体系并存，以SNA为主的阶段。可以说，1992年是两大体系并存格局主次易位的分水岭。1992年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扩大了核算范围，在保留原MPS部分内容的基础上，采纳了SNA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充实了核算内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2)可进行两大核算体系间的相互转换，提高了国际对比能力，满足了中国当时实现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要求，适应了进行经济分析和宏观决策的需要。
2.第二阶段各组成部分的建立和发展情况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二阶段为MPS与SNA共存的时期，不仅发布了以“国民收入”为挂帅指标的MPS系列核算资料，而且发布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挂帅指标的SNA统计资料，同时为MPS向SNA的全面转换奠定了坚实基础。
(1)国内生产总值核算。MPS的中国国民收入核算侧重于反映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成果，不能反映非物质服务业的生产活动成果。而改革开放以后，非物质服务业取得了迅猛发展，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教育事业等服务产业蓬勃兴起，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全面掌握非物质生产部门统计数据的重要性。
①引入第三产业核算。1985年3月19日，为建立一套系统的第三产业统计制度，国家统计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报告中对国民经济行业做了详细划分：第一产业为农业，主要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第二产业为工业和建筑业，其中工业主要包括制造业、采掘业、电力、蒸汽、煤气等行业；第三产业为除第一、第二产业外的其他各行业，涉及范围较广，分为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流通部门包括邮电通信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仓储业和物资供销业。服务部门根据服务性质的不同细分为三个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旅游业、居民服务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社会团体、政党机关、国家机关及军队和警察等；为提升居民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服务的部门，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学研究事业及社会福利事业等。
1985年4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批准了《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各部委转发了《建立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和第三产业产值统计》的通知。第三产业的产值可以按全部价值计算，包括全部的物质消耗价值和新创造价值，也可以按增加值计算，即计算工资、利润、税收和固定资产折旧的价值。
②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的建立。为适应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国家统计局于1985年建立了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拉开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MPS向SNA转换的序幕。“七五”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1989年，国家统计局在总结前几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198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度核算制度进行了修订，引进了按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试算表式，即支出法计算的GDP核算。
20世纪90年代初，SNA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逐步取代MPS的国民收入核算成为核心总量指标，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1992年，全国平衡统计工作会议对有关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指标解释进行了修订，细化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和资料来源，建立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旨在及时反映季度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常处理生产周期跨季度的产业的增加值，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可以揭示短期经济波动，为政府进行短期经济分析和决策提供统计依据。
③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的补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满足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对统计数据的连续性及可比性的要求，国家统计局在MPS的国民收入核算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历史资料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历史数据进行了两次重大补充，先后推算出1978—1984年和1952—197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两次补充都涉及现价和不变价的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从不同角度全面反映和管理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水平，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针对1991年、1992年两个年度开展了第一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普查结果弥补了服务业增加值核算资料来源的缺口，完善了1991年和199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2)投入产出核算。投入产出表是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能够清晰地揭示各产品生产之间内在的技术经济联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适应改革开放后第三产业飞速发展及政府管理第三产业发展的需要，国家统计局开始研究SNA的投入产出核算。1987年3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通知规定每五年进行一次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并建立了定期编制SNA投入产出表的制度，即“逢2、逢7年度，开展全国大规模投入产出调查，编制投入产出基本表；逢0、逢5年度，通过小规模调查和对基本系数表进行调整的方法，编制投入产出简表”。注22
1988年年底，中国编制出了第一张SNA的投入产出表，即1987年投入产出表。为适应对外经济开放和进行国际对比的需要，1987年的投入产出表采取了积木式、板块化的结构，既包括物质产品生产活动，也包括非物质服务生产活动。这张表从投入产出核算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第二发展阶段从MPS向SNA过渡的特点，通过各模块的简单调整和辅助计算，可以较方便地实现两种体系间的转换，为客观全面地认识和分析中国当时的经济结构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统计资料。
3.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
1985年，中国在继续推行MPS的同时，着手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研究SNA(1968)和SNA(1993)修订草案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经过8年多的理论酝酿和探讨，于1992年颁布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随后在全国推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系统地总结了自改革开放初期到1992年间中国统计工作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经验，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核算体系，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
(1)《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的结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突破了“姓社姓资”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借鉴国际通行的SNA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确立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基本核算原则、基本核算框架和基本核算内容。
从整体上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分为两大部分：社会再生产核算表和经济循环账户。两大部分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自成一体。其中，社会再生产核算表包括国民经济五大核算基本表和八张补充表，反映社会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基本状况和各环节间的相互联系；经济循环账户包括一套内容相对完整并采用复式记账方法组织起来的账户体系，由国民经济账户、机构部门账户和产业部门账户三部分组成(见表1)。
表1199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结构
①社会再生产核算表。社会再生产核算表由五大基本表和八张补充表构成。其中，五大基本表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为核心展开，涉及国民经济中的五个主要领域，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使用表、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表和资产负债表。
a.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使用表。生产活动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活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使用表概括地描述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活动，反映了生产和使用的总量平衡关系。
b.投入产出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的投入产出表在MPS直接分解法的基础上吸收了SNA间接推导法的优点，主栏采用双重分类，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各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投入产出活动，揭示各部门间的经济联系。
c.资金流量表。1992年中国资金流量核算以机构部门分类，包括收入与分配、金融收支两部分。资金流量表将国民经济循环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和实物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全面反映社会资金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流量和流向，以及社会各部门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筹集情况，为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数据支持。
d.国际收支平衡表。国际收支核算旨在考察一国对外贸易、非贸易往来及资本往来情况，反映一国同外国的经济交易。《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表式基本保持一致。
e.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核算是对宏观经济中社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及金融资产的存量规模和结构的核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的资产负债表由实物资产、国内金融资产负债、国外金融资产负债三部分组成。
②经济循环账户。为更全面系统地分析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经济活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专门设置了一套循环账户体系，即经济循环账户。经济循环账户采用复式记账原则，将社会再生产不同侧面、不同环节的部门核算和总量核算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账户体系包括国民经济账户、机构部门账户和产业部门账户三部分。其中，国民经济账户用以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投资、消费等各个领域的运行过程，包括国民可支配收入和支出、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等账户；机构部门账户按各机构部门分别设置生产、收入分配及支出、资产负债、国外部门等账户；产业部门账户则按国民经济行业设置账户体系。
(2)《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与MPS的比较。《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在保留传统MPS的部分核算内容的基础上，借鉴了SNA的理论研究成果，用科学的核算方法和核算原则把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各种指标有机结合起来，与传统的MPS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①扩大了核算范围。传统核算体系从限制性生产观点出发，认为只有创造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才是唯一的生产活动，其生产范围仅限于物质产品的生产，不包括非物质性服务的生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将核算范围扩大为包括非物质性服务生产在内的全部核算，适应了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全面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②完善了投资及资金筹集核算。传统核算体系仅反映了由物质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部分资产的积累，如房屋建设、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积累，没有反映非金融无形资产的流通情况。《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包括了全社会资金运动的核算。
③改进了核算方法。传统核算体系的基本核算方法是平衡表法，核算方法单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采取了平衡表、矩阵及账户相结合的核算方法，为进行国民经济结构核算、总量核算和各种数量分析提供了条件。
④更易于进行国际比较。《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借鉴了MPS和SNA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了国际上各种核算方法的长处，通过板块的简单调整和辅助计算，可进行两种核算体系的相互转换，提高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国际可比性。
(3)《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与SNA的比较。《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采用了SNA的基本核算框架、基本核算原则和基本核算方法，推动了1992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进步和完善。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与当时国际通行的SNA(1993)体系相比，《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仍存在许多差异及局限之处。
①1992年核算体系保留了传统MPS的部分核算内容。在两大体系转换初期，MPS的国民收入核算曾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出于统计资料的历史可比性及中国国民核算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应用习惯等方面的考虑，《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保留了传统MPS的某些核算内容。同时，受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理论不彻底性的影响，1992年的核算体系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
②1992年核算体系在内容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形成于1968年SNA的修订及SNA(1993)的研制过程中，一些基本理论尚不成熟，因此，试行方案在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及核算内容上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在生产核算方面，1992年的核算体系仅采用了生产者价格和购买者价格，并未引进SNA的基本价格；在流量分类上，1993年的SNA明确把产出分为市场产出、为自己最终使用的产出和其他非市场产出，而1992年的试行方案并未进行这样的划分；在核算内容上，1992年的核算体系保留了两种生产核算和两种使用核算，既包含物质产品的资本形成、消费和进出口核算，又包含了除家庭和个人服务以外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资本形成、消费和进出口核算。
(三)1993年至今：中国采用SNA的发展阶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适应这种形势变化的需要，1993年，中国取消了MPS的国民收入核算，以此为标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开始由两大体系共存的阶段进入SNA的发展阶段。
1.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第三阶段发展历程回顾
在SNA的发展阶段，中国在借鉴国际SNA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对原有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及方法进行修订和完善。
1993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27届会议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普及SNA，基于国际可比性的考虑，中国政府统计部门取消了MPS下的国民收入核算，将SNA中的主要总量指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随后，根据SNA(1993)的标准，进一步开展中国SNA中的新工作。1995年，开始编制SNA下的资产负债表和国民经济账户，并逐步对整个国民经济核算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
1999年，在深入研究最新国际标准SNA(1993)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作了全面系统的修订，并于2000年提出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修改版(征求意见稿)》。2003年3月，在广泛征求各研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后，正式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总结了自1992年以来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改革的成果和实践经验，调整了旧体系的基本框架，修改了有关表式的指标和设置，澄清了基本概念，充实了核算内容，细化了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新的核算体系在规范和指导2003年以来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党和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
2.第三阶段各组成部分的建立和发展情况
SNA从综合性生产观点和市场经济的观点出发，对物质生产活动和非物质性服务生产活动一视同仁，将它们共同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与MPS相比，SNA更有利于全面描述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和结果。1993年，中国适应世界一体化核算体系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实行SNA，并对各组成部分进行修订和完善。
(1)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①1993—2003年：第一次经济普查以前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发展。这一阶段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a.开展第一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1993年至1995年，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了较系统的第三产业统计资料，弥补了服务业增加值核算的资料来源的缺口。这次普查改善了第三产业统计长期薄弱的现状，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协调运行具有重要作用。199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第一次全国普查结果对1978—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的修补和完善，解决了统计数据的历史可比性问题。
b.调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产业部门分类。199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二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和细化了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产业部门分类。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核算将所有经济活动划分为16个产业部门：农林牧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及社会团体，其他行业。与年度核算的产业部门划分相异，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将所有的经济活动划分为8个产业部门：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其他服务业。
c.规范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资料来源。1997年，为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数据质量，国家统计局根据调整后的产业分类标准进一步规范了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三类：统计资料、行政管理资料、会计决算资料。统计资料分为国家统计局系统的统计资料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其中，国家统计局系统的统计资料构成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农林牧渔业统计、工业及建筑业统计、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价格统计、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统计等。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主要包括海关统计、交通运输统计和国际收支统计等。行政管理资料主要包括工商管理资料和财政决算数据；会计决算资料主要涉及保险系统、银行系统、铁路及航空系统、邮电通信系统的会计决算资料等。
d.规范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计算方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于1997年编写出版了《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法》和《中国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法》。随后又于2001年出版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手册》。第一次经济普查以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分为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两者均包括现价核算和不变价核算。其中，现价核算是指按核算期通行的市场价格(当期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核算是指把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项目折算成按某个固定期(基期)价格计算的价值。
2002年以前，中国农林牧渔业和工业不变价总产出均采用直接法计算。价格缩减法分为单缩法和双缩法，是指利用价格指数缩减，通过当期价格计算的现价价值得到不变价价值的方法。在中国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核算中，金融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和其他服务业均采用单缩法计算不变价增加值。2002年以后，农林牧渔业及工业的不变价增加值也采用单缩法核算。物量外推法是指利用相关指标的物量指数在基期不变价价值的基础上外推得到核算期不变价价值的方法。在经济普查前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常采用外推法计算不变价增加值。
国内生产总值使用核算也称支出法计算的GDP核算，分为现价和不变价两种。现价国内生产总值使用核算由最终消费(两体系共存时期为总消费)、资本形成总额(两体系共存时期为总投资)、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三个部分组成。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使用核算是通过价格缩减法分别计算出不变价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增加和净出口求得。
e.规范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和数据发布程序。2003年，国家统计局规范了年度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程序，将其划为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三个步骤。此外，明确规定“在发布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时，发布相关重要数据，必要时公布计算方法”。注23
f.建立周期性经济普查制度。2003年，国务院决定建立定期经济普查制度，每五年(逢3、逢8年度)实施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同时，国家统计局决定，在开展经济领域普查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对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相应修订，并正式建立了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修订制度。
②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改革。2004年，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范围涉及工业、建筑业和除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以外的所有行业。该普查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资料来源。以此为契机，国家统计局对经济普查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做了多方面修订：拓宽了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范围，细化了产业基本分类，规范了核算的资料来源。
a.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范围的修订。以往常规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不包括居民住户自有住房出租服务、家教服务和家政服务，而经济普查年度将这些项目纳入生产范围，同时补充了常规统计中包括不全的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的服务活动，并将与法人单位主业活动不同的附属产业单位的活动列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范围。
b.基本分类的修订。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修订了产业部门分类，将常规年度的16个产业部门细化为94个类别，基本采用了现行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大类。
c.核算资料来源的修订。经济普查年度对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的资料来源均做了详细修订。生产核算资料来源的修订涉及企业财务统计资料、行政事业单位资料、个体经营户资料和与企业主营业务活动不同的附属产业活动单位资料；使用核算资料来源的修订包括居民消费支出核算资料来源的修订、政府消费支出核算资料来源的修订及存货增加核算资料来源的修订。
③2004年至今：第一次经济普查之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发展。从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至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
a.常规性统计的改革与发展。经济普查之后，为弥补常规性服务业统计的不足，国家统计局建立了计算机服务、商务服务、居民服务、租赁服务等11个服务行业的财务统计抽样调查制度，并对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物业管理、住宿和餐饮企业开展财务统计抽样调查试点工作。此外，国家统计局于2007年制定了《服务业财务状况报表》，开展部门管理的服务业财务统计试点工作。
为降低常规性工业企业年度统计中的技术难度和主观性错误，经济普查后，国家统计局取消了各企业填报增加值的做法，而是由统计部门根据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调查的结果计算增加值。
b.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的修订。为保持经济普查年度与普查前历史数据的可比性，国家统计局利用经济普查资料，对1993—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了修订，包括现价数据的修订和不变价数据的修订。
c.制定《非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案》。为提高非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增强各年度核算数据的可比性，国家统计局发布了《非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案》，并规定非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与第一次经济普查采用相同的产业部门分类和支出项目分类。《核算方案》规范了非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为第一次经济普查后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指导和文本参照。
(2)投入产出核算。投入产出核算在研究产业结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及最终需求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投入产出核算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目前已编制出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5张全国投入产出基本表，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4张全国投入产出简表。其中2002年的全国投入产出表是根据修订后的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的数据资料编制的，保证了其与同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一致性。此外，为增强经济普查以前投入产出数据与2002年数据的可比性，国家统计局采用黑田方法先后对1987年、1992年及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基本表进行了修订。
2007年，在总结以往投入产出调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改进了2007年的全国投入产出调查方案，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投入产出部门细化为144个部门，其中第一产业分为5个部门，第二产业分为93个部门，第三产业分为46个部门；二是增加了水上运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航空运输业等服务业调查表；三是增加了工业企业产品初次去向调查表和工业企业购进材料来源调查表。
(3)机构部门账户。1996年，国家统计局在研究SNA(1993)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机构部门账户的编制方法和指标设置进行了系统修订。将所有常住机构单位调整划分为金融机构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和国外部门，并对应设置金融机构部门账户、非金融企业部门账户、政府部门账户、住户部门账户和国外部门账户，其中前4个机构部门账户称为国内机构部门账户。第一次经济普查以前，中国机构部门账户的编制采取直接计算和间接推算相结合的方法，其主要资料来源包括国家统计局系统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以及行政管理资料和会计决算资料。
2004年，中国开展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资料为机构部门账户的编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来源。以此为契机，国家统计局对机构部门账户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细化了机构部门分类，在原来5个机构部门划分的基础上，将金融机构部门细分为证券部门、银行部门、保险部门和其他金融机构部门，同时将非金融企业部门细分为工业企业部门和其他非金融企业部门；二是修订了账户资料来源，采用了经济普查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资料，充分利用了证券、保险和银行系统的会计决算资料，社会保险基金统计资料和税收统计资料；三是调整了编制方法，利用第一次经济普查提供的详细资料，更多地采用直接计算方法编制机构部门账户。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以后，中国机构部门账户资料来源和编制方法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保证以往年度与经济普查年度各账户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国家统计局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对机构部门账户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相应修订。此外，为提高非经济普查年度机构部门账户编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国家统计局公布了《非经济普查年度机构部门账户编制方案》，规定非经济普查年度应与经济普查年度采用统一的机构部门分类，但由于两阶段资料来源的不同，编制方法存在一定差异。
(4)资产负债核算。资产负债核算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提供经济存量方面的数据依据。自中国进入SNA发展期以来，资产负债核算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1995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资产负债表试编方案》和国民资产负债核算制度，并于1996年开始试行编表。1997年，中国编制了第一个资产负债表。随后在借鉴国外资产负债核算理论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结合中国发展实际，不断对中国资产负债表的指标设置和编制方法进行修订，目前已经成功编制了1997—2005年各年共9张资产负债表。
(5)国际收支核算。中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有义务编制国际收支表。1995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并自1996年开始陆续实施。1997年，中国按照国际标准开始编制和颁布国际收支平衡表，随后于2001年开始试编年度国际投资头寸表，并逐步向社会各界公布。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不断改进国际收支核算的资料来源和编制方法，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
3.《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
1999年以来，以SNA(1993)体系为基础，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进行了系统修订，制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与1992年的试行方案相比，2002年的核算体系结构更加严谨，内容更加丰富，更好地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标志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向SNA的全面转轨。
(1)《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结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并基本与新的国际标准接轨。该体系由五套基本核算表、一套国民经济账户和两张附属表组成。基本核算表和国民经济账户构成了核算体系的中心内容，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全面的描述。其中，基本核算表涵盖了国民经济中的五个主要领域，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表、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表和资产负债表；国民经济账户包括经济总体账户、国内机构部门账户和国外部门账户；附属表包括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和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基本结构如表2所示。
表2《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基本结构
a.基本核算表。基本核算表侧重于对经济活动某一方面内容的核算，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表、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表和资产负债表。
国内生产总值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中的国内生产总值表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总表、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表和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表四张表。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总表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使用表相对应，按照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原理对国民经济的生产和使用进行全面系统的核算；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表直观地反映按生产法计算的各产业部门的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能够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成果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表旨在直观反映按收入法计算的各产业部门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情况；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表旨在直观反映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各类最终支出的规模和构成情况。
投入产出表。2002年核算体系中的投入产出表由供给表、使用表和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3张表组成。其中供给表由《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中的企业部门产出表演化而来；使用表由《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中的企业部门投入表演化而来。供给表和使用表提供了核算框架功能，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提供了分析应用功能。
资金流量表。资金流量表反映一定时期内各机构部门的收入形成、分配、使用、资金的筹集和运用以及各机构部门间资金流入和流出的情况，它包含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两大部分。与1992年的核算体系相比，2002年核算体系中的资金流量表的指标设置更加具体和完善。例如，实物交易中增加了净出口、生产税净额、净金融投资等若干新指标；将1992年核算体系中的其他转移重命名为经常转移，并细分为社会保险缴款、社会补助、社会保险福利、收入税及其他5个子指标。
国际收支表。国际收支所反映的对象是国际经济交易活动，不仅包括以外汇支付为基础的外汇收支，还包括在特定时期内一经济体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各项经济交易。《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国际收支表包括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两张表。
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是对国民经济存量的核算，反映某一时点上机构部门及经济总体所拥有的资产和负债的历史累积状况。2002年核算体系中的资产负债表主要由非金融资产、国内金融资产与负债、国外金融资产与负债、储备资产及资产负债差额5大内容组成。
b.国民经济账户。国民经济账户是以账户的形式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和结果的描述，侧重反映整个经济循环过程。各账户按生产、收入分配、消费、储蓄和投资等环节设置，相互之间通过平衡项衔接，既系统地反映了经济循环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基本内容，又清楚地反映了各环节间的有机联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中的国民经济账户由国内机构部门账户、经济总体账户和国外部门账户三部分组成。
国内机构部门账户。《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仅对国内机构部门设置了一套通用账户，但未对各部门进行独立细分，2002年体系的国内机构部门账户包括非金融企业部门账户、金融机构部门账户、政府部门账户和住户部门账户，并且每一个国内机构部门账户都由生产账户、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金融账户、资本账户和资产负债账户组成。其中，生产账户反映国内机构部门在核算期内通过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以及与此价值对应的收入形态；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反映国内机构部门通过生产过程形成的收入如何在享有权益的机构部门间进行分配，以及各机构部门如何将其拥有的可支配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金融账户记录金融资产的获得和处置，反映国内机构部门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所发生的金融交易以及交易的净结果；资本账户记录与非金融资产获得有关的交易和涉及财产再分配的资本转移，反映国内机构部门可用于资本形成的资金来源、资本形成及资金剩余或短缺的规模；资产负债账户反映国内机构部门在核算期期初或期末的资产负债存量。
经济总体账户。经济总体账户是国内各机构部门对应账户的汇总账户，也由生产账户、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金融账户、资本账户和资产负债账户组成。
国外部门账户。国外部门账户反映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之间发生的各种交易活动，以及由这些交易所引起的资产负债变动及相应的存量状况。国外部门账户由经常账户、资本账户、金融账户和资产负债账户四部分组成。其中经常账户反映国内机构部门与国外之间的经常性交易，包括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生产税及财产收入等的流入及流出；资本账户反映国内机构部门与国外部门间的资本性交易；金融账户和资产负债账户与国内机构部门对应的账户表式基本相同。
c.附属表。附属表是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基本核算表和国民经济账户的补充，旨在记录某些隐藏在中心框架账户之中或未充分得到表述的部分，用于描述中国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的规模、结构变动以及经济、资源和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旨在反映主要自然资源的实物存量及其变动情况，其核算的对象包括经济领土范围内所有自然界赋予人类的资源，如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能够反映资源要素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政府了解和分析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间的关系提供依据，为开展综合经济与环境资源核算奠定坚实的基础。
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旨在反映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状况及其变动情况，其核算对象包括经济领土范围内所有常住自然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素质，如技能与能力、科学文化知识等。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表能够反映一个国家一定阶段的人口资源的素质状况，为实施国民财富核算奠定基础。
(2)200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1992年核算体系的比较。1992年的核算体系由社会再生产核算表和经济循环账户两部分组成。其中，社会再生产核算表包括国民经济五大核算基本表和八张附属表；经济循环账户包括一套内容相对完整的账户体系。2002年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保留了1992年试行方案的合理内核，但对其部分内容和结构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新的核算体系由基本核算表、国民经济账户及附属表三部分组成。其中，基本核算表由旧体系下的社会再生产核算表中有关国民经济五大核算内容的基本表演化而来，将其与补充表分离，与账户体系模块相互对应，突出了基本核算表的地位和功能，更加适合国内外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
2002年核算体系将1992年的“经济循环账户”改称为“国民经济账户”，并下设经济总体账户、国内机构部门账户和国外部门账户。其中，经济总体账户与1992年经济循环账户中的国民经济账户相对应，国内机构部门账户和国外部门账户与经济循环账户中的机构部门账户相对应。但与1992年的机构部门账户不同，2002年的核算体系就每一个国内机构部门均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账户体系，同时将收入初次分配账户和可支配收入及支出账户简化为一个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并取消了调整账户和资产负债账户。
此外，2002年的核算方案对1992年的补充表进行了归并和简化：1992年的补充表包括人口平衡表、自然资源表、劳动力平衡表、主要商品资源与使用平衡表、企业部门投入表、企业部门产出表、综合价格指数表和财政信贷资金平衡表共8张表；2002年的附属表只设立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和人口资源及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表，并将1992年体系中的企业部门投入表、产出表与产业部门账户一起纳入了投入产出核算框架。
(四)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历程总结
回顾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成功实现了由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转换(见表3)。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制定国民经济规划及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为统计科学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表3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发展历程
续前表
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基础讨论的梳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工作的需要，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历了建立和不断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即上文所介绍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2年开始的MPS的建立和发展；第二阶段是1985年开始的MPS与SNA共存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93年开始的SNA的应用发展阶段。
每一阶段的国民核算体系都需要理论基础的支撑，本章主要从理论基础方面介绍中国国民核算体系的发展、变化和不断改革的基本情况，以便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断改进的过程。
(一)1992年以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
1992年以前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至1984年MPS的建立和发展阶段；第二个就是从1985年开始至1992年，MPS与SNA共存的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涉及MPS，因此SNA在理论基础方面既有与MPS相同的地方也有创新发展的地方。
1. MPS的理论基础概述
MPS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采用的主要核算体系，是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核算体系。
(1)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MPS是以劳动价值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为理论基础，将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定位为主要指标。其基本理解为：整个国民经济分为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两大领域，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产品和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既不生产产品，也不创造劳动价值，都是非生产劳动，它们只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因此，按照该理论，社会生产就是国民经济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饮食业)总产值的总和，国民收入就是上述五大部门净产值的总和。这两个指标中都不包括其他部门活动的成果。
马克思指出，一切不直接参加再生产的社会成员，不管劳动与否，只能从首先得到产品的那几个阶级，即生产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手中，取得自己在一年商品产品中的份额，即取得自己的消费资料。就这一点说，他们的收入在物质上是由(生产工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派生出来的，因此，相对那些原始的收入而言，表现为派生的收入。MPS正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分配再分配的。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物质产品，进行初次分配，取得原始收入，在物质生产部门以外所进行的再分配，就是将各种原始收入形成各部门的派生收入，或者是将初次分配以后得到的对物质产品的使用权利，通过再分配，转给其他部门使用。MPS把物质生产部门作为唯一的生产部门，也只有使用生产部门的成果才作为使用处理。
基于上述理论，MPS把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饮食业划分为五大物质生产部门，而把金融保险业、房地产、公用事业、各类服务业、旅游业等划分为非物质生产部门。整个体系都是表述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等运作过程，所以只对物质部门进行核算，而对非物质部门的活动(如日常开支和工资收入)都看做是靠派生收入进行的。MPS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论基础来确立自己的综合指标、统计范围、计算方法等一整套国民核算体系的。
(2)基于国情。MPS是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核算体系，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也是计划经济，因此MPS核算体系对于中国的核算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195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苏联国民收入统计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开展了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消费和积累核算。1956年，国家统计局派团对苏联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进行了全面考察，随后在中国全面推行MPS，先后编制了社会产品生产、积累和消费平衡表，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生产、分配、再分配平衡表，劳动力资源和分配平衡表等。然而，正当这些平衡表的编制工作刚刚起步时，恰逢大跃进时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这些平衡表的编制工作受到了批判，多数平衡表的编制以过分繁琐为由被叫停，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遭受了第一次大挫折。“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受了第二次大挫折。这期间，统计机构被撤销，统计工作人员被下放，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完全陷入停顿状态。
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情，并且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当时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领域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MPS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物，因此适合社会主义国家。
2. MPS与SNA共存阶段的理论基础
MPS与SNA共存的阶段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出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应运而生的。
(1)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读。MPS核算体系与SNA的本质区别在于对“生产”这个概念的界定上，因此，对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就成了区别这两个体系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完整地、准确地领会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
第一，决不能把生产劳动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既包括物质生产领域内的劳动，也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内的劳动。他指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在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忙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将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人，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过去一些同志把生产劳动的概念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不承认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也可能是生产劳动，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一种误解。不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是在阐述剩余价值理论时，他主要是以物质生产领域为对象来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没有专门论述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的性质。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的，这里的大多数情况，都还只局限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形式，资本主义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追逐资本主义利润的内在动力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外在压力，每一个资本家，不论是从事工业、农业，还是从事商业或者当剧场老板，都要求取得与自己所付资本等量的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受雇于商业资本家和剧场老板的劳动者的劳动，由于对商业资本家和剧场老板来说是利润的源泉，因此，他们的劳动同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领域内劳动者的劳动一样，都是生产劳动。
第二，决不能把生产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局限于物质产品。财富既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只不过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中，生产劳动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即精神产品的提供者，如演员、歌唱家、画家、科学家和教师等提供的使用价值——供人们享受或受教育，同他们的活动不可分，不能脱离他们的活动而独立存在。再则，就他们提供的产品来看，马克思也认为，可能是物质部门生产的，也可能是非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他认为，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只要它们表现是物，就都包括在物质产品中。
第三，决不能把生产劳动局限于一般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步的表现。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发展，生产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还包括脑力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那些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中的体力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或者只承认结合在工厂内部的脑力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的观点，显然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生产劳动概念的原意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事实表明，为了同一个目的——最大限度地获得资本主义利润，独立于工厂外部的科研机构、信息机构以及各种与经营管理有关的咨询机构等，都不过是社会劳动分工的延伸和经济发达的表现，从总体上说，这些人员的劳动，也都是资本主义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并不排斥从事服务行业的劳动。他指出，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的。根据服务的对象和服务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服务劳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生产服务的劳动；另一类是为生活服务的劳动。前者的成果不表现为新的使用价值，而只表现为恢复、提高或实现使用价值，这类劳动一般称之为生产性服务。它们所生产的使用价值，从可能性上来讲，也是商品。后者的成果既不表现为新的使用价值，也不表现为实现产品的使用价值，仅是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满足感或满足某种需要。对这类劳动，马克思把它们称为“纯粹的服务”。但是，它们确实也提供使用价值——或使人们获得某种精神享受，或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对上述提供特殊使用价值的劳动，究竟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要进行具体分析。使劳动成为‘生产的’或‘非生产的’劳动的，既不一定是劳动的这种或那种特殊形式，也不一定是劳动产品的这种或那种表现形式。同一劳动可以是生产的，只要作为资本家，作为生产者来购买它，为的是用它来为我增加价值；它也可以是非生产的，只要我作为消费者来购买它，只要我花收入是为了消费它(劳动的)的使用价值，不管这个使用价值是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还是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
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精神生产和其他服务行业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但物质生产领域并不是生产劳动唯一的领域，同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一样，从事精神生产和服务行业等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可能是生产劳动，也可能是非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如果我们拘泥于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那么，必然会得出社会分工越发达，科学技术越进步，社会经济越发展，生产的财富却越少，从而剩余价值也越来越少的荒谬结论。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的。
基于上面的理论，SNA核算体系对于生产的界定更加合理和完善，但是由于马克思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劳动价值的阐述，而中国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当时对于这些理论是否适合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存在不同的意见，于是就出现了MPS与SNA并存的局面。
(2)基于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变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陆续恢复和发展。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也在发生着变化。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之前，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计划经济体制最为薄弱的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而开展了以搞活国有企业、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在拨乱反正后，第一次肯定了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紧接着，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应当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商品价格出现双轨制。国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打破了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计划、投资、物资、粮棉流通、对外开放等领域的市场取向改革都在不断推进。针对社会上对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重要论述，解除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种种疑虑，打开了人们长期被计划经济禁锢的思想闸门，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进行的各项工作不断推进，继续沿着MPS的方向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SNA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核算体系，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物，只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这种体系的思想，因此，中国在继续开展MPS核算的同时，逐步研究和开展SNA核算。
1985年，中国开始SNA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1987年，开始编制SNA的投入产出表；1992年，开始编制SNA的资金流量表，至此已逐步形成了一个MPS与SNA混合的体系。
3.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也在不断改进和发展。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也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其要求我们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客观公正地评价国际上两大核算体系，勇于采用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SNA核算体系。
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里，对于两大核算体系，传统的理论认为：SNA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不适于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MPS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1992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突破了这一传统观念，基本上采用了SNA的基本核算原则、基本核算方法和基本核算框架，MPS中的核算内容已经明显被弱化，居于次要的地位。
SNA是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它所确定的核算主体范围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开放性；核算客体范围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的广泛性；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的界定及其部门划分的原则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经济单位的独立性等。这一核算体系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这一核算体系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一定的适应性。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在对当时中国的国情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理论。这一论断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比较短，而且核算基础很弱，生产核算、收入分配核算、积累核算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料来源缺口。因此，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要求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与它的整个基础环节改革，即整个统计体系的改革相衔接，循序渐进。否则，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脱离统计基础的支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将缺乏基础资料的支撑，变成纸上谈兵。因此，MPS与SNA并存的阶段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所说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外开放理论是指导我们国家从落后走向先进，从贫穷走向富强的理论，它也是指导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使之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理论。
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世界上对中国势力的封锁和我们自己的封闭，中国的国民核算工作经常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之后虽然学习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核算体系，引进了MPS核算体系，但是又受到大跃进时期各种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影响，核算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们逐步开展了对西方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吸收其先进的核算理论和核算方法，中国的核算工作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用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指导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勇于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的核算理论和方法，因此SNA核算体系逐步在中国得以建立和发展。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采用MPS，极端排斥SNA核算体系，因为此时经济体制改革时间比较短，经济理论方面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虽然意识到MPS的某些局限性和SNA的某些长处，但是不敢公开采用SNA方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
1984年10月，在总结六七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随着经济理论的突破，产生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MPS与产生于市场经济国家的SNA的根本对立观念逐步消除，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中国1992年的核算体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大发展。
但是，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理论不彻底性的影响，中国1992年的核算体系还没有彻底抛弃适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新的经济体制中暴露出很大缺陷的MPS，没有大胆采用产生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较适用于中国新经济体制的SNA，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理论基础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是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的系统修订。与1992年的试行方案相比，2002年的核算体系结构更加严谨，内容更加丰富，更好地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标志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向SNA的全面转轨。
1.经济转轨理论
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召开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理论的确立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改进，为SNA核算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颁布标志着MPS正式退出中国的核算体系，SNA在中国正式得以确立。
(1)MPS退出的内在解释。MPS被SNA取代，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是有其必然性的。统计学家们从不同的方面对此进行了研究，最后都指出，MPS与SNA相比，在方法上存在重大的缺陷。如沈士诚等的研究，邱东教授的研究，可以说是这类研究的经典总结。他们通过对两大体系的比较研究，指出了MPS退出的内在原因。
第一，两大体系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不同。MPS产生于计划经济土壤，而计划经济国家又大多处于经济不发达状况，因而在核算体系设计上反映出这两大特征。SNA产生于市场经济土壤，其设计者又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因而，SNA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较多反映发达市场经济的现实。
第二，两大体系的核算范围不同。从核算内容上看，MPS的核算范围过窄，侧重于反映物质生产、实物流量，侧重于生产环节、国内经济活动的核算，对第三产业状况、资金运动状况、分配和使用状况、国际收支状况反映不力，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中宏观经济管理对核算的要求。
第三，两大体系的核算方法不同。SNA以账户平衡表为主要核算形式，采用复式记账方法，可以系统地科学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全过程。MPS以单式平衡表为主要核算形式，采用单式记账方法。核算时往往注重平衡表内的平衡关系，而不大注意平衡表间的平衡关系，没有在方法上形成一个整体结构。这就难以系统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经济活动间的联系。
由上可见，MPS在方法上存在重大缺陷，其被世界各国所弃用是有方法论上的内在原因的。
(2)MPS退出的制度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模式选择上采用了SNA模式而放弃了MPS模式?杨仲山等专家的研究指出，对此需要借助制度变迁的有关工具来进行分析，包括交易(制度)费用、外部利润和激励机制这几个方面。
①MPS较SNA的制度费用要高。交易费用是交易发生所导致的费用，在不同的制度下，达成交易的费用是不同的。MPS与SNA就是这样两种不同的统计制度。张五常的研究指出，对于广义的交易费用这一术语，更好的解释应该是制度费用，这就解释了不同经济制度下何以经济绩效相差悬殊。同样的道理，制度费用也适用于分析MPS与SNA两种统计制度的不同绩效。
如前所述，MPS适用的对象是计划经济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经济并不发达。SNA适用的对象是市场经济国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当时的背景下采用MPS是适合中国国情的，MPS对于中国当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核算基础。中国经济发展了，统计核算制度却没有将新的经济活动对象纳入核算体系中来，旧的核算方法及规则根本无法计入像第三产业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核算体系显然无法满足新的需要。统计核算制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应用成本(制度费用)就远远高于一般的范围了。统计制度的绩效低于经济绩效。
MPS的制度费用高于SNA主要表现在：第一，MPS的制定成本加大了。这一成本的加大并不是指那些制定核算体系新增加的变化成本，而是旧核算体系制定的费用在新情况下出现了机会成本的加大。第二，旧核算体系、旧方法实施的机会成本加大了。很显然，有些旧方法应用范围缩小了，甚至没有用了，那么，这种制度的费用相应就增加了。第三，摩擦成本加大了。由于不能准确、全面、一致地囊括市场经济体制中新的经济活动和现象，旧的统计核算制度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负担增加了。
三方面的成本，造成了MPS制度费用的增加。而根据科斯定理，我们知道，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MPS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
②MPS外部利润的存在。即便MPS的制度费用很高，但如果没有外部利润的存在，MPS也不会被取代。这个外部利润，就是SNA所提供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潜在利益。当然，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个潜在利益，实际指的是采用SNA相对于采用MPS所能带来的各种好处，或言之社会收益。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的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假定之一，就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各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这种潜在利润是在A制度中无法获得的，但一旦将A制度变为B制度，这种利润就可以实现。相对于MPS，SNA解决了统计制度与经济制度的衔接问题，改进了核算方法，扩展了核算范围，使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基本方法论得以充分实现，这实现了MPS所不具备的外部利润。当然，这个外部利润的主体，可以是以官方形式集中表现的各个主体的集合。对于MPS存在外部利润的问题，邱东教授就曾从另一个角度做过阐述：“MPS作为两大体系之一，其存在本身就是使SNA更加科学的一种外在力量”，“MPS对核算本身的作用在于：协调使SNA完善，竞争使SNA发展”。
外部利润的存在，是MPS被弃用的诱致原因。
③MPS的激励机制渐趋低效。除了上述原因，MPS激励机制的低效，也是MPS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MPS的激励机制在于反映物质产品领域的生产、分配及使用等，因此，有关物质产品的经济活动，在MPS中能够得到充分考虑。
现实的情况是，在经济生活中，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运行除了物质产品的各种活动外，还广泛地存在着大量的非物质性经济活动。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服务的提供与使用的衡量。在MPS中，对类似服务活动的这些情况是不予考虑的。这在方法上是狭隘的，在制度层面上是缺乏激励的。如果将一个核算体系局限在物质产品的经济世界中，那么又怎么能够对非物质产品经济世界进行激励呢?大量的现实情况表明，这种核算体制对物质领域之外的活动的考察是不激励的。
MPS激励机制的低效必然会导致这种核算制度的低效率，如所核算的指标与实际指标的内涵发生概念上的冲突；数据体系缺少彼此的平衡制约，再加之数据来源缺少制度安排，数据真实性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由此一来，统计为各种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性方法和制度安排的作用便会遭到怀疑，统计帮助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会减弱，统计提供市场信息的渠道也会引起纷争。我们很难回避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现实世界需要大量应用统计的同时，统计却与现实世界远去了。这些情况，都是MPS低效率的结果。
2. 劳动价值论
SNA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中得到解释。生产的概念如何确定，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结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的本质区别就是生产范围的确定，因此，搞清楚生产劳动理论，对于建立符合现实经济管理和经济分析需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有关键的意义，而劳动价值论是SNA核算的理论基础。
(1)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SNA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它不但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而且还包括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是不是生产部门，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使实践中的SNA与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钱伯海教授曾指出，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的国家，包括中国和苏联等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一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方面将各种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入生产成本，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旅游、医疗、教育、养路等)的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中；另一方面在扣除物耗以计算工业净产值时，却按统计制度规定只扣除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各种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农业和建筑部门也不例外。针对这种矛盾和混乱的情况，钱教授说：“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他又说：“坚持物质生产MPS，虽然理论上确认物质生产是生产，否定各种服务是生产，但实际上又对各种服务活动计算产值，相互矛盾，名不符实。这进一步表明，仅仅承认物质生产是不够的，必须包括服务，才能消除矛盾。”
统计领域实行SNA，需要拓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服务行业纳入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之列。经过多年的讨论，理论界在此问题上基本形成了一致的结论，即生产劳动应是在物质生产领域或非物质生产领域以物质产品、服务或精神产品形式为社会创造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社会有效劳动。工人、教师、医生、营业员、演员、作家、军警、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科技工作者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范围及劳动产品的种类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是否创造出物质产品不能作为划分生产性劳动的依据。粮食、衣物、住房虽然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中，彩电、冰箱、空调、轿车、文体娱乐甚至出国旅游、心理咨询都进入了人们正常生活消费品的范围。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不能仅仅通过一些物质产品甚至简单的衣食住行就能健康地再生产出其劳动力。我们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教育、娱乐等许多非物质属性的服务和产品对于人们的正常生活来讲，越来越具有像粮食、衣物、住房一样的消费必需品属性。社会需求及消费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因此生产劳动的范围也就必然相应扩大。所有这些能够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是能够创造价值的。
生产劳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内涵、范围、划分标准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不会等同于现在。第三产业作为不断发展的新兴的产业部门，不但创造使用价值量，而且创造社会价值量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2)国民生产总值是物量指标还是价值量指标。按照劳动价值论中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原理，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量就越多，而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在社会活劳动投入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只会增加社会使用价值总量，而不能增加社会价值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一定比例增长，是使用价值量的增长还是价值量的增长?如果是价值量的增长，增加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有些学者把这些问题比喻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不解之谜”。其实，这些问题并非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也非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经济生活实践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价值总量之谜”是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和说明的。谷书堂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在生产过程之外开发研究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科技工作者，虽然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要通过出卖专利后才能把他们在财富和价值中的创造作用都发挥出来，而这一部分劳动应该折合成若干倍的简单劳动。这样一来，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便会一致起来。
对于企业来说，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加强生产管理来提高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而企业又可以通过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且还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这一新增加的价值量是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并不是由于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工人付出的劳动量的增加，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生产技术的不断采用是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所以，超额剩余价值是转化为现实生产率的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它是由科学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那种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增加使用价值，不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的观点，是不可能立足的。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物质产品的价值及价格下降的同时，社会享受到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劳务产品的量却越来越多，劳务产品的价值量在社会产品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便会不断增加。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三产业是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部门，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小，恰恰能够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经济统计资料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科技贡献率已达60%~80%，这明显表明，在价值创造中，科技工作者的劳动作为更复杂的劳动，其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把“劳动”仅仅界定为物质生产工人的劳动，不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相符合，而且也难以说明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和来源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把国民生产总值看做是衡量财富量增长的指标而非价值量指标，就会用劳动财富论代替劳动价值论。
生产总值这一衡量社会价值总量变动的重要指标，既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量，也包括了非物质生产部门形成的价值量。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按一定比例增长，就不仅仅表明物质财富量的增长，它还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社会价值量不断增长，进而引起社会商品价格总量不断增加的结果。
3.核算体系的作用理论
核算在国家的生产和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必须能够满足其所具备的作用理论，而1992年的混合体系并不满足不断发展的中国的实际核算要求，因此必须进行改进，推动SNA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1)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国民经济核算的作用和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运行系统，不同部门、不同环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经济联系，准确地了解和把握这个系统是不容易的，需要借助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国民经济核算就是这样一种工具。它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为复杂的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勾画出一幅简明的图像，大大提高了人们了解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能力。
第二，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通过规划、计划和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来引导和协调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和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而详细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制定这些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如果没有国民经济核算提供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对外经济往来等方面的基础数据，那么，就很难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对外经济政策。
第三，是检验和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方法。国民经济计划和规划涉及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这些指标所代表的经济现象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内在的经济联系。为了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和规划指标数量的确定也必须满足这种内在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系统地反映了相关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是制定和检验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方法。
第四，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居民住户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时，也需要了解宏观经济状况，而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将直接对其预期产生明显的作用。
第五，是经济统计的基本框架。不同类型的经济统计必须建立在一个统一的基本框架下彼此之间才能表现出一致性，才能发挥出整体作用。国民经济核算就提供了这样的基本框架，它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了统一的要求，从而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国民经济核算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增强其应用功能。
第六，是协调经济统计数据的手段。如果孤立地看每种类型的经济统计数据，很难发现它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它与有关其他类型经济统计数据是否一致。当我们把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统计数据放在国民经济核算这个统一的基本框架下时，就很容易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实现不同类型的经济统计数据之间的相互衔接。
第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享受的优惠待遇，决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所能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国民生产总值、黄金与外汇储备、进出口额、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等因素来决定一个国家在基金组织的份额，进而决定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分配特别提款权的份额及向基金组织借款的份额。
第八，核算质量事关党和政府的声誉。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的关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数据既是制定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检验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的手段。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国民经济核算工作也是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如果国民经济核算不能很好地进行，所提供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不准确，存在虚报浮夸等不真实的因素，长此以往，就有可能失信于民，这不仅影响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统计部门的声誉，而且要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声誉。
基于上述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作用，1992年的混合体系存在很大的缺陷，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
(2)《中国国民经济核算》(2002)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相对于1992年的试行方案而言，无论是体系框架、指标概念还是统计分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新体系的实施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并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增强了理论上的系统性和说服力。1992年的试行方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认识水平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门应用性的经济学科，它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生产劳动的成果及劳动成果的分配和使用问题，但在试行方案的酝酿期间，中国理论界对于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物质部门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且认为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MPS认为它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另一种观点称为生产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理论，认为物质部门和非物质部门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这就是SNA的理论基础。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这个方案曾被说成是吸收了MPS和SNA两大核算体系长处的中西合璧的“宝贝”，然而，就是这个“宝贝”，在理论上相互矛盾，有关解释难以令人信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取消了和MPS相关的核算表式和相关指标，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使新体系在总体上更具系统性和说服力。
二是增强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由于在双重理论指导下的1992年试行方案中同时兼容了MPS和SNA两大核算体系的主要总量指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就必须进行相关表式的转换(例如投入产出表就被设计成“积木式”，便于拆拼)和指标换算(如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使用表就需要进行GDP和MPS的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换算)，这不仅增加了核算的难度，而且也使得本应简单、易懂、易操作的具体工作变得繁乱不清。新体系的实施，将极大地增强核算体系的可操作性，“解放”了基层统计工作人员，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并且有利于国民经济核算知识的普及。
三是大大提高了核算资料的使用价值。新修订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细化，比如产业部门分类方面的细化、国内生产总值三种计算方法中核算项目的细化等。这种细化不仅使体系在有关方面的核算上更加具体深入，而且大大提高了核算资料的使用价值。1992年核算体系中的国民经济核算资料，主要用于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较粗，各种指标的“综合性”太强，核算资料的“可加工性”比较差。因此，很多使用者面对浩如烟海的核算资料，却往往有“找不到”资料的感觉。研究专门问题，常常需要专门的、较细的统计资料，才能够得到有深度的、针对性强的分析结论，因此，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不同方面进行适当的细化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核算资料的使用价值——这实际上应该是组织研究和采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目标之一。
在原试行方案中，将国内生产总值的三种核算方法综合置于同一张核算表中，虽然看起来简单明快，但高度概括性资料的使用价值较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除保留了该表外，还专门设置了分别按生产法、分配法和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表，并且按生产法和分配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还细化到了产业部门的第三层分类，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项目也细化到了第三层分类，这就极大地扩充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信息量，扩大了资料的使用范围，提高了资料的使用价值。
四是增强了国际可比性。修订后的国民经济核算新体系，理论更加系统，概念更加明确，更接近于联合国的SNA，分类进一步细化，这为中外之间进行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交流与比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在新体系中增加了反映国际收支状况的存量表——国际投资头寸表，专设了国外账户，这就拓展了国际比较的领域，提高了国际比较的质量。
(三)SNA(2008)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基础的影响分析
2008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简称SNA(2008))是对SNA(1993)的更新和完善，作为一个统计框架，SNA(2008)旨在为各国经济分析研究提供一套综合、一致、灵活的宏观经济账户。
1. SNA(2008)修订的原则和标准
负责该修订工作的机构主要有国际国民核算工作组(ISWGNA)、欧盟统计局(Eurosta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联合国和世界银行(WB)。
SNA的整个修订过程遵循以下原则和标准。
(1)修订不改变原有的框架体系，不违背现有SNA的基本准则。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特别强调，SNA(2008)的修订工作不能对SNA(1993)做根本性或全面性的修改，应遵循“在保持原有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各种账户的基础上，只对SNA(1993)中的一些具体核算内容和方法进行修改和更新”的原则。
(2)强调修订的SNA(2008)应与其他国际统计标准和手册保持一致性。这一原则主要指修订的SNA(2008)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平衡手册第五版》(BPM5)在概念定义和问题阐述上达成一致；与《政府财政统计手册》(GFS)和《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实现协调一致；与联合国的《2003年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和《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修正第四版》的主要分类体系实现协调统一。
(3)某些修订部分应遵循企业会计和公共会计国际标准。在修订过程中，要尽量考虑到国际会计现有的和将要颁布的相关标准，尤其是国际会计标准协会(IASB)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标准协会(IPSAB)公布的国际会计标准，积极借鉴其相应的研究成果。
(4)要考虑到修订后的体系在各国的实施问题。纳入修订的议题应该具有广泛的用户需求，并且得到专家组中大多数专家的支持，或是在新经济环境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为了确保整个体系的完善性和客观性，修订工作应积极鼓励世界各国的统计部门和专家参与，广泛吸收更多方面的意见和成果。
2. SNA(2008)修订的核心议题
作为客观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全貌的整体核算框架，修订后的SNA(2008)旨在使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更加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研究方法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从当今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出发，专家组提出了诸多修改建议，几乎涉及SNA的所有方面，具体分为39个澄清议题、5个协调一致议题、17个长期研究议题和45个核心议题。
其中45个核心议题分别是：“回购协议”、“雇主养老金计划”、“雇员股票期权”、“呆坏账、贷款和存款的估价”、“非寿险服务”、“金融服务，中央银行产出的分配”、“持有收益税”、“高通胀条件下利息的处理”、“研究和开发”、“专利权”、“原创物与复制品”、“数据库”、“其他无形固定资产”、“所有权转让成本”、“资本服务的成本：生产账户”、“政府资产”、“矿藏勘探”、“常住居民和非常住居民之间非生产资源的使用权问题”、“军费支出”、“土地”、“资产的承包租赁”、“商誉及其他非生产资产”、“磨损和折旧”、“建设—拥有—经营—转让(BOOT)模式”、“单位”、“培育资产”、“资产的分类和术语”、“分期摊销有形和无形非生产资产”、“非生产无形资产的资产界定”、“经济资产的界定”、“水的估价”、“非正规部门”、“非法及地下活动”、“超级红利、资本注入和再投资收益(政府与国有企业的交易)”、“税收收入、不可征集税和税收信用”、“私人/公共/政府部门的划分”、“担保活化(或有资产)与推定债务”、“交易概念”、“常住性”、“海外加工货物”、“商贸服务”、“互助基金、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未分配利润”、“利息及相关问题”、“金融资产分类”、“关于递交给AEG附加问题的决议”。
3. SNA(2008)修订的理论影响及实施
SNA(2008)的修订涉及了当今世界社会、经济、科技等领域中许多重要的国民经济核算前沿课题，其设计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有重要的影响。
(1)SNA(2008)修订的影响。SNA(2008)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几乎全球普适的指导，其修订成果具有积极的影响。
①秉承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研究方法也日益进步的原则。作为一个复杂的宏观经济统计体系，SNA(2008)是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活动变化而提出的，其修订内容回应了国际经济中的新冲击和新挑战。例如，针对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SNA(2008)将金融衍生工具明确作为金融交易的专门形式纳入金融核算；考虑到现代知识经济、无形经济的特征，研究与开发等已作为资本和投资的组成部门被明确提出，经济资产、投资、资产交易的内容不断得到扩展。同时，SNA(2008)还对一些概念进行了细化，诸如资产分类、计算机和数据库等，这些修订使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更具操作性，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适时调整，从而更好地反映经济状况。
②坚持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统计体系中的中心地位。SNA(2008)保留了其前身SNA(1993)的基本理论框架，但与SNA(1993)相比，SNA(2008)的概念和分类与其他的国际统计标准和手册更加协调。SNA(2008)的修订过程不仅与《国际收支平衡手册》的不断更新保持一致，其主要分类体系与《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修正(第四版)》和《总产品分类(第二版)》中的分类标准统一，而且SNA(2008)中的一些章节内容，如生产、消费、价格指数及环境核算等，均借鉴了国际统计手册及国际比较项目中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些都坚定了中国继续坚持采用SNA核算体系的决心和信念。
③对中国金融、国际收支、非正规部门与服务部门核算的影响。首先，金融核算是SNA(2008)最主要的贡献之一，SNA(2008)框架下金融核算与其他国际统计标准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金融资产分类得到了调整，部分主要总量指标的估算、金融服务产出的核算和金融资产负债的处理将因此而改变(陈梦根，2011；许涤龙、周光洪，2009)，若采用公允价值核算呆坏账以及用新的口径计算FISIM，可能会导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国际投资头寸表、资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等发生相应变化。其次，根据SNA(2008)中海外加工货物的所有权原则和中介贸易的核算处理方法，中国对外贸易核算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收支数据(杨仲山、何强，2008)，因为加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占比超过50%，采用新核算方法会导致中国对外贸易额大幅下降，进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失衡的评估。再次，非正规部门与服务部门核算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例如，中国尚未正式建立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及物业管理和房地产中介服务业企业的财务统计抽样调查制度，私营和外资道路运输业与水上运输业企业的财务统计资料也处于空白状态(许宪春，2009)，而SNA(2008)对服务产出核算的要求更为细致明确，对非正规部门核算的建议也更为全面系统，因此采纳SNA(2008)对完善中国相关核算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2)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采用SNA，国家统计局先后颁布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原则、分类、基本框架和核算内容进行了规范，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目前，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架构，但在制度和实践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国家统计局，2003)，例如，季度GDP核算制度尚不成熟；地区GDP核算制度存在明显缺陷；环比核算与统计制度很不完善；服务业统计极不健全；机构部门账户存在众多不足；金融核算留有太多空白等。与先进国家的核算水平、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国际标准以及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迅速发展的需求相比，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许宪春，2009)。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各种新现象不断涌现，如股票期权、非上市公司分红、基金公司运营、新型金融衍生产品等一些新情况在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SNA(1993)的修订和SNA(2008)的实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迎头赶上国际核算最新发展的良机。
中国应充分利用实施SNA(2008)的契机，积极采纳新的概念、分类、标准与核算方法，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逐步建立起一个科学、高效、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宏观经济核算制度。实施SNA(2008)代表了国民经济核算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对整个统计体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在实施SNA(2008)时应重点关注：构筑适应SNA(2008)要求的统计制度，诸如完善与SNA(2008)要求相符的法律框架、统计系统的战略规划、统计与核算数据生产的科学流程等，这些构成了实施SNA(2008)的制度基础；完善统计与核算的基础，如完善企业注册和分类、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传输与存储系统、账户编制、IT、工具等，促进中国核算工作与SNA(2008)在概念、分类、方法与原则框架上的一致性；改进数据收集与处理技术，如统计和行政数据来源、抽样框、原始数据到核算指标的转换机制等。SNA(2008)框架下有许多方面(如中央银行服务产出核算、非人寿保险服务产出核算、未上市权益估值等)对基础数据要求更高，而且，改进数据收集与处理技术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关键点之一，因此改进数据收集与处理技术也是中国在实施SNA(2008)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改善SNA(2008)的实施环境，包括资源支持、组织环境、人力资源和管理方法、协调机制；编制国民账户时部分特殊问题的处理，如发展中国家普遍较为薄弱的未观测经济、非正规部门和服务部门核算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实施SNA(2008)面临不少的困难与挑战，主要体现在：①在中国部门权力分割明显、统计部门较为弱势的情况下，谋求强大的支持是全面顺利实施SNA(2008)的根本保障；②SNA(2008)提供了一个普适性的核算框架，在具体实施当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资源(数据资源、人力资源和财政支持)有限的条件下将SNA(2008)的方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高和发展中国的核算水平与能力，这需要大力加强对SNA(2008)的研究开发；③采纳新的核算框架需要更多更强的统计资源支持，SNA(2008)对统计基础设施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行SNA(2008)要求加大对统计基础设施的各项投入，增强统计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支持能力；④SNA(2008)对核算数据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SNA(2008)与其他国际统计标准的数据质量框架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对数据质量的各个维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提高核算数据质量是实施SNA(2008)时应关注的重点之一。
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对生产范围的大讨论
“生产”是国民经济核算最基本的一个范畴，对“生产”的认识不同，生产成果的计算范围肯定不同。生产范围不同，影响的不仅有经济总量等指标值，还有国际社会经济甚至政治格局。随着核算体系的转变，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是否当下的生产范围是合理的呢？本部分我们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讨论会遵循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变化脉络，研究不同时期的生产范围，以验证上述命题。
(一)国民经济核算中生产范围的演化
国民经济核算，是对投入到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分布、使用情况，及劳动成果的数量和分配状况，进行全面且系统的核算。核算的终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另一个是投入最少的劳动、产出最多的符合需要的产品。显然，“生产”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最基本的范畴，如果对该范畴的认识不同，那么对生产成果的计算范围肯定不同，由此会影响到核算的终极目标，即社会是否能够协调发展。因此，对“生产”的探讨是国民经济核算一个最基本且极其重要的问题。
(1) MPS与SNA对生产范围的划分原则是相同的。在生产范围的划分上，无论MPS还是SNA都遵循同样的原则：生产范围划到哪里，生产成果就算到哪里，最终使用和中间消耗也算到哪里，原始收入与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从基本原则来看，MPS与SNA都有相同的追求，既不重复，也不遗漏，以形成一种科学完整的核算体系为基本目标。但事实上，二者在生产范围的具体界定上却存在巨大差异。
(2)MPS的生产范围：是否只关注了物质生产部门。提及MPS，一般印象是它只关注了物质生产部门，忽略了非物质生产部门，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实际上，MPS看到了非物质生产部门，且计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部分不予以产值计算，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进行考虑的，也可以说是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特点(高度集中的、社会生产不够丰富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考虑的。
MPS确实把物质生产部门作为唯一的生产部门，且生产与使用相统一，也只将使用生产部门的成果视为使用加以处理。MPS与当时不发达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基本适应的，在生产资料公有、社会需求大于物质产品供应的情况下，要对生产部门进行计划调节，势必不能将服务混入其中，否则会给计划工作带来困难。在MPS的实际核算中，也涵盖了部分非物质生产部门。MPS核算了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和商业等部门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显然，真正创造物质产品的部门是前三个：工业、农业、建筑业。邮电业是为生产服务的，不能算是真正的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只能列入服务部门。交通运输和商业部门也不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只是提供生产性服务，也不是真正的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因此，MPS并不是只关注物质生产，而是由于受到当时不发达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侧重了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
这样的话，不可避免地会提到另一个相关问题：若MPS考虑了生产力发展，或者说，若MPS跟随生产力发展水平做出改变，就是可以选用的核算体系了？这里就需要进一步考察MPS使用的各种平衡表及平衡表之间的关系，生产范围扩大后的平衡表必然更多、更复杂。MPS退出历史舞台时，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平衡表，其弱点在于平衡表之间的平衡关系不易处理，可想而知，即使MPS的生产范围扩大，众多的平衡表及表与表之间的平衡关系也是难点。
3. SNA的生产范围：是否范围过大或过小
提及SNA，普遍的印象是它的权威性和普遍性。虽然SNA与MPS都是联合国公开公布的核算体系，但只有SNA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该体系包含的生产活动有：(1)所有提供或打算提供给其他单位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包括生产这些货物和服务过程中消耗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2)生产者用于自身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所有货物的自给性生产；(3)自有住房服务的自给性生产和雇佣付酬家庭服务人员从事的家庭和个人服务的自给性生产。显然，SNA的生产范围远远大于MPS，除了包括所有货物的生产以外，还包括了服务的生产。其中，在自给性服务中自有住户服务和付酬家务劳动属于生产范围，其他的自给性服务，或者称为内部的自给性服务，完全为住户自身消费，比如清扫房屋、做饭、照顾孩子、教育儿童等。根据联合国的建议，考虑到住户内部的自给性服务与市场相对分离且互不依赖；也找不到适合的市场价格进行估价，把它们纳入生产范围会对市场分析和政策制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反过来思考，如果将这些内部自给性服务活动纳入核算体系，那么几乎所有劳动力年龄人口都“就业”，失业现象不再存在，这一结论是很难被接受的。但SNA(2008)的修订过程中，也曾尝试性地对这些活动的统计问题做了研究。
除了上述范围，SNA(1993)的生产范围中也纳入了非法生产活动，只要相应的生产过程是真实的，其产出是有市场需求的。SNA(2008)中与此相关的生产得到了扩展，即扩展至“未观测经济”活动。SNA将非法生产活动纳入生产范围的目的在于，避免在有关账户中出现误差和不平衡，例如，如果不记录住户在非法产品方面的支出，将导致住户储蓄的高估并引起资本账户平衡项与金融账户平衡项之间的差异。
SNA(2008)已经尘埃落定，与SNA生产范围相关的问题主要是“未观测经济”部分。未观测经济活动主要包括：(1)地下生产，指生产是合法的、为了逃税或避免受到某些制度的制约而故意将生产活动隐蔽起来的经济活动。(2)非法生产，指法律禁止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或未经许可就开始生产的经济活动。(3)非正规部门的生产，指非正规企业从事的经济活动。(4)住户自给性生产，指住户为最终消费而从事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
(二)中国曾经的“生产劳动大论战”
“生产”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基本范畴，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显得尤为重要。如上所述，“生产范围划到哪里，生产成果就算到哪里”。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曾两度热烈讨论的主题，这种讨论对于中国当下国民经济核算生产范围确定或许能有些许帮助。
1.“生产劳动大论战”中的三个派别
中国曾经的“生产劳动大论战”，参与者众多，较有代表性的专家有：孙冶方、陆立军、何炼成、于光远等；将生产范围讨论与国民经济核算紧密联系并加以论述的有钱伯海、许刚等。在“生产劳动大论战”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三派，即“窄派”、“宽派”、“中派”。其中，窄派的观点是只有物质产品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宽派则根据社会关系划分生产劳动，中派较为中庸，认为存在两个标准、两个定义。有意思的是，三个派别的观点都可溯源至马克思的论述，现总结如下。
2.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论述
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论述在论著中多处提及，分别被不同派别作为探讨的依据。
(1)马克思对纯粹劳动的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五章中将劳动抽离出来，指出：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加以考察，……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必须首先把它表现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在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中。
(2)马克思考虑生产关系时对劳动的理解。马克思将生产劳动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他在《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著作中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雇佣劳动把花在它身上的价值额以增大了的数额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它归还的劳动大于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劳动，因而只有创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能力才是生产性的。
(3)马克思对劳动收入和派生收入的理解。另外，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指出，一切不直接参加再生产的社会成员，不管劳动与否，只能从首先得到产品的那几个阶级，即生产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手中，取得自己在一年商品产品中的份额，即取得自己的消费资料。就这一点说，他们的收入在物质上是由(生产工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派生出来的，因此，相对那些原始的收入而言，表现为派生的收入。
3.不同派别对生产范围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参与生产劳动大论战的学者专家，对上述第一点皆无异议，纯粹的劳动是人和自然的过程。区别在第二和第三点上。窄派根据第三点推论说，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物质产品，物质生产以外的部门通过再分配取得产品。所以，物质生产部门是唯一的生产部门，是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也即MPS下的生产劳动范围。宽派则根据第二点推论说，马克思生产劳动的定义是由社会生产的目的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是为了剥削，所以会有第二点中对生产劳动的论述。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凡是能直接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即在MPS生产劳动范围基础上加进教科文卫等部门，范围上更接近SNA。中派则认为，无论MPS还是SNA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都可以不断改进，以适应各自的社会与经济条件。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MPS的不足开始显现，SNA被广泛接受，“生产劳动大论战”逐渐偃旗息鼓，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生产范围并没有随着论战的结束而变得科学合理，它仍需要改进，且非常急迫。
(三)SNA(2008)背景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生产范围的修订建议
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SNA的生产范围并不完全一致。虽说，不应对SNA照抄照搬(这更多是指统计制度、统计方法层面)，但是拥有科学合理的生产范围是最基本的，就像马克思对纯粹劳动的解释，是无可争议的。强调核算体系的中国特色是对的，但不能走极端、不能为了中国特色而丢了“统计特色”——统计的国际可比性。如果生产范围不同，谈何指标的国际可比性呢。因此，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生产范围必须改，即使面临统计上的困难。
1. SNA(2008)着重提出的与生产范围相关的问题
当下SNA(2008)已由联合国统计司颁布推广，该版本较之前版本做了很大扩展。虽然生产范围的基本条件没有发生变化，比如判断某活动是否具有生产性的必要条件，仍然是对该活动的结果拥有所有权，活动进行过程中必须有主体的介入、操作等(比如与人工饲养的鱼相比，深海鱼不是生产活动的结果)，但是SNA(2008)着重分析了与生产范围相关的若干主题，现就修订篇幅较大的主题进行归纳。
(1)对一般政府与公共部门的重视。SNA(2008)在第22章论述了一般政府(general government)与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s)的相关问题，这一章是该版本SNA中新增加的一章，是旧版本SNA中未论述的。该章的出发点是探讨金融不景气背景下，政府部门与企业、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调整，因此讨论了一些经济意义显著的问题，包括价格的定义、SNA与政府财政账户的对接问题，以及政府的税收、债务、信用等方面的问题。在SNA(2008)中，一般政府与公共部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单位、由政府控制的非营利组织，也包括由政府控制的团体(corporation)注24(涵盖金融与非金融领域)。至于如何体现政府的“控制”，SNA(2008)也做了详细描述。
对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来说，一般政府与公共部门是一个薄弱环节。有些最基本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比如哪些机构应该列入一般政府与公共部门等。况且SNA(2008)又做出了很多新的解释，比如对经济意义显著的价格的定义也做了新的诠释注25，新的标准给中国划定哪些机构属于一般政府与公共部门增加了困难。
(2)对非营利机构、住户部门的重视。SNA(2008)在第23章对非营利机构做了探讨，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章节，其主要出发点是在SNA与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手册之间建立联系。在SNA(2008)第24章住户部门的论述中，对旧版本中未言明的一些细节做了说明。
(3)对“非正规经济”注26的重视。SNA(2008)在第25章论述了“非正规经济”的相关内容。该主题曾经是SNA(1993)中“待研究的主题”，当下也同时出现在SNA(2008)“待研究的主题”中。显然，该主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第25章着重论述了未观测经济与非正规部门，其中非正规部门的论述主要追随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
(4)对福利的重视。一个已经成立的命题是：GDP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国民福利的增加，比如外部事件对福利是有影响的，过冷的冬天会使国民消耗更多的燃料、衣服、药品等，会带来GDP的增加，但国民在过冷的冬天过得并不舒服，国民福利反而是减少的。但是，进行社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国民福利，因此，SNA(2008)将福利测量纳入讨论。与核算的生产范围相关的是“无酬服务”，包括住户为自身消费提供的无酬服务和个人为非营利机构提供的无酬服务，这些服务虽然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升，但未被纳入SNA的生产范围。未纳入的理由是，这些服务即使纳入也不见得有利于SNA基本目标，即经济分析、决策与政策制定的实现。虽然如此，SNA却也将福利测量纳入讨论范畴，说明无酬服务的规范测量未来也可能会以某种方式进行。
2.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生产范围的修订建议
根据上面对不同版本SNA的考察，结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与特征，对中国核算生产范围的修订建议如下。
(1)核算制度中未计入但应计入的“非法生产”。非法生产不是SNA(2008)中新增的内容，而是之前版本中已经包含在内的。虽然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整体上与SNA是一致的，但一直未将非法生产纳入核算体系。时至今日，如果考虑国际可比性，在别国纳入非法生产的前提下，中国也应该纳入。即使不考虑国际可比性，中国当下的非法生产的规模也已不容忽视，所以，将其纳入核算体系似乎不存在争论的必要性。唯一的问题恐怕是将其纳入后如何进行核算的问题，但这并不应该是拒绝将其纳入的理由。
(2)核算制度中计入但存在大量漏算的“非正规生产”。非正规生产在SNA(2008)的第25章中做了论述，也同时列入了“待研究的主题”，说明该部分的核算确实存在很大困难。中国也不例外，从核算制度上看，中国已经将非正规生产部分纳入核算体系，但是实际核算的范围却非常有限。非正规生产与非正规就业是紧密联系的，非正规就业不仅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也包括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中国在这两部分的核算上都还需要极大提升。
(3)重视一般政府与公共部门的划分原则。SNA(2008)对一般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论述在SNA历史上是第一次，其中的论述，比如对经济意义显著的价格的论述，较之前都有改善，中国应该借鉴这些新的观点，适当调整一般政府与公共部门涵盖的机构，这是中国首先要解决的。
(4)尝试地下生产的核算。地下生产是未观测经济活动注27的一部分，它指生产是合法的，但为了逃税或避免受到某些制度的制约而故意将生产活动隐蔽起来的经济活动。从SNA对生产的定义上来理解，它应该列入生产范围。由于其是“地下”的，在核算上存在很大的困难，但考虑到其规模和影响，该类活动应该纳入核算。
(5)尝试无酬生产的核算。考虑到福利，住户部门的自给性生产、个人为非营利机构提供的无酬生产都应计入生产范围。虽然SNA尚未将这两部分计入生产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鼓励进行无酬生产的核算。中国在无酬生产上的核算是非常初步的，相关的数据在年鉴中是无从考察的，唯一发现的官方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一次的时间利用调查资料汇编，其中的第四章记录了非SNA生产活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无酬家务劳动，另一部分是照顾家人和对外提供帮助，后一部分中包括“社区服务与公益活动”部分。显然，中国是将住户部门的自给性生产、个人为非营利机构提供的无酬生产混合在一起的。而且该时间利用调查记录的是发生这些活动所消耗的时间，比如就业者的非SNA活动参与率为79%，不在业者的这一参与率为80%，二者差别不大，更有趣的是，女性就业者非SNA生产活动参与率为94%，不在业女性为88%，这些数据反映了哪些信息呢？是社会现象有重大变化，还是数据质量需要提升？综上，无酬服务的区分、核算，都还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难题。
四、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社会需求变化
(一)1952—1984年：中国的MPS与计划经济体制
1. MPS的确立
(1)MPS的推行。1952年，刚刚成立的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工农业总产值调查，从此开始了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核算。后来，又扩大到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总产值，即社会总产值核算。1956年，国家统计局派团对苏联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进行了全面考察，随后在中国全面推行MPS，且先后编制了社会产品生产、积累和消费平衡表，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生产、分配、再分配平衡表，劳动力资源和分配平衡表等MPS中的一系列重要表式。
(2)生产范围的界定。在生产范围的界定问题上，统计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限制性生产观和综合性生产观。MPS采用限制性生产观，对经济生产的定义只限于物质产品生产和生产性劳务，认为只有物质生产才是生产，相应地，社会产品只是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果；从使用价值看，物质产品由工业、农业和建筑业三大部门生产，社会产品就是这三个部门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从价值形成过程看，除三大部门所创造的价值外，物质产品的价值还包括货物运输业和商业等流通部门追加在商品中的价值。
因此，MPS把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商业统称为五大物质生产部门，这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成果构成了MPS的社会产品价值核算的内容。与此相适应，社会产品分配也是对物质生产成果使用权的转移，社会产品使用也只限于对物质产品的使用。
至于非物质生产部门(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用事业、生活服务等)，由于不生产物质产品，故被认为不创造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这些部门所提供的服务活动，无论是为生产服务的，还是为其他部门或居民服务的，统统都不算产值，也不算使用，只作为对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价值的再分配处理。
(3)MPS产生于并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阶段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演变历程中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采用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是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历史产物。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反映，它所显示的信息是宏观经济决策和分析研究的依据，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及发展，不仅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而且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MPS确立之时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而MPS正是发源于苏联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因此，它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与中国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符合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中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国家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和宏观经济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2. MPS符合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
马克思指出，一切不直接参加再生产的社会成员，不管劳动与否，只能从首先得到产品的那几个阶级，即生产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手中，取得自己在一年商品产品中的份额，即取得自己的消费资料。就这一点说，他们的收入在物质上是由(生产工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派生出来的，因此，相对那些原始的收入而言，表现为派生的收入。MPS正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分配再分配的。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物质产品，进行初次分配，取得原始收入；在物质生产部门以外所进行的再分配，就是将各种原始收入形成各部门的派生收入，或者是将初次分配以后得到的对物质产品的使用权，通过再分配，转给其他部门使用。MPS把物质生产部门作为唯一的生产部门，也只有使用生产部门的成果才作为使用处理。生产与使用口径统一，相互对应，使MPS成为一个科学完整的核算体系。
一般说来，实行MPS的国家都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主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即由社会生产，社会占有，而部门之间的分工比例，主要依靠计划调节，如果不把产品与服务分开，不把物质生产作为发展服务的基础，就会增加计划工作的困难，甚至会导致或扩大比例关系的失调。
虽然目前中国采取了SNA核算体系，代替了原有的MPS，但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MPS就不再适合中国。但是，仅作为一种核算方法来说，MPS与SNA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科学完整的核算体系，各有其适应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能企图用一种体系来代替另外一种体系。
(二)1985—1992年：MPS与SNA共存时期的社会需求
1.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核算体系转变的压力
(1)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的转变。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清算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经济建设，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此，不被MPS核算在内的中国非物质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事业等得到迅速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社会对核算体系的需求的转变。随着中国非物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就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以便制定正确的服务业发展政策，协调三种产业的健康发展。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增多，这就需要各方面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各种经济指标，这种需求的转变具体体现在：
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党的十四大根据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和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国民经济核算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促使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规模明显扩大，经济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经济运行方式亦多样化，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也日益增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所能采用的行政手段却在逐步减少，效用也逐步降低，原有的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
因此，要从整体上正确把握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满足政府、社会在新机制下掌握社会经济运行各环节、国民经济各部门信息的需要，就必须建立区别于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核算体系的新体系。这样，努力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新版本，对原有的国民收入核算指标进行大改革便显得理所当然。
②国际环境的要求。从国际环境看，以前实行MPS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已陆续放弃了这个体系，而改用SNA，MPS的国际比较性与通用性已日趋淡化直至消失。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实践也表明，随着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工作者逐步适应了使用有关指标来分析和处理经济问题，MPS在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也越来越明显。
2. MPS核算体系无法适应社会生产丰富前提下的核算需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核算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国民经济管理的需要。核算的数据既无法全面反映中国国民经济的面貌和产业部门的构成，也无法满足对外交往中国际比较的需要。中国MPS核算体系的缺陷与不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生产范围过窄。中国传统核算体系的生产范围限于物质产品的生产，不包括非物质性服务的生产。随着科学的进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物质性服务活动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作用不断加强，非物质性服务消费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把非物质性服务活动排除在生产活动范围之外，已经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全面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2)分配核算不够完整、全面。尽管MPS和SNA的分配核算内容不同和区分初次分配再分配的标准不同，但两种体系在各自分配意义上都是相对完整的，都既包括初次分配核算内容，也包括再分配核算内容。中国传统核算体系则缺少再分配核算。从拓宽的生产领域来看，中国传统核算体系的初次分配核算内容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新创造价值的分配。因此，传统体系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过程，不利于对分配行为和分配方式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利于政府制定正确的税收和分配政策。
(3)消费范围不够合理。与生产范围相一致，传统核算体系的消费范围仅限于物质产品。居民、社会的非物质性服务的消费同物质产品的消费一样，都是最终消费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把消费品局限于物质产品忽视了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不利于全面地研究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不利于制定正确的消费政策、正确地引导消费结构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4)投资及其资金筹集核算不完整。传统核算体系只反映了由物质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那部分资产的积累，即机器设备、房屋建设等固定资产的积累和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库存增加，但没有反映土地和诸如版权、商标、专利等非金融无形资产的购买。土地和非金融的无形资产虽然不是由生产过程创造出来的(开垦和改良的土地除外)，但它们都是某些生产过程所不可缺少的，并且可以像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固定资产那样在生产过程中长期使用，给所有者带来收益。不包括这类资产购买的投资核算就是不完整的投资核算。
固定资产积累、库存增加和土地及非金融无形资产的购买只是投资过程的结果，完整的投资核算不仅要反映投资结果，还要反映投资过程的另一方面，即投资资金的来源。传统核算体系的投资来源核算是非常薄弱的。
(5)对外交易核算不完整。对外交易也是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物质产品进出口、非物质性服务进出口、要素收入流入流出、对外转移及金融交易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上述各种交易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们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中国传统核算体系只包括物质产品进出口核算，不包括其他对外交易核算，所以它的对外交易核算也是不完整的，不能满足制定对外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管理的需要。
(6)缺少资产负债存量核算。资产负债存量既是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和条件。资产负债存量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实力、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的有力工具，对于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核算体系则缺少资产负债存量核算。
(7)核算方法较为单一。中国传统核算体系是建立在MPS基础上的，这一体系的基本核算方法就是平衡表法，其核算方法较为单一。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了SNA推荐的账户核算方法。账户核算方法采用了复式记账原则，这一记账原则保证了账户中的每项指标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着的。这一点对于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宏观经济核算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本来就具有内在的联系，宏观经济核算不是孤立地反映每个方面和每个环节，而是要把这种内在联系反映出来。账户核算方法对于提高国民经济核算的科学性及其数据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SNA也采用了矩阵核算方法。矩阵方法具有简洁、综合性强、允许部门和指标细化等优点，中国传统核算体系则基本上采用的是平衡表法，核算方法单一，缺少联系性和严密性。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核算体系已经不能全面、完整、系统、有效地反映中国目前的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建立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国民经济管理的迫切需要。
3. SNA替代MPS是历史的必然
(1)MPS退出中国核算体系的历史舞台。MPS之所以退出中国核算体系的历史舞台，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国际环境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因政治体制的变化，决定不再采用MPS，而采用SNA。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欧盟五个国际组织联合制定的SNA(1993)正式出版之后，许多国家根据这套新的国际标准对各自原有的核算体系进行了系统的修订。
这一情况的变化，使得本身就存在问题的MPS更加不能适应社会对核算体系的需求，放弃MPS只是个时间问题。
②国内经济体制的变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就需要核算体系指定的宏观经济分析结果适应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而MPS是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体系，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需求。
③MPS自身的局限性。中国的MPS是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核算范围、核算方法和内容都属于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的类型，这一平衡体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的核算范围过窄，核算内容不够完整，又是采用清单式记账的核算方法，各个平衡表之间的数量关系不够严密，特别是不能反映各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收支活动，因而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整的需要。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交往日益增加，需要大力开展国际经济的比较研究，这也要求建立一个可以与国际规范对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综上，国家统计局于1993年停止了对MPS国民收入指标的核算，标志着MPS核算体系正式退出中国核算体系的历史舞台。
(2)SNA引入中国的历程。为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国家统计局在该阶段开始研究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SNA。1984年1月，国务院《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统一的、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1985年4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国民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统计制度，国家统计局开始在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进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与此同时，1984年年底，国务院成立了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在这一机构的领导下，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在总结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并于1992年8月制定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该方案采纳了SNA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保留了MPS的部分内容，是一个MPS与SNA混合的体系。199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这一体系。
这一阶段，国家统计局不仅发布了以MPS中的国民收入为挂帅指标的系列核算数据，同时发布了以SNA中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挂帅指标的系列核算数据。
(3)两大核算体系并存的必要性。中国核算体系在该阶段采用两种体系并存、两者并用的方式，主要是立足于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管理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主导思想。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既要考虑计划指令为主导所需要的指标体系又要兼顾市场调节为辅所需要的数据资料，以适应中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过程，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党政决策部门制定政策的需要。另外国际上还存在着东欧国家和苏联等采用MPS的经济体。可以说两种体系共存的现象，深深打上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受经济理论发展制约的烙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此外，两个体系并存成功地解决了国民核算历史资料的相互转换问题。
(4)SNA更适应转变后的社会需求。与MPS相比，SNA有效地弥补了MPS的不足，更适合改革之后的经济现状。以下从两大体系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两大体系的核算范围、核算方法方面，就中国新型经济体制对核算体系的要求进行分析，探究为什么要引入SNA。
①两大体系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不同，SNA更适合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MPS产生于计划经济土壤，计划经济国家又大多处于经济不发达状况，因而在核算体系设计上反映出这两大特征。SNA产生于市场经济土壤，其设计者又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因而，SNA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较多反映发达市场经济的现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原有的MPS核算体系就不再适应改革以后的经济体制，相反，产生于市场经济体制的SNA却能很好地满足中国新经济体制对核算体系提出的新要求。
②两大体系的核算范围不同，SNA更能涵盖国民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从核算内容上看，MPS核算范围过窄，侧重于反映物质生产和实物流量，侧重于生产环节、国内经济活动的核算，对第三产业、资金运动、分配和使用及国际收支等方面的状况反映不力，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中宏观经济管理对核算的要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国家为进行宏观调控迫切需要该方面的指标，而MPS对此却束手无策，因此，国家统计部门只能寻求其他核算体系作为补充。
③两大体系的核算方法不同，SNA更注重经济运行的过程，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SNA以账户平衡表为主要核算形式，采用复式记账方法，可以系统地、科学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MPS以单式平衡表为主要核算形式，采用单式记账方法。核算时往往注重平衡表内的平衡关系，而不大注意平衡表间的平衡关系，没有在方法上形成一个整体结构。这就难以系统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经济活动间的联系。因此，要想从整体上正确把握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满足政府、社会在新机制下掌握社会经济运行各环节、国民经济各部门信息的需要，就必须建立区别于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核算体系的新体系。
(三)1993年至今：SNA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需求变化
1.社会大环境变化需要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1)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确立。伴随着MPS的退出，国家统计局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SNA的方法和形式，在原有MPS核算体系基础上，设计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经国务院批准于1992年起试行。
(2)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满足了当时社会对核算体系的需求。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利用科学的核算方法和核算原则把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经济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全面、系统、有效地揭示了这个复杂的运行过程的基本状况、内在联系和一般规律。严格地按照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编制出来的国民经济核算资料能够为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及国际比较提供可靠的依据。此外，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可以起到协调专业统计、提高统计的整体功能的作用。
①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满足了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的需求。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按其核算方法主要划分为基本核算表和经济循环账户两大部分，按其核算内容可划分为生产核算、收入分配核算、消费核算、投资及其资金筹集核算，对外交易核算和资产负债存量核算。利用生产核算的账户和基本表所提供的相应资料能够分析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和各种部门(产业部门、机构部门和产品部门)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效益，研究产业、产品结构和产业、产品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因而它们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协调的产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利用收入分配和消费核算的账户和基本表所提供的相应资料能够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国家、集体和居民个人三者的分配关系，能够研究中国的消费规模、结构和消费倾向，因而它们是制定正确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消费政策、合理引导消费的重要依据。利用投资及其资金筹集核算的账户和基本表所提供的相应资料能够分析中国的投资规模、结构、投资倾向以及投资资金的筹集方式，因而它们是制定正确的投资金融政策、合理地引导投资方向的重要依据。利用对外交易核算的账户和基本表所提供的相应资料能够分析对外交易规模、结构、效益、顺差、逆差、对外资产和负债等，因而它们是制定正确的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利用资产负债存量核算的账户和基本表所提供的资料可以分析中国的资产和负债的规模和结构以及国民经济实力，因而它们是制定正确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依据。
②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满足了国际比较的需求。SNA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国际通用的核算原则，它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根据这套原则编制出来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具有广泛的国际可比性。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满足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需要对传统核算体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它吸收了SNA的基本概念、基本核算原则和核算方法，从而保证了国际可比性。例如，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首要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就采用了SNA的标准概念，这保证了新体系中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结构性资料与国际上相应资料的可比性。在国际比较中，这些指标是经常用到的。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完全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组织成员国交纳会费的多少；国际组织也利用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来决定该国是否有资格得到援助、贷款及相应的利率等。
③满足了协调专业统计和充分发挥统计的整体功能方面的需求。中国传统专业统计是各自独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专业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之间，各个不同的专业统计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和一致性。为了确保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准确实施，需要根据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统一要求对传统的专业统计进行系统的改革，这样，在满足新体系对专业统计资料的需求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各专业统计之间的相互协调，增强专业统计的横向可比性，实现整个统计体系的科学性、一致性，提高统计系统的整体功能。
2.社会需求增加给核算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由于历史较短，并且经历了从MPS向SNA的转换过程，基础仍很薄弱，加上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仍处于较低水平，朱之鑫局长在2000年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统计工作的几个“不能很好地适应”的评价，完全适用于评价中国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
(1)党和政府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的增加。国民经济核算是党和政府了解和把握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手段，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由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生产法和收入法都还不完善，产业部门分类较粗，还没有按产业部门进行资本存量核算，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详细地了解中国产业结构状况，不同产业部门收入水平差距，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效率和投入产出效率等方面的重要经济情况的需要；由于中国尚未建立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及时了解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需要；由于中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的需要；由于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核算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例如，近些年来，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非常希望了解不同经济类型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高技术产业、信息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及其对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及彼此间的相互作用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都还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些要求。
(2)社会公众需求的增加。受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仍不强。比如，对社会发布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和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
(3)对外交流工作需求的增加。虽然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与先进的国家相比，与SNA(1993)的要求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比较注重了解国外，特别是了解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但是，在这方面我们重视得不够。比如，中国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采取的一些特殊做法，很少对外进行宣传和解释，有些国际专家不得不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对中国的做法进行猜测，因而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
由此可见，如果说中国国民经济已经走出了短缺阶段的话，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却仍处于短缺阶段，有大量的需求不能满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加入WTO，党和政府、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将提出更高的需求，这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面临的挑战。
3.《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应运而生
(1)《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产生。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自1993年，中国开始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进行重大修改，取消了MPS下的国民收入核算，这一阶段的修改主要是按SNA(1993)对原有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进行修订和调整，1995年，国家统计局开始编制SNA下的资产负债表和国民经济账户。在总结1992年以来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改革成果和实践经验，深入研究联合国SNA(1993)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制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于2003年颁布实施。
(2)《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完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保留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的基本框架，由基本核算表、国民经济账户和附属表组成，但是核算内容和方法根据联合国SNA的原则进行了修订：取消了与MPS核算有关的内容，不再划分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对财产收入和市场价格等有关的基本概念和专门术语进行了梳理；对机构部门分类进行了调整，不再将政府部门分为财政和行政事业单位；产业部门采用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将补充表进行了调整和归并，设置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和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表两张附属表。
(四)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社会需求变化的总结
1.社会进步是核算体系发展的重要根源
(1)核算体系应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运行系统，不同部门、不同环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经济联系，准确地了解和把握这个系统是不容易的，需要借助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国民经济核算就是这样一种工具。它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为复杂的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勾画出一幅简明的图像，大大提高了人们了解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能力。
(2)核算体系应有助于宏观经济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通过规划、计划和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来引导和协调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和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的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而详细的数据是制定这些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如果没有国民经济核算提供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对外经济往来等方面的基础数据，那么，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对外经济政策是不可想象的。
(3)核算体系应有助于制定和检验国民经济计划。国民经济计划和规划涉及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这些指标所代表的经济现象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内在的经济联系。为了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和规划指标数量的确定也必须满足这种内在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系统地反映了相关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是制定和检验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方法。
(4)核算体系应有助于微观决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居民住户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时，也需要了解宏观经济状况，而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将直接对他们的预期产生明显的作用。
(5)核算体系应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提供数据支持。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享受的优惠待遇，决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所能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国民生产总值、黄金与外汇储备、进出口额、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等因素来决定一个国家在基金组织的份额，进而决定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分配特别提款权的份额及向基金组织借款的份额。
(6)核算体系应有助于检验党和政府的执政业绩。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的关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数据既是制定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检验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的手段。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所从事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或者我们的国民经济核算搞不好，或者我们所提供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不准确，存在虚报浮夸等不真实的因素，长此以往，就有可能失信于民，这不仅影响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统计部门的声誉，而且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声誉。
(7)核算体系是经济统计的基本框架。不同类型的经济统计必须建立在一个统一的基本框架下，彼此之间才能表现出一致性，才能发挥出整体功能。国民经济核算就是这样的基本框架，它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了统一的要求，从而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国民经济核算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增强其应用功能。
(8)核算体系应有助于协调经济统计数据。如果孤立地看每种类型的经济统计数据，很难发现它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它与有关其他类型经济统计数据是否一致。当我们把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统计数据放在国民经济核算这个统一的基本框架下时，就很容易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实现不同类型经济统计数据之间的相互衔接。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所从事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重要性，增强事业心和荣誉感，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2. SNA是经济管理不可或缺的决策依据
国民核算的基本功能就是描述国民经济的面貌，反映经济运行的趋势。通过国民核算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包括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和对外经济往来等不同的环节以及不同的产业部门。特别是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GDP，它从不同的角度测算了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反映国民经济总体的一个重要指标。
由于国民核算数据的宏观性和全面性，它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分析的重要数据支撑，是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以及产业结构发展规划都是建立在GDP核算基础上的。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计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以及产业结构发展规划也是建立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基础上的。其具体的用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监测经济活动。SNA中的某些关键总量指标，比如GDP和人均GDP等，已获得广泛认可，作为衡量经济活动和福利的综合性、全局性指标为分析人员、政治家、媒体、商业界和大众所广泛使用。这些总量指标的变动和与之相关的价格和物量测度，常被用于评估经济总体的表现，判断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相对成败。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所提供的信息涵盖了不同类别的经济活动和经济中的不同部门，从而可以从价值和物量角度动态监测诸如生产、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出口和进口等主要经济流量指标的变化情况。此外，本体系还可提供某些只能在相关核算框架下定义和计算的关键平衡项和比率的信息，例如预算盈余或赤字，针对各个部门或经济总体计算的储蓄或投资占收入的比重，以及贸易差额等。SNA还能为解释和评估诸如工业生产、消费品价格或生产者价格月度指数等短期指标变动提供背景。尽管SNA的许多账户、表式或资产负债表通常不能以高于一年一次的频率编制，但是只要体系中的某些主要总量指标是以季度及年度编制的，就可以极大提高对经济行为的监测效果。
(2)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国民经济核算也可用于研究经济中的因果机制。此类分析通常采取的形式是：将计量经济方法运用于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框架编制的现价和不变价的时间序列数据，估算不同经济变量之间函数关系的参数。进行此类研究时，采用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模型会因研究人员所属经济思想学派和所持分析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是，SNA是非常灵活的，可以适应不同经济理论或模型的需要，只要它们接受SNA赖以建立的生产、消费、收入等基本概念。
短期经济政策制定是在评估近期经济行为和目前经济状况、展望或准确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短期预测通常采用上述经济计量模型进行，而中长期经济政策则必须结合各种经济战略来制定。
各级政府、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会涉及经济政策的制定。大型企业，例如跨国公司，有能力建立适合自身需要的宏观经济模型，为此它们需要国民经济核算数据。骨干企业的长期投资计划必须依赖于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长期预测，这也需要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还有为客户提供预测并收取费用的专业机构，它们通常需要非常详细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3)国际比较。SNA能够以一种标准的、国际通行的概念、定义和分类形式向世界报告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由此产生的数据可广泛应用于主要总量的国际比较，例如GDP或人均GDP，也可用于统计数据的结构比较，例如投资、税收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经济学家、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分析人员在评价一国经济表现与类似的他国的经济表现时，经常使用这种比较。就像人们判断一国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一样，这些比较也能帮助公众和政界判断经济计划是否相对成功。多国国民账户可以组成一个国家集团数据库，这些数据可用于计量经济学分析，在分析中可以将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汇集起来，提供更宽泛的观测资料，估计函数间的相互关系。
国际组织还使用各国GDP或人均国民收入(GNI)数据来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得到贷款、援助或其他资金，或决定一国得到此类贷款、援助或其他资金的条件。如果目的是要比较货物服务的人均产量或人均消费量，则必须将以本国货币计量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而不是汇率)转换成以通用货币计量的数据。众所周知，通常市场汇率和固定汇率都不能反映不同货币之间的内在相对购买力。若按照汇率将GDP或其他统计数据转换为以通用货币计量的数据，则相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高收入国家的货物服务价格会被高估，结果就会夸大二者实际收入的差异。因此，不能将通过汇率换算的数据作为衡量货物服务相对量的尺度。不同国家GDP或人均GDP指标还会全部地或部分地用来决定一个国际组织各成员国所缴纳的用以维持该组织运转的会费。
尽管国际组织会利用SNA收集国际可比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但SNA并不是为此目的创立的。SNA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或通用的体系，对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稍加修改或不加修改即可将其应用于各自的国民经济核算。通过确保本体系满足其自身分析和政策制定的需要，各国统计部门和政府机构从中受益良多，因此它们在SNA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成就巨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完善中国的核算体系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展望未来，统计部门将会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为宏观决策提供更准确的核算数据，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3.一个模型：从供需模型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变迁注28
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是一项制度变迁；从短期来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改革就表现为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具体制度安排。更为经典的分析是，制度安排可以进入供需分析框架中，即将制度分析纳入古典的供需分析模型中。
(1)供需框架。采用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均衡分析，是制度变迁最为一般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框架最基本的理论在于：分析变化了的外在因素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当新制度所能提供的边际收益相当于旧制度运行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的时候，制度变迁就会暂时停止，制度结构就达到了某种“均衡”；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这一理论演进基本上遵循着需求线索、供给线索与供需均衡线索。
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为了更好地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两类具有代表性的模型。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rnon 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林毅夫则对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进行了区分，使这一理论模型更为系统化。
(2)主体博弈。在V.W.拉坦和林毅夫的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分析，便以国民经济核算主体供需为主线进行，因此，这或多或少就有点像一场“博弈”了，我们不妨将此称为“主体博弈”来进行分析。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安排是由SNA供给与SNA需求双重决定的均衡。目前，这种均衡存在偏态现象，即SNA供给大于SNA需求，SNA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这并不是根本性的一般均衡。需要指出的是，SNA潜在需求并未包含在内，也即未显性化。SNA潜在需求可能涉及市场化程度及信息完备、对称的要求，当然这存在一个信息博弈均衡的问题。
一般来讲，SNA的供给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的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也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总而言之，SNA的三大需求主体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对信息存在巨大的需求，因此SNA所享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对他们有着不可低估的诱惑。
既然SNA供给主体与SNA需求主体在目标上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多样化的方法，使得我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如何做好这一工作，是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安排关键的一环。
(3)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所以，基于制度变迁方面的考虑，具体的制度安排也应该由此着手。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不会减少的，反而有可能呈增加趋势，因为这于国于民都是有好处的。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提供公共品的责任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所以，政府在提供SNA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引导SNA需求的增加，使SNA的潜在需求主体显性化，需求目标明显化。因此，SNA供给与需求在此不能简单地按照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去分析。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从增加SNA需求着手，这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必须有利于SNA需求的增加。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尽管在此是SNA供给主体(政府)引导SNA需求主体。除了这种诱致性变迁特征以外，由于政府的特殊角色，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方法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强制性推广SNA，即进行强制性变迁。因此可以总结一下，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同时，通过制度供给也包括了诱致性变迁的一些东西。
(4)强制性变迁的原因。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政府就是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国家机器安全稳定运行的交易费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这一特点。
除了上述最根本的原因之外，下面两个问题也可认为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一个是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另一个是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
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这一性质的认定应该在国民经济核算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这一观点，详细的论述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根据该研究，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
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上的。它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基础：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作为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主要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认识是不容否定的。
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认识了这一性质，我们就知道，作为公共产品，最好就由国家来提供。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都应该是强制性的。
②解决制度安排中的“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即除了政府提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外，没有人愿意提供。另外，即便在提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的政府或官方内部，由于激励机制的不健全，最终提供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这必将影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自身的良性发展。因此，对于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提供，需要一定的强制性，而不能过分地依赖于以自发性为特点的诱致性变迁。
(5)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尽管有对强制性变迁的认定，但笔者必须指出，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这可以表述为，在强调制度变迁的主要力量这一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的成分就更重要了。这一结论与我们上面所述并不矛盾。确切地说，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
因此，对于诱致性变迁的安排，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二。在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的同时，我们强调辅以诱致性变迁的安排。这是因为，诱致性变迁较强制性变迁，更侧重于考虑不同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和利用程度，诱致性变迁更易体现出市场效率方面的东西。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而且，拥有不同经验和在变迁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对制度变迁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因此，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一般来说也更高。用较易理解的方式说，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得更紧密。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我们知道，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就是市场化的。
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是较难发挥的，它们表现的机会很少。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它们无关。它们个人或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这种改革的发生。但在接下来的过程中，这种情况会有所变化。我们考虑这样一种具体的情况：对信息与方法存在大量潜在的需求。如果说，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广大的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它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力。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且这种需要会表现出来。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是对它提出了“宏观核算微观化”的要求。
不可否认，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它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它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进行新的分类与核算；将非正规部门活动纳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如果它们的力量足够大，那么，这项制度变迁的轨迹将不再由政府单一地左右，而是由所有这些相关利益团体、个人的集体行动所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