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合作网络与企业集团管理控制理论综述

2.1 合作网络视角选择的理论基础

2.1.1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理论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所谓社会网络，Wellman于1988年给出了一个较成熟的概念：社会网络是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即把“网络”视为联结行动者的一系列社会联系(Social Ties)或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但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社会网络的概念已超越了人际关系的范畴，网络的行动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合单位，如家庭、部门、组织。

西方学者之所以会对经济生活中的网络现象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网络化已成为现实经济体的常态，在各类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均开始出现了规模广泛的网络化结构与网络化行动；二是学者们已找到了对社会网络结构进行研究的有效方法，从而保证了基于网络视角研究经济生活的可行性。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目前关于网络的研究还无法构成一个成熟的领域，各个学者的关注要点及研究范式均存在较大差异。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归纳出两种典型的研究视角：一种视角主要源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它把网络视为一种阐明存在于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以及组织环境之中的关系的分析工具；另一种视角更具跨学科的性质，它把网络视为一种组织逻辑、一种各个不同经济行动者之间的支配性关系。

针对本研究的对象——企业集团这种多组织联合体内部的管理控制问题，由于集团内部复杂多样的母子公司关系的存在及其对内部资源配置的重要性，社会网络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丰富而有力的理论支持与解释。因此，我们需要着重介绍目前主要的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具体包括：Granovetter(1973，1985)的“强关系优势理论”和“弱关系的力量理论”、以Bourdieu(1985)和Coleman(1988)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和以Burt(1992)为代表的“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

(1)强关系优势理论。

企业间保持紧密联系可以塑造和增强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强关系将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资源。格兰诺维特曾指出，强关系在人际关系和组织间关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组织间关系支撑的商业行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处于不安全位置的人或组织，极有可能借助发展强关系而取得对方的保护，并以此降低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科拉克哈特和斯坦恩证明得出，当一个组织具有跨组织界限的友谊联结(强关系)时，这种友谊将帮助其应对环境的变化和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由此可以说，强关系对于组织处理危机可能是最重要的。强关系之所以能帮助企业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危机，其原因就在于企业彼此间经常性的交流和交易，会使得彼此之间生成信任感和传递影响力(罗家德，2002)。在信任的基础上，企业就容易得到伙伴的精神和物质支持。由强关系获取的资源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隐含经验类的知识转移一般只发生在高度信任的企业之间，弱关系无法深谙这些知识的实质性内容。

(2)弱关系力量理论。

虽然强关系可以通过传递影响力和信任感为企业获取资源提供条件，但强关系往往会形成过多的信息循环，造成信息通路上的重叠和浪费(林润辉，2004)，而弱关系可以传递新鲜或异质性的信息和知识。Granovetter(1973)在其发表的著名论文《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中认为，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流接触所形成的纽带联系在强度上是有差别的，他将关系分成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类，并用相互接触的频数进行定义，认为强关系每周接触至少两次以上，弱关系每周接触少于两次但每年不少于一次。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有名的“弱关系的力量”的假说，该假说认为在传递资源的作用上弱关系更具力量，因为强关系的主体之间彼此很了解，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很相似，无法带来新的资源与信息，频繁互动所增加的资源与信息大部分是冗余的，而弱关系的主体之间则存在着较大差异，可以相互传递增加新价值的资源。

(3)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概念是由法国学者Bourdieu(1985)首先提出的，其后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指个人所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社会团体和社会关系网之中。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越多，其社会资本越雄厚；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异质性越强，其社会资本越丰富；社会资本越多，摄取资源的能力越强。不仅个人具有社会资本，企业也有“企业社会资本”，通过联结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由于社会资本代表了一个组织或个体的社会关系，因此，在一个网络中，一个组织或个体的社会资本数量决定了其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

(4)结构洞理论。

美国学者Burt在1992年提出了结构洞的概念。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社会网络均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网络中的任何主体与其他主体都发生联系，不存在关系间断现象，从整个网络来看就是“无洞”结构；这种形式只有在小群体中才会存在。二是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联系或关系中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被称为“结构洞”。由此可以看出，Burt的结构洞观点与Granovetter关于联结强弱重要性的假设有很深的渊源，结构洞之内填充的是弱联结，因而Burt的观点可以被看做对Granovetter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深化与系统化。另外，结构洞与社会资本有关。Burt认为社会资本伴随行动主体的中介机会而产生。主体拥有的结构洞越多，具有的社会资本就越多。

2.1.2 新经济社会学理论

新经济社会学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在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兴起的。它的出现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经济学和社会学得以在微观的层面上“对话”。把社会网络引入到对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之中，对经济学的解释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被结合进入经济模型提供了可能性，这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贡献。它的产生大大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当代的融合与发展。

简单来说，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直接来自于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体系，其学术渊源主要传承于三个学术流派：社会关系测量学派、对人际关系模式进行探索的哈佛学派、英国曼彻斯特的人类学派。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1985)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开创了利用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的经济社会学新纪元，标志着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其后，众多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研究探索，代表性学者包括：研究组织间网络的Wayne Baker以及Ronald Burt；研究各种文化在经济现象中的作用的Paul DiMaggio以及Neil Zelizer；研究企业间关系对企业影响的Gary Hamilton；研究社会关系的作用的Alejandro Portes以及Nan Lin等。

尽管新经济社会学阵营中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视角，且理论观点各异，但归结起来学者们基本的理论思想主要包括网络理论、文化理论和组织理论三类(Swedberg，1991，1997)。其中，在网络理论方面，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为是被社会性地限定的，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因此个人的决策与行为是与具体的社会情境无法割裂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个人行动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并解释行动者真实的行为背景。在文化理论方面，DiMaggio等新经济社会学学者认为文化可以通过信仰和理念、习惯形成自然的假设或非正式的规范系统来影响经济，“结构性嵌入”不是唯一的“嵌入”，“政治嵌入”、“认知嵌入”和“文化嵌入”同样是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组织理论方面，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社会关系渗透于各个企业间，经济组织和个体经济行动者一样受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定，这表现为企业间的交往和联系并不是通过正式的经济交易规范而达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实现的，而且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也常常为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取代。

由上述主要观点可以得知，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把社会学的视角引入经济学，重视文化与意识形态、人际关系、经济结构、社会体系、社会制度等社会因素与经济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从而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开辟了交叉研究的新领域。具体来讲，新经济社会学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从方法论来看，新经济社会学的网络研究方法介乎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方法之间，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2)从学术源流来看，新经济社会学家最初是以社会网络分析家的身份出现的，后来又借助于网络分析而创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学流派，这种方式也为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范例；(3)新经济社会学成为了一个对经济生活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学科，大大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的发展。当然，作为一个新兴学术流派，新经济社会学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从具体研究来看，它们多为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而缺乏宏观层面上的分析，这就使得它对整体经济生活的解释力大打折扣了(李淼、张广利，2004)。

2.1.3 合作网络理论

合作网络理论是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合作理论，它实际上是组织行为研究、企业战略分析、社会网络理论、新经济社会学、交易成本理论、代理理论、博弈论等对战略联盟、组织网络(如生产网络、供应链和研发网络)和网络化组织(如虚拟企业)等形成于企业之间的经济组织深入研究与探讨的产物。目前，对合作网络现象的研究已逐步延伸到了几乎所有的网络经济组织中(李新春，1998)。

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合作网络的概念、生成机理及主要特征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剖析，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Richardson(1972)最早提出了企业合作网络的概念，他根据Coase(1937)的交易成本理论和Penrose(1959)的资源观，提出了企业合作网络是一种介于科层制和市场之间的组织形式，其本质在于连接不同企业间异质资源的观点；Carney(1998)运用资产专门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形成网络生成的动因进行的分析，认为网络组织能够在保证企业弹性的情况下，通过有效地控制投资成本和对一般性资产的最大利用来避免交易成本的增加，从而获得比较竞争优势，网络的特有竞争能力部分地来自于对资产最理想配置的组合能力；资源基础观则认为，合作网络是一种社会网络，是企业之间的一种自发行为，它的目的在于追求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目标，并会通过协定关系形成排他性的企业进入壁垒(Gulati，1998)；知识基础观(KBV)认为，组织间合作网络可以使各个成员共享兼容目标、争取相互利益，并且在该网络中彼此之间具有高度依赖(Kale et al.，2000)。我国学者肖渡、沈群红(2000)认为网络的形成来自于企业间长期发展中的合作与互动关系，来自于它们长期互动中培养的信任以及入盟企业对信誉和社会交换原则的重视。何苏华(2005)分别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合作竞争理论对企业合作网络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实现分工与专业化效率、共享网络增值利益、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其成因，并且认为以契约和信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