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

——记军事医学科学院核试验病理分队

由于核武器的巨大威力，欲掌握战争主动权的西方发达国家本世纪40年代便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核竞赛”热极一时。继美国之后，原苏联于1949年原子弹爆炸成功，紧接着英、法两国也向世界宣布拥有了核武器。

面对这些，毛泽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被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原子弹和氢弹，我们说话就没有人理！”在毛泽东说这番话8年之后的1964年10月16日，中国西部大漠上空终于腾起了蘑菇烟云。

是日下午，数小时守候在中南海红机旁的周总理，指示核专家们迅速判明已爆炸的是不是一颗原子弹。核试验病理分队的首任领导刘雪桐，参与各方面众多专家进行的科学鉴定，共同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开具了“出生证明”。当晚，周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刘雪桐和病理分队在兴奋之余思考着：面对威力如此巨大的战争武器，病理分队的担子更重了——需要为中国铸造防核盾牌尽快作贡献。

32年来，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用高尚的爱国奉献精神，写就了事业的辉煌：

核试验病理研究分队经过大量动物试验，为掌握不同条件下核武器光辐射烧伤、冲击波损伤、核辐射损伤以及震动伤的杀伤范围及规律，总结一整套各种核伤害有效防护措施提供了重要的病理学依据。核试验病理分队的部分研究成果，已作为防原教材配发到部队和各地的人防部门。

十多年来，他们先后完成国家和军队重要科研任务50余项，摘取国家和军队科技成果30多项；编写学术专著和防原教材17部；参与完成了“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这一我国卫生界迄今唯一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核武器医学防护提供了病理学依据，为我国防原医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培养20余名硕士、8名博士，招收了3名博士后。

默默人生

军事医学科学院有一个亚洲唯一的军事病理标本陈列馆。近年来，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医学代表团来参观时，都用陌生的目光瞻仰着陈列馆里悬挂的吴在东、刘永、徐海超和刘雪桐这四位已故军事医学专家的遗像。他们都是我国核试验病理研究的奠基人，可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吴在东教授，这位从德国归来的著名一级教授，我军第一代军事病理学家，正当他在研究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学术领导地位日益确立的时候，却突然从公开的学术场合中消失了，朋友和学生到处打听他的消息，许多专家为他莫名其妙地“隐退”而惋惜。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失踪”的权威，后来成了中国放射病理研究的创始人。

名也是一种财富。搞科研的人知道，论文发表越多，成果认知面越大，而从事核试验病理研究的人只能望尘莫及。为了保密，他们的论文不能发表，成果不能公开，只能隐姓埋名，默默奉献。

尽管如此，病理分队的人们依然严格遵守着几近苛刻的保密规定，依然深爱着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王德文是出名的孝子，在父亲瘫痪的近4年时间，他把父亲接到自己拥挤的家中，端茶送药，细心侍候。一有空便陪伴在父亲身边。1976年，王德文又一次出差去试验场时，他的父亲已经言语不清。王德文生怕这一去再也见不到父亲，父亲睡着后，他呆呆地在父亲身边陪伴了几个小时。

1994年，副研究员崔玉芳被派到英国曼彻斯特癌症研究所学习。对于从事保密科研事业的人来说，这是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期间，崔玉芳完成了5篇学术论文。导师看中了他的才干，崔玉芳却按期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祖国的防原医学事业更令我向往！”

数十年隐姓埋名，数十年默默奉献，甚至当他们将生命融入了广袤的大漠亦无人知晓。

1994年10月7日晚，在完成了当天动物回收和对数十只动物试验进行眼底观察后，高级实验师王芝萍突然感到头痛难忍。当战友们将她火速送回驻地医疗队抢救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大漠绿洲

核试验基地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方圆数百公里，除了沙子就是石头。大漠深处，冬季温度低至摄氏零下30多度，穿上皮大衣还发抖；夏季就像大蒸笼，地表温度有时高达摄氏60度以上。八九十年代，核试验场有了一排排平房，但在核试验初期，病理分队与许多核试验工作者一样，住的全是半地下室的地窝子或是帐篷，夏天睡在自己割来的芦苇上，忍受着蚊虫的侵袭；冬天要和狂风搏斗，遮风挡寒的帐篷常常被骤然而起的狂风扯作风筝，放飞空中；端着饭碗的人们刚刚赶走争食的苍蝇，沙粒冷不丁铺进饭碗一层。戈壁大漠的干热使人们的嗓子烟熏火燎似的疼痛。水是有的，河水就从营地边静静流过，可那是含镁、钠等成分过高的苦水、咸水，越喝越渴，越渴越喝，以至于人人腹胀拉肚子，只好不停地跑厕所，而只要一蹲下，那里蚂蟥似的蚊子便会蜂拥而至，将你团团围住……

为了祖国的需要，每次核试验任务一下达，病理分队的科研人员不分职务高低、年龄大小，个个都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面对环境异常艰苦的核试验现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那里进发。

每次进发都需要有人“打前站”。现已是副研究员的鲁华钰争当“先锋官”。有年冬天，他和另两名打前站的同志下火车后，搭乘一辆装满水泥的卡车。隆冬的新疆，气温大都在零下30多度。尽管鲁华钰等人穿着棉衣棉裤和皮大衣，仍然难以抵御刺骨的寒风。为了挡风，鲁华钰他们用水泥袋垒了一个露天的“碉堡”。整整一天的路，下车时把司机吓一跳，原来他们都变成了“水泥人”。

打前站的人到达试验场后，紧接着大队人马出发。从北京到核试验现场有数千公里路，要坐八九天闷罐车，再坐卡车在“搓板路”上颠上两三天。冬天的严寒曾使许多人冻伤以至于落下后遗症。一次病理分队经过几天的颠簸终于到达核试验场。人们都下了卡车，唯独女实验师李延平双脚蹬着地、双手扒着车厢板不离车。“过来呀！”别人喊她。她带着哭腔说：“我下不了车！”原来，她的手和脚被冻得失去了知觉。直至今日，她的拇指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可这位1945年生于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的高干子女矢志不渝，30多年从没有放弃过参加核试验的机会。

搞核试验病理研究不能缺少动物。自1964年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每次试验都用车皮装着动物，一路上各种动物发出不同的惊叫声。每到一站车未停稳，队员就立即赶往动物车厢给它们喂水喂食、打扫卫生。有一年，车行半途，出现一个意外情况——坐人和载动物的车厢要分开运行。为了照顾实验动物，饲养员秦希学爬上动物车厢与动物一起生活了四天四夜，等到终点站时，秦希学满身动物屎和毛，而试验动物却完好无损。

初进核试验场，茫茫大漠之中，队员们只好住帐篷。帐篷顶不住大风，他们就和其他参试人员一起，自己动手打土坯、建土房，经过几年的苦干，宿舍伙房建起来了，动物房建起来了，各种实验室、解剖室也建起来了。手上的血泡渐渐变成了茧子。搞核试验的科技工作者练就了泥瓦匠的手艺。一次，张爱萍将军来到工地，见他们满身泥巴，满脸汗水，问：“苦不苦？”大家齐声说：“建好房子就是为了以后再来少吃苦。”

为了获取最准确的核试验数据，他们要求运进核试验场的动物保证无病无伤，体格健壮。为此，大漠沙暴起、淡水运不进的日子里，他们宁可自己喝苦水咸水，也要把仅有的淡水留给动物。风暴袭来之时，所有人不是向自己住房躲，而是冲到动物房里加固门窗。

英雄无悔

60年代初，当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的日子越来越紧迫时，负责核试验病理研究的刘雪桐教授的工作也到了最紧张的阶段。核辐射的杀伤威力到底有多大，如何选择不同距离、不同地点布放动物更有利于系统研究等问题摆在他们的面前。以前关于核爆炸的杀伤知识，只在书本上有过浅显的记载，如今真正去观察核武器的杀伤威力时，刘教授第一个挺身出来：“我儿女双全，我到最前面去！”在他的主持和带动下迅速形成了布放回收方案。

“核武器损伤的防护和救治研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可借鉴的资料十分有限，全靠现场数据的积累、经验的总结。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我就是少活二十年也要为祖国的防原医学事业填补空白。”这是现任病理分队负责人王德文研究员的一段肺腑之言，也是病理分队人员的心声。

进入沾染区回收动物的人员每人都带有放射探测仪，按照基地命令：所有回收动物的人员每隔一定时间要观测一下自身受辐射剂量，一旦超过安全标准，必须立即撤退。但为了把抛掷得很远、被埋在工事里的动物全部收回，明明知道受辐射剂量可能超过安全标准，他们还照样往前闯。一次，由于核爆中心放射性物质多，地面裂缝过大，漫天的尘土又使人难以看清道路，中心区全被侦察分队的官兵封锁起来。担任第一布点回收任务的实验师李延平和博士后宋良文冲到爆心附近时，侦察分队的干部死活不让他们进，李延平急了：“那里有宝贵的核试验动物标本，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们收回来！”侦察分队干部拗不过，只好叮咛她“快进快出”。于是，被放行的李延平和宋良文让阻挡在外围的卡车不熄火，司机不下车，自己和宋良文在从爆心到汽车几百米的距离间一次次往返，直到把铁笼子里的、埋在沙堆里的实验动物全部装运上车。

王德文也是核试验场有名的“拼命三郎”。在32年的核试验病理研究过程中，他深入核爆中心抢救实验动物的次数最多，而且不论布放点险情多大，他都坚持一只不少地把动物收回来。有一次，为了研究核武器对山洞里生物的杀伤效应，病理分队在爆区中心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布放了实验动物。核爆后，基地领导得知山洞石块随时可能下落，便通知警卫分队封锁洞口，不准进洞回收。队长王德文研究员向基地司令员请求：“请批准我们把动物收回来，因为这对我们的研究课题太重要了……”司令员感动地说：“我们的官兵就爱戴这样的科学家。”他指示组成小分队，携带着必要的防护器材、辐射侦察仪和测有害气体的鸽子等，保护专家进洞回收。到了布点，他们意外发现所有试验动物在核爆后7天居然还全活着。王德文如获至宝，早把危险忘到了脑后，在战士们的催促下，他才停止了现场观察，把动物抢收回来，这几只超过了预期存活时间的实验动物，为王德文对核爆炸震动伤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数据。

1996年7月29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告：从今年7月30日起，中国将暂停核试验，历史终于将这一批默默奉献的军事医学科学家推到了台前。

埋名32年默默奉献的核试验病理分队，祖国和人民向你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悠悠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科技日报》，1997-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