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务员薪酬制度

在日本，公务员与公企业人员的服务者形象深入人心，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薪酬制度。

日本公务员与公企业人员主要有三大类：国家公务员、独立行政法人（政府各部门管辖管理机构人员）和特殊法人（政府设立的公共事业公企业人员，如株式会社）。这三类群有着不同的薪酬管理规定。

在国家公务员方面，日本政府采用“人事院劝告”的方式来制定或修改其工资水平，人事院每年定期进行生活费与工资调查，并与民间企业员工比较，在这个变化基础上调整并参照民间企业工资水平的增减幅度，直接向政府提出报告，得到批准后实施。

在独立行政法人方面，制定《独立行政法人整合合理化计划》等法规，约束和制定这部分人群的薪酬待遇。对于薪酬水平高于国家公务员的那部分人，要求将其原因公之于众，并要得到官民认可；并且，独立行政法人工资要与业绩挂钩，作为考核基准；同时，还要由监事进行监察，由评价委员会进行事后评价，作为调整依据。

对于特殊法人，由于他们采取的是与民间企业一样的企业形态，虽然在经营上和薪酬水平上能够自主掌握，但是必须要受到政府制约和规制，被规定只能略高于独立行政法人的水平上，如有需要，以此作为参考依据及时修改。

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不同的方针，并且公之于众，既保证了各机构的运作和人员安排和合理化，又得到了国民的有力支持和响应。

资料来源：参见刘昌黎：《日本怎样控制公务员与公企业的薪酬》，见新浪博客，2010-07-23。

新加坡“高薪养廉”是个传说

新加坡“高薪养廉”在某种意义是个传说。新加坡公务员在获得高薪之前，就已经廉了。

新加坡卓有成效的廉政努力，始于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1959年上台。那时，内阁成员宣誓就职，没按惯例穿西服，而是白衣白裤以示廉政的决心。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反腐取得进展：一方面修法降低反腐法律实施的难度，提高腐败的惩罚程度，雷厉风行地查案，维持压力；另一方面则减少行政审批流程，压缩基层执法人员便宜行事的权力，减少灰色空间。

人民行动党上台初期，面临内外挑战，财政也有赤字。至少在1972年之前，高薪尚未出现，高级公务员反而一度减薪。直到1972年，公务员的薪水才向市场水平看齐。1993年，政治任命的职位和公务员体系开始大幅提薪。部长的年薪与律师、医生等私营业界收入最高的极少数人挂钩，如今达到以百万美元计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高薪养廉”的传说。

部长的高薪，不是为了“养廉”，而是为了揽才。在新加坡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国家，经济腾飞和人才竞争的国际化使得企业高管的薪水迅速飙升，政界人才流失严重，给新加坡坚持的精英治国理念造成了严峻挑战。

新加坡并非所有公务员都高薪。公务员队伍也包括教师和一些技工，有些工种的低级别公务员月薪仅约1.000美元。准确的说法或许是薪酬市场化或合理化，薪酬与其技能和劳动付出匹配，与私营业界持平。公务员是一种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进出自由，高级别的公务员也可从市场上选聘，好处是稳定，但约束也更多。正因如此，新加坡没有热门的公务员招聘考试，政府为了“预订”潜力人才还发奖学金。

新加坡的公务员薪资还有另一原则——“裸薪”。总理没有专机，部长也没有分房、没有专车，使用公车要详细到报备每一段行程。甚至，一般情况下公务员连政府负担的退休金也没有。李光耀曾说，他是东南亚薪水最高的总理，但也是最穷的总理之一。

部长有高薪，却非热门。部长中有不少人原来是资深的律师或医生，找他们出来参加竞选不容易。当地人说，对这些人来说，部长没什么好当的，拿的钱不如原来多，还要“挨骂”。

有学者说，薪酬合理化可以减少腐败的诱因，只不过要与推进“看得见的廉洁”配合同步进行。或许正是如此，在新加坡，给公务员调薪水没那么多人反对。

仅靠高薪，未必就能养廉。新加坡最近也有高官贪小便宜被控上法庭的案例。新加坡当初的风气转变，公众逐步树立对反腐的信心，靠的是修法和执法的决心，维持廉洁靠的亦是决心与坚持，依法查处每一个案件，不管涉案者是谁。

资料来源：陈济朋：《新加坡“高薪养廉”差不多是传说》，见新华每日电讯，2014-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