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都各自通过自己的道路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 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诞生在德国莱茵省特利尔的一位律师家庭。1830年10月至1835年9月，就读于特利尔中学。由于家庭和环境的影响，马克思从小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教育，中学毕业作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显示了他卓越的分析才能和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高尚情操。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到柏林大学法律系。马克思开始比较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1837年4月至5月，在柏林郊区施特拉劳休养期间，他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并结识博士俱乐部的成员，开始转向黑格尔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1841年3月，马克思毕业于柏林大学；同年4月写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观点属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表现了马克思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战斗的无神论思想和勇于突破旧说的独创精神。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未能实现在波恩大学执教的愿望，转而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自1842年4月开始，他针对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写了一系列文章，从5月起在《莱茵报》连载。文章在国家、法和自由等问题上仍然保留黑格尔的观点，但开始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针对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争论，马克思发表了题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的论文。他在分析对待出版自由的各种态度时，强调“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揭示了德国的社会结构和隐藏在辩论后面的各等级的不同利益。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自觉地为备受压迫的贫苦农民的利益辩护，谴责省议会把捡拾枯枝列为盗窃林木的企图，并发现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同现实的矛盾，认识到普鲁士国家不是理性的体现，它已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他开始觉察到私人利益，即剥削者的物质利益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并作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林木和林木占有者本身如果要颁布法律的话，那末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它们颁布的地方和书写的文字不同而已。”马克思又在反驳莱茵省省长沙培尔的论战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通过对摩塞尔地区农民破产原因的考察，进一步强调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不能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而应该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并研究这些关系的客观本性。

在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也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2年10月，马克思接任《莱茵报》主编，并就共产主义问题同奥格斯堡《总汇报》展开了论战。他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肯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指出各种醉心于实际试验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弱点，提出要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的任务。与此同时，他着手钻研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开始对共产主义进行研究。

普鲁士政府于1843年1月19日决定从当年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3月17日，马克思声明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以示抗议。5月，来到克罗茨纳赫，不久同燕妮结婚。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碰到了许多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国家问题。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大量阅读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瑞典、波兰的历史著作，特别是有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著作；研究早期资产阶级作家和法国启蒙主义者的政治理论著作，做了读书摘要即《克罗茨纳赫笔记》；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论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揭示了私有财产对政治国家的支配作用，并批判黑格尔关于通过中介调和矛盾的理论，提出了关于矛盾类型的学说，开始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马克思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原理，是他由唯心主义继续转向唯物主义的重大一步。

从1843年3月开始，马克思同A.卢格联系创办《德法年鉴》。同年10月，为了《德法年鉴》的出版，马克思偕燕妮侨居巴黎。马克思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分析了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步性和不彻底性，把人类解放置于政治解放之上，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把无产阶级看作人类解放的心脏，把哲学看作人类解放的头脑，并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由此表明，马克思已经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阶级力量和途径。

恩格斯的思想发展 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巴门一个工厂主家庭。13岁以前，在故乡巴门理科中学读书；此后就读于爱北斐特的理科中学。毕业前一年即1837年，由于父亲的坚持，辍学经商。1838年，恩格斯来到不来梅，开始同青年德意志运动发生了联系，并开始清理自己受到的宗教影响。

1839年3月至4月，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乌培河谷来信》，对盛行于乌培河谷地区的虔诚主义进行了揭露，并控诉厂主的残酷剥削，对劳动者寄予无限的同情。不久，施特劳斯(1808—1874)的《耶稣传》帮助恩格斯进一步了解黑格尔的思想，使恩格斯开始脱离青年德意志运动，转向青年黑格尔运动。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并结识了博士俱乐部的成员K.F.科本(1808—1863)和A.鲁滕堡(1808—1869)等人。1841年11月，恩格斯旁听了谢林在柏林大学的讲学，并在谢林讲学后不到一个月，以F.奥斯渥特的笔名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随后在1842年初，以单行本形式在柏林出版了未署名的两本小册子：《谢林和启示》与《谢林——基督哲学家》。恩格斯反驳了谢林宣扬的非理性主义和蒙昧主义，捍卫黑格尔，肯定青年黑格尔派的功绩。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来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当职员。这是恩格斯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发展的转折点。列宁指出：“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恩格斯到达曼彻斯特时，宪章运动正受到挫折。当时有人认为英国不可能发生革命，恩格斯的看法则相反。1842年11月至12月，他在《莱茵报》上发表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等一系列文章，对英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状况、无产阶级的处境、革命的前途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认为政治革命是政权的更迭，而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根本改变人的生活条件，消除劳动者的贫困。恩格斯这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他在关于英国的一系列文章中，虽然看到了物质利益在阶级、政党斗争中的作用，但对这种情况持否定态度，认为原则应该高于物质利益，表现了重视思想原则，轻视物质利益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深入工人家庭，亲身体会到工人的穷困，并同宪章派及其领袖以及住在英国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他还研究了英国政治经济学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他在1843年5月至6月发表《伦敦来信》，朝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恩格斯通过对英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以及阶级和政党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英国各个政党的阶级基础；分析了英国反谷物法斗争中阶级力量的配备，赞扬英国工人为改造社会而献身的斗争精神，满腔热情地寄希望于英国的工人群众。特别是在1843年11月发表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他完全摒弃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奉为楷模的观点，揭露了它的虚伪本质，肯定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他还对当时在欧洲一些国家流行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以及巴贝夫、卡贝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概括性的评论，指出它们的弱点，强调指出：“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

恩格斯在于《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社会主义观点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和起源；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经济现象，如私有制、竞争、价值、资本和劳动等等，力图从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强调消灭私有制、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恩格斯尖锐批判了卡莱尔(1795—1881)鼓吹退回封建社会、宣扬英雄崇拜、蔑视群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明确指出，英国唯一有前途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政党，唯一有前途的阶级是阶级，“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恩格斯通过自己的道路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从而同马克思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